长久以来，在文旅宣传的渲染之下，不少人默认襄阳古隆中就是诸葛亮当年的故居与躬耕之地。梳理一手史料、考古勘探结论、国家文物部门的官方定性，可以得出清晰结论：今日襄阳“古隆中”，既不是诸葛亮的原生故居，也并非建安年间他躬耕劳作的场所，它只是一处明清时期修建起来的纪念建筑群 。
首先从第一手文献来看，诸葛亮本人留下的文字，没有一字指向汉江南岸的这片山地。在《出师表》当中，诸葛亮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只给出了“南阳”这一宽泛的郡名；《三国志·诸葛亮传》正文通篇不见“隆中”二字。“隆中”地名最早出现于东晋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过去一百余年，属于后世追记，并非三国同期史料 。习凿齿记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按照汉代行政区划，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作为天然边界，南阳邓县辖区处在汉水北岸；如今古隆中景区坐落于汉水南岸，汉代隶属于南郡襄阳县。二者在地理方位上出现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后世将南岸伏龙山改名为隆中山，把东晋记载的地名移植到此地，完成了地名与地点的嫁接，这套叙事成型于明代，并不是汉末本来面貌。
考古勘探的结果，是无法回避的硬核事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1996年国保申报之时，文物机构多次对古隆中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钻探。整片山间没有发现东汉末年连续的文化堆积层，找不到房屋基址、灶台、农耕土层，没有汉代农具、日用陶器等能够证明有人长期定居耕读的实物遗存。景区被视作标志性遗迹的六角井，砖石砌筑工艺鉴定为清代营造，同样不属于汉末遗迹。景区现存三顾堂、草庐亭、武侯祠等所有建筑，文物年代被国务院文件明确标注为明、清。也就是说，在诸葛亮躬耕的建安时代，如今的隆中山只是一片荒山野岭，不存在可供长期安家耕种的居所；现在游人所见的全部景观，都是千年之后后人修建的纪念物，不能等同于诸葛亮生活过的原址。
1996年国保申报事件，给出了权威的官方边界。当年湖北最初以“隆中诸葛亮故居”的名称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驳回。驳回的两条理由十分明确：其一，没有汉末人居遗存，不满足“故居”的认定条件；其二，史料地理争议长期存在，不能单方面定论为躬耕原址。重新调整材料上报之后，国务院公布名录将其定名为带双引号的“古隆中”。这一对引号并非多余的标点符号，代表文物部门严谨的区分：“古隆中”是后世流传下来的纪念性地名，此处保护对象是明清古建筑群。官方没有承认此地为三国故居，更没有盖章认定这里是躬耕地。文物保护资格保护的是后世纪念建筑的历史价值，并不代表追认此地为汉末原生遗址。文保身份和史实原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相互偷换 。
我们并不否认古隆中承载了千百年的诸葛文化信仰。自东晋之后，文人百姓感念诸葛亮，陆续在襄阳一带营建祠宇，凭吊怀古，这份纪念文化自有其人文价值，应当得到尊重与保护。但是缅怀的纪念场所，不能等同于当事人真实生活的家园。故居，要求保留或者存在当年居住生活的遗迹；躬耕地，需要对应时代耕作、居住的完整证据链。这两项硬性条件，今日的古隆中全部不具备。
将纪念地混同为躬耕原址，是长期宣传叙事带来的认知偏差。客观区分史实原址和后世纪念建筑，并不会消解诸葛亮文化的分量，只会让历史认知回归实事求是。襄阳古隆中，可以作为后人追思诸葛亮的人文地标，却不能称作诸葛亮的故居，也不能认定为他躬耕的地方。厘清这一条边界，才是看待这段历史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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