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48岁,受痔疮困扰在家躺了四天,“疼得实在受不了才在网上搜索肛肠门诊,如果只有男医生,我就不来了。”
她,46岁,因肛裂、混合痔曾去就医,但草草咨询两句便离开诊室,“没有继续接受肛门指检,面对男医生,多多少少有些别扭。”
她,23岁,便秘、便血逾一年,起初以为是上火,直至如厕后“马桶里全是红色”才下定决心寻医挂号,诊断为肛裂和混合痔,“第一次指检就有一种羞耻感,即便是女医生也会不好意思,但相比男医生,沟通时还是少了许多顾虑。”
8月的一个下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下称:世纪坛医院)“女性肛肠病门诊”,上述三名患者坐在候诊区等待术后复查。7月,当她们在社交平台搜索“北京、痔疮、女医生”等关键词时,意外发现世纪坛医院专门设立了“女性肛肠病门诊”——全女性医护团队、一医一患、独立诊室。
几乎没有犹豫,三人挂了号。从面诊、术后换药到复诊全都是女性医护,最大程度消除了她们的顾虑。“态度亲和的女医生能有效缓解女性患者的紧张情绪。术后家人替我换药,自己都感觉有些尴尬。如果面对异性医生,会更紧张。”23岁的陈女士坦言。
据48岁的王女士观察,受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在涉及隐私部位的诊疗上,诸多女性会因羞耻与尴尬介意异性接诊。专属女性的肛肠门诊,恰好能消除这份心理顾虑,“促使我们女性更愿意主动就医,避免小病拖成大病。”
近两年,女性肛肠门诊正从“新鲜事物”变成越来越多医疗机构正在探索的“标配”。
九个月前,世纪坛医院正式设立“女性肛肠病门诊”,由中医肛肠外科副主任崔国策医生带领的女性医护团队组成。
8月19日,崔国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提到,全国肛肠疾病流调显示,女性肛肠发病率高出男性13.1个百分点,但就诊率却偏低,存在“高发病,低就诊”的突出矛盾。而在女性门诊成立前的调研中,她发现,超过85%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更愿意选择女性肛肠医生”,90%以上认为“独立诊室”和“一医一患”是她们最看重的。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通过全女性团队和隐私措施,有效降低了女性患者的就医心理门槛。”崔国策介绍,截至目前,该院“女性肛肠病门诊”累计接诊约2520人次,月均280人次左右,比预期高出约12%,“这说明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过去被压抑了,很多女性患者不是不存在肛肠疾病,而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看。”
在崔国策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很多人并不知道有专门的女性门诊,患上肛肠疾病仍是能拖则拖。她希望通过全女医护门诊给女性更多选择,让她们正视疾病、及时就医、问诊“不尴尬”。
崔国策医生在女性肛肠病门诊。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摄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崔国策的对话:
女性高发病、低就诊,“不是没需求,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看”
新京报:日常接诊里,女性患者最普遍的顾虑是什么?开设女性肛肠病门诊的契机和背景是怎样的?
崔国策:女性肛肠病门诊的开设经过了多年的酝酿。2018年前,中医肛肠外科仅有一名女医生,她的号很难挂上。医院内部女性医护人员也有强烈需求,希望有更多女医生。后来科室的女医生越来越多,我是2022年来到科室的,目前男女医生比例约为1:1。
我在门诊见过太多“犹豫的脚步”。很多女性患者挂完号,在诊室门口来回踱步,看到是男医生,转身就走了。还有一些患者进来以后,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问半天才小声说一句“医生,能不能让其他人都出去”。肛肠检查需要暴露隐私部位,对很多女性来说,这是最大的心理障碍,甚至超过了对疼痛的恐惧。还有就是怕自己的问题“太丢人”。很多患者会反复解释“医生,我平时很注意卫生的”,有的会问“医生,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她们担心医生嫌弃,也担心被贴上“不注意卫生”的标签。
正是因为种种顾虑,女性患者就诊率较低,但女性因为月经、孕期、产后等独特的生理周期,导致发病率更高。全国肛肠疾病流调显示,女性发病率67%,男性53.9%,女性高出13.1个百分点。“高发病,低就诊”的矛盾十分突出。很多女性拖延就诊导致病情升级,小切口能解决的,拖成大手术;3天能出院的,拖成7天。伴随而来的是心理负担升级。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已经不光是身体不舒服,还带着“我怎么把自己拖成这样”的焦虑、自责。
这些让我意识到,技术可以治病,但信任才能让人走进来。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专门为女性患者设计的门诊——全程女医护、独立诊室、没有外人打扰,让女性能放松地看病。
新京报:“全女性医护、独立诊室、一医一患”这套标准流程是如何设计落地的?
崔国策:开诊前主要围绕三个方向进行了调研:女性患者对就医环境的需求;对隐私保护的关注度;对女医生接诊的意愿。上百份反馈中,超过85%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更愿意选择女性肛肠医生”;90%以上认为“独立诊室”和“一医一患”是她们最看重的。
我们模拟了女性患者从进门到出门的全过程,在每一个可能的“尴尬点”设置解决方案。挂号环节上,患者可以在挂号系统看到医生性别。问诊环节上,诊室全程关门,只有医生和患者两人,坚决杜绝推门就进的情况;诊室门采用全遮蔽设计,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检查床旁设有屏风,患者换衣、检查均有屏风遮挡;所有检查操作均由女医生完成,需要暴露检查时,会提前告知患者并获得同意,每一步操作前都会告知,比如“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您会有什么感觉”。后续如需换药或术后复查,同样保证全程由女性医护操作。这套流程不是一次性设计出来的,是在开诊后根据患者反馈不断打磨的。
新京报:开诊九个月,累计接诊了多少人次?相比预期如何?
崔国策:累计接诊约2520人次,月均280人次左右,比预期多了约12%。最初预期月均250人次左右,但开诊第二个月就突破了280人次,之后基本稳定。号源供不应求,武汉某医院的女子肛肠门诊同样“一号难求”,这说明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过去被压抑了,很多女性患者不是不存在肛肠疾病,而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看。
挂号系统内显示“女性肛肠病门诊”。网页截图
“打破这份不好意思,可能只需要一次就诊体验”
新京报:这九个月来,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案例和患者就诊体验反馈?
崔国策:一名32岁的产后妈妈,生完孩子后痔疮脱出回不去,硬扛了8个月不敢来。来的时候已经形成嵌顿痔,疼痛难忍。她说“早该来的,但就是不好意思”。这个案例让我特别感慨,患者花了8个月鼓起勇气,而打破这份不好意思,可能只需要一次就诊体验。
一名26岁的女性,便血半年不敢看,自己上网查,越查越害怕。来门诊做完肛门镜,发现只是Ⅰ期内痔,做了套扎,两三天就恢复正常了。她后悔没早点儿来,跟我说“早知道这么简单,何必担心半年”。
患者反馈可以总结为三个高频句子。“早知道就早点儿来了”这句话我听到的频率最高,来自超过80%的患者。这也是我最大的动力和遗憾。“全程都是女医生,不尴尬了”很多患者说,以前想到要看肛肠科就觉得“羞”,现在有这个门诊,心理压力减轻了。“检查其实不可怕”很多患者反馈我们门诊的检查和治疗体验比她们想象中轻松很多,我想这跟全程女医护操作、充分沟通告知有直接关系。
新京报:有哪些情况是开诊前预料到的?哪些是没有想到的?
崔国策:“85%的女性更愿意选择女医生”的调研数据被验证。预约后台数据显示,标注“女性肛肠病门诊”的号源预约速度是普通号源的2至3倍。“拖延就诊现象普遍”也被验证,初诊患者中病程超6个月的占60%以上。
从患者画像上看,约一到两成是产后妈妈,两到三成是中老年女性,但我没想到的是,22岁至27岁的年轻未育女性占比达15%,比预想多。肛肠疾病呈年轻化,上班族久坐活动少、上洗手间时间过长等都会引发相关疾病,年轻女性患者基数不小,门诊开了以后,这部分人群开始浮现了。
原以为女性患者只看“是不是女医生”,没想到她们对专业性同样重视。多名患者就诊前查过医生背景,甚至知道医生发表过的论文。在我看来,女医生是让女性患者敢来的“入场券”,女医生的专业能力则是患者后续信任的理由。
新京报:在你看来,选择女性门诊的患者最看重的是什么?
崔国策:许多患者特别在意问诊细节,比如关门时的那声“咔嗒”。一名患者第一次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进来,检查前她小声问我:“医生,门锁好了吗?”我给她看门锁,告诉她外面看不到也听不到,她这才长舒一口气。后来我意识到,患者需要的安全感,不只是有女医生,而是从挂号到检查结束,每一个环节都在告诉她:这里没有第三个人,没有男医生,没有推门就进的“意外”。
同行曾分享过一名年轻女性患者因拖延就医,后来因痔疮发作引发宫缩流产的故事。她的拖,不是不疼,是因为不敢去。如果当初有一个让她安心的诊室、一声让她踏实的关门声,也许结局会有所不同。舒适的环境和真诚的关怀,和医疗技术一样重要。
女性肛肠病门诊诊室内。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摄
仍有许多人不知晓“女性肛肠病门诊”的存在
新京报:门诊运行九个月,遇到过哪些实际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崔国策:一大困难是人手不足。科室女性医生有限,既要出门诊又要做手术,目前每月接诊280人次已是饱和状态,要想接待更多病人,需要更多人手,而培养一名能独立出门诊、做手术的女医生至少需要3至5年,肛肠外科女医生占比本身就低,这是全国性难题。
偶尔女医生不够,患者不得不转给男医生,这种情况目前占比约5%,虽然会提前沟通、取得同意,但每次都是遗憾。
另外就是场地有限。独立候诊区、独立诊室、独立检查室都需要空间。门诊量增长后,空间越来越紧张。目前我们已增加女性医生编制、扩大诊区。
新京报:门诊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未来还有哪些规划?
崔国策:我在实际看诊中发现,约30%的患者同时需要盆底康复、产后康复,这是目前患者需求较大、较迫切的。我们计划建立围产期(怀孕28周至产后一周)肛肠健康管理体系,与产科联合,建立备孕—孕期—产后全流程管理,把“出了问题再来”变成“全程主动管理”。盆底康复需要多学科协作,计划与康复科、妇科、泌尿科联合,引进更多盆底康复设备,提供从评估到治疗的一站式服务。
在诊疗环节,我们会完善更多就诊细节。我收到一名患者的匿名反馈,说她做检查时手没地方放,全程攥着拳头、全身僵硬。我们考虑再给检查床加一个把手,让患者紧张时有地方握,或者添置压力球,感到紧张的时候可以捏一捏。还计划开设术后加速康复护理门诊,解决“手术好做、术后难熬”的问题。
同时,开设线上私密问诊通道。很多患者不方便面诊,但又需要专业指导,希望针对女性患者的线上咨询通道,可以进一步降低就医门槛。
此外,我发现很多女性患者对肛肠疾病了解太少,能拖就拖。我们希望做更多面向女性的科普内容,让女性肛肠病门诊帮助更多女性消解就医的顾虑。
女性肛肠病门诊诊室内。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摄
新京报:有没有切实感受到通过开设女性门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基于医生性别原因就诊率低的问题?
崔国策:女性肛肠疾病发病率67%,比男性高13.1%,主动就医率却低近三成。九个月来,月均280人次的就诊量说明:当“女医生”这个门槛被移除后,被压抑的就医需求就会释放。
有患者带着姐妹一起来,也有母女同来的,还有宝妈群“组团”来的。传播路径很清晰:治好一个——告诉身边人——带来三五个。患者比想象中更愿意“转介绍”,约35%至40%的新患者通过熟人推荐,远超预期。口碑就是最好的推广,这比100本宣传册更有力量。
一名女性患者,背后代表的可能是一整个不好意思看病的女性群体,她们之间不需要说太多,一句“这里全是女医生,我去了”就够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初诊患者中病程超过6个月的仍占60%以上,说明“信息差”是核心问题,还有不知道这个门诊的人,依然在拖。如何让更多还不知道这个门诊存在的女性,在症状出现时就找到我们,也是我们正在思考的。
新京报:九个月的实践下来,你对“女性肛肠病门诊”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崔国策:我发现,有人将同性接诊视为刚需,也有人并不在意性别差异。需求的差异化,也让女性肛肠病门诊的存在有了更具体的现实意义,它不要求覆盖所有患者,但可以为心存顾虑、在意隐私的女性,提供更多的就医选项,让她们把压抑的就诊需求释放出来。
女性门诊其实是信任前置,患者敢来,信任已经完成了一半。而从挂号到随访,每一个环节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这里安全吗?”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信任就会打折。
这九个月的实践告诉我,女性帮助女性,这条路走对了。女性门诊的开设,不只是解决疾病,更是让女性患者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希望以后我们的门诊可以帮助更多女性正视疾病、及时就医。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实习生 王恋齐
编辑 刘倩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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