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世界强国|俄罗斯|卢拉|巴西|法国|韩国

2014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7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35岁的巴西数学家阿图尔·阿维拉拿了菲尔兹奖。当时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出过菲尔兹奖得主，巴西数学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

几年后，我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上，一个十五岁上下的男孩赤脚从我身边跑过，顺手抓走了我放在沙滩椅上的一袋面包和半瓶水。我下意识追了两步，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从袋子里抽出面包塞进嘴里，边跑边嚼，转身消失在夕阳里。

他没有恶意。他甚至像个在做游戏的孩子。但那个笑，我记了很多年。

这两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打架。一个巴西人站在人类智力的最顶端，另一个巴西人为了一袋面包在沙滩上赤脚奔跑。他们之间隔着的，远远不止几公里。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巴西不是输给了谁，巴西是输给了自己。

但“输给自己”这四个字，如果只用民族性格来解释，太轻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来不是性格决定的，而是历史必然性与无数次偶然性交错耦合的结果。巴西的悲剧恰恰在于：它曾经拥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几乎所有条件，却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被偶然性带偏了方向。而这些偶然性的背后，又藏着更深的必然。

一

南美洲地图

唯物史观从不否认必然性的决定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但必然性从来不是抽象地悬在历史之外，它必须通过大量偶然性来展现自身。

历史最终的结果，从来不是某一个意志的单独实现，而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的合力。每一个具体意志相对于总方向而言，都是偶然的。但正是这些偶然意志的碰撞、抵消、融合，最终产生了一个不以任何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果。

巴西的建国史，就是这一规律的绝佳注脚。

1822年，巴西独立。几乎没放几枪。

葡萄牙王子佩德罗在伊皮兰加河边喊了一声“不独立毋宁死”，然后就成了巴西皇帝。这在整个美洲殖民地独立史上是罕见的偶然——造反的不是本土革命者，而是宗主国王室成员本人。巴西绕过了惨烈的独立战争，保留了君主制，保留了奴隶制，保留了旧有的土地贵族秩序。

短期看，这是幸运。没有流血，没有大破坏。长期看，这是一次致命的错位。巴西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砸碎旧秩序的社会革命，它的独立是自上而下的恩赐，不是自下而上的重构。旧的土地制度、旧的阶级结构、旧的社会心理，全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印度也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1947年独立，尼赫鲁选择了议会民主制，保留了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农村封建关系。印度走的同样是渐进改良的路，没有彻底打碎旧秩序。

但印度有一个巴西没有的东西：持续的外部压力。从独立第一天起，印度就面临巴基斯坦的军事对峙、中印边境冲突、南亚地缘棋局的多重挤压。这种压力迫使印度始终维持庞大的军队，也迫使它必须在国防自主上持续投入。核试验、导弹计划、航母计划，都是逼出来的。

巴西没有这种压力。它和所有邻国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外敌入侵威胁。它从来没有“不发展就灭亡”的紧迫感。

一个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疼痛的民族，很难长出刻骨铭心的自强。

巴西躲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也错过了一次彻底重塑自己的机会。

二

巴西的命好，好到了反常的地步。

面积851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五。可耕地全球第一，水资源全球第一，铁矿储量全球前列，石油、天然气、铀、铌、锰、稀土——翻开元素周期表，巴西的地下几乎都有。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之肺，潘帕斯草原是世界粮仓，伊泰普水电站曾经是世界第一。没有沙漠，没有极寒，没有大规模地震，没有毁灭性台风。

因为什么都有，所以种什么长什么，挖出来就能卖钱。巴西形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资源依赖型人格：与其苦哈哈搞工业化，不如卖大豆、卖铁矿石、卖牛肉、卖石油，换美元，买工业品，日子也能过。

2023年，巴西出口的大宗商品里，大豆、铁矿石、原油三样加起来占了一半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代接近30%的高点，一路萎缩到不足12%。去工业化比任何一个大国都来得彻底，而且心甘情愿。

资源诅咒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通过四条通道，一点一点杀死了巴西的工业。

第一条是汇率。大宗商品出口赚外汇，推高本币汇率，进口工业品变得便宜，本土制造业还没长大就被廉价进口货冲垮。巴西的制造业不是被枪打死的，是被汇率慢慢勒死的。

第二条是财政幻觉。资源出口收入让政府觉得，钱不用靠征税，靠卖矿就够了。于是它没有动力去建设一个能有效征税的现代国家体系。而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恰恰是靠征税和再分配来运转的。巴西政府在资源繁荣期不差钱，结果错过了建设国家能力的最佳窗口。

第三条是寻租。资源收益是天上掉的，谁离权力近，谁就分得多。政商关系在资源繁荣期被彻底腐败化，政治成为分赃游戏。政客不需要推动工业化，工业化太慢、太难、太不出政绩，不如批两个矿权来得快。

第四条最反直觉，但也最深刻：精英的理性选择。巴西的精英阶层其实在做“理性”的选择。对他们来说，维持一个卖资源加廉价劳动力加高消费的社会结构，比搞工业化更有利可图。工业化需要培养工程师，需要教育投入，需要给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这对精英来说是要让渡特权的。所以他们宁可把国家锁在资源依赖里，也不愿意真正推动产业升级。

但巴西最深的悲剧还不在这里。

巴西其实不缺明白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瓦加斯总统就喊出过“工业化是巴西唯一的出路”。五十年代，库比契克总统用“五年完成五十年的发展”的豪言，在荒原上建出了新首都巴西利亚。七十年代，军政府搞进口替代，钢铁、石化、汽车、航空工业一度全线铺开，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造出的支线客机卖到了全世界。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火。他们甚至亲手点过火。

但火烧到一半，就自己灭了。

因为工业化在巴西从来不是一个不可逆的国家意志。它只是某一届政府、某一个总统、某一时的资源价格催生出来的阶段性政策。资源价格一涨，卖矿比炼钢划算，工业就被晾在一边。资源价格一跌，财政吃紧，工业又被砍掉预算。工业化在巴西从来没有获得过“哪怕赔钱也要搞下去”的优先级。

俄罗斯的工业体系，是用几代人的血和命浇铸出来的。从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到西伯利亚的导弹发射井，从卫国战争的大迁移到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俄罗斯的工业化和民族存亡绑在一起。它已经长成了国家肌体的一部分。哪怕叶利钦把能卖的都卖了，那些工程师、那些图纸、那些车间、那些“造得出东西”的本能，仍然活着。

巴西的工业化，是一根插在沙土里的旗杆。每一阵风都能把它吹歪。

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崩盘，世界需要巴西拿出矿之外的竞争力时，它发现自己已经什么都不会造了。

三

巴西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政府。

从殖民时期起，巴西的治理就是分散的。葡萄牙王室派驻的总督权力有限，实际的行政和经济控制权分散在各个殖民据点和种植园主手中。独立之后，佩德罗一世很快被地方势力推翻，其子佩德罗二世在位期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平衡中。1889年帝制被推翻后，巴西实行联邦制，各州获得了极大的自治权力，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巴西的税制被称为魔鬼拼图。联邦税、州税、市税层层叠加，不同州之间的流转税规则千差万别。一家公司从圣保罗运一车货到巴伊亚州，中间要穿过三四个州的税务关卡，每一个关口都可能要求开箱查验、补缴差额。物流成本占巴西GDP的比重高达12%以上。

高速公路铺装率极低，铁路少得可怜，而且轨距不统一。一个圣保罗生产的汽车零件运到累西腓，运费可能比零件本身还贵。

国会里有三十多个政党，总统要通过一个法案，必须和几十个党做交易。任何一项全国性的基础设施规划，最终都会被地方利益、政客私利和无穷无尽的腐败拖死在审批流程里。

巴西的联邦制，是从殖民时代松散统治结构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从未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建设，从未有过一个能动员全国资源搞工业化、搞基础设施的统一意志。

印度也是联邦制，各邦权力很大。中央政府的执行力常常被讽刺为弱政府。种姓政治、地方语言政治、宗教政治把印度切割成几十个碎片化的选举市场。尼赫鲁当年想搞土地改革，结果被各邦的地主阶级联盟顶了回去，至今印度农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

但印度有一个巴西没有的制度优势：它的官僚体系和军队系统在独立后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和集中性。文官制度继承自英国殖民体系，虽然效率低下，但全国统一。军队更是完全中央化，从来没有地方割据的问题。印度的联邦制是乱中有序，巴西的联邦制则更接近散成一盘。

俄罗斯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普京上台后彻底扭转了叶利钦时代的地方自由化，重新把权力收归中央，削弱地方首脑权力，把资源经济置于克里姆林宫的直接掌控之下。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传统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今天，虽然断裂过，但从未真正消失。

巴西缺的，恰恰是这种哪怕专断也要把全国拧成一股绳的制度能力。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本质上是一场全国协作的革命。没有强大的中央组织能力，就不可能把几千万人从农业拉到工业里来，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调度物流、统一标准。巴西的联邦制，恰恰把这种能力阉割了。

四

如果说弱中央是巴西的纵向瘫痪，那么内斗与左右撕裂，就是它的横向自残。前者让国家无法组织起来，后者让国家无法连续起来。

2016年，巴西国会投票弹劾总统罗塞夫。电视直播里，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到麦克风前喊“为了家庭”“为了上帝”“为了国家”，然后投下赞成票。整个过程不像一场政治审判，更像一场集体宣泄。罗塞夫被罢免了，但罢免她的人里，没有一个能说清楚，巴西到底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从2003年到2023年，巴西总统从卢拉到罗塞夫，从特梅尔到博索纳罗，从博索纳罗再到卢拉。二十年里，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经历了三次大幅翻转：左翼福利扩张、中间路线紧缩、右翼自由化，再回到左翼的扩张。每一次翻转，都把前任的政策推倒重来。企业不敢做长期投资，因为不知道三年后税法和劳工法会变成什么样。

这种撕裂根植于巴西的经济结构。

一个卖资源的国家，必然形成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一端是控制土地和矿权的寡头精英，另一端是靠着政府福利和临时工作勉强为生的庞大底层。巴西没有培养出一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稳定器。它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中间阶层从来都是少数。

于是政治就变成了一场极化和反极化的反复拉锯。左翼政党靠底层选票上台，右翼政党靠精英和中下层的宗教情绪反扑。台上的人永远只代表一半国民，台下那一半人永远把对方视为敌人。

印度也撕裂，而且撕裂得比巴西还复杂。种姓、宗教、语言、地区、阶级，什么都能切成碎片。但印度的撕裂，从来不是为了“要不要国家”，而是为了“国家应该听谁的”。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撕，高种姓和低种姓撕，印地语和南方诸语撕，中央政府和各邦撕。但所有这些撕扯，都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共识之内：印度必须是一个统一的、能够在南亚称雄的现代国家。这个共识从尼赫鲁时代就焊死了。所以印度的内斗再惨烈，也很少有人去动“国家必须强大”这个底线。它是在规则里撕裂，在共识中争夺。争完之后，国家机器还在运转，政策框架还在延续。

俄罗斯的撕裂则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它被冻结了。普京用强权把矛盾压到地表以下，不让它变成街头政治。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但至少保证了政策的基本连续。它至少保住了军工和国家机器的完整。

巴西的撕裂，既没有印度的规则缓冲，也没有俄罗斯的强权冻结。它是敞开的、滚烫的，像亚马逊雨季的洪水，周期性地把一切冲得七零八落。

更要命的是，巴西的撕裂始终围绕着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国家到底要不要工业化，到底要不要成为一个难一点、慢一点、但能自己造东西的国家？

左派说要，但要靠国家主导，靠福利换支持。右派说要，但要靠市场开放，靠外资带技术。两派吵了三十年，结果既没有左派式的国家主导，也没有右派式的市场效率，反而把前者的国企弊端和后者的外资依赖结合在了一起。

巴西的问题从来不是选择太少，而是选择太多，多到每一次选择都像在为自己留后路。而一个总在留后路的国家，前面是没有路的。

工业化是一个需要几十年连续投入的工程。它要求一个国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一条连续的线：今天建的工厂，十年后还在运转；今天培养的工程师，二十年后还在攻关；今天制定的产业政策，三十年后还在被执行。

巴西的政策连续性从来没有超过三年。左派上台，推翻右派的私有化；右派上台，又砍掉左派的福利。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外国资本在观望中撤退，国内资本在不安中逃离。

一个连明年谁会执政都无法确定的国家，又怎么可能确定二十年后巴西的工业基础是什么？

五

巴西的教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双轨制。

有钱人的孩子上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学编程、学马术，一路到圣保罗大学或出国留学。穷人的孩子上公立学校，教室里没空调，老师工资常常发不出来，课本是旧版，操场是泥地。

OECD的PISA测试中，巴西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三项里长期排名倒数。十五岁的巴西学生中，有将近一半达不到最基本的阅读水平。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年轻人在全球化竞争中，连阅读一篇产品说明书都费劲。

更可怕的是，这种教育鸿沟被肤色和阶级固化了。贫民窟是黑色的，中产阶级是棕色的，富人区是白色的。一个黑人孩子在贫民窟长大，想靠读书改变命运，概率比中彩票还低。

我在圣保罗北区一个叫Heliópolis的贫民窟采访过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叫卡米拉。她在公立学校读完了高中，能读能写，但看不懂药瓶上的说明。我问她以后想干什么，她说想当网红。我问为什么，她说：“我阿姨在富人区做保姆，她说那些孩子从小就在学英语和电脑，我怎么可能比得过他们。当网红不用学历，只要长得好看，跳得好看。”

卡米拉不是懒，也不是蠢。她是在很小的时候，就通过某种说不清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已经被排除在那个“靠努力能改变命运”的游戏之外了。

巴西教育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教得差，而是让整整一代人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被淘汰了。

而另一个巴西呢？那个巴西在圣保罗的私立学校里，十岁的孩子已经在用英语讨论气候变化，十二岁的孩子在学第二外语，十五岁的孩子在准备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那个巴西的年轻人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他们生下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两个巴西，两套教育，两种命运。连接它们的，只有一道越来越窄的桥。

印度的教育同样糟糕，公立学校质量低下，文盲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印度在高等教育上有一个巴西没有的东西：印度理工学院体系。尼赫鲁在1950年代力排众议，建立了这一套精英工程教育体系。今天硅谷的科技巨头中，印度裔高管和工程师的数量全球第一。

尼赫鲁在建国之初就做了一个清醒的判断：一个贫穷大国，不可能一开始就把全民教育做好，但必须先把顶层工程人才培养出来，否则连国防和基础设施都搞不了。所以印度用举国之力砸出了IIT，相当于在普遍教育失败的大地上，硬生生插了一根通向全球科技竞争的管子。这根管子很细，但它是通的。

巴西的建国精英从来没有过这种决断。巴西的高等教育从殖民时代起就是为庄园主子弟服务的，培养的是律师、医生、文人，不是工程师。全国至今没有一所像IIT那样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形成规模效应和身份认同的工程院校。

阿图尔·阿维拉拿了菲尔兹奖，但他是在巴西读的中学，在巴西读的大学，然后去了法国。他得奖的时候，代表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巴西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两个国家的国旗，同时挂在了首尔那个领奖台上。

这个细节很动人，也很残酷。巴西不是没有天才，巴西是留不住天才，更接不住天才。

这种教育上的双重世界，最后输送给政治系统的，就是两群互相无法对话的国民。一群在精英学校里学会了用英语辩论公共政策，另一群在贫民窟学校里连药瓶说明都看不懂。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却活在两个国家里。当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投票时被放在同一个竞技场里，撕裂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六

巴西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官员的堕落。

从总统到市长，从警察到法官，从税务官到海关人员，整个官僚体系弥漫着“不拿白不拿”的默契。巴西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洗车行动”牵出了前总统卢拉、特梅尔，牵出了巴西石油公司数百亿美元的假账和回扣，牵出了建筑巨头奥德布雷希特公司在全球十二个国家行贿的记录。

但最可怕的不是腐败本身，是普通巴西人对腐败的态度。

“他拿了钱，但他做了事，所以可以原谅。”这是我在圣保罗郊区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巴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政治家在贪污的同时还能给选民一点好处，就可以继续投票给他。

印度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但印度的腐败更多发生在底层官僚和日常治理中。俄罗斯的腐败则更加制度化，寡头体系与权力结构深度绑定，但强中央至少保证了腐败不会完全瓦解国家治理。

巴西的问题是：腐败和治理低效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每一届政府都在反腐口号中上台，又都在腐败丑闻中下台。

腐败对一个国家的杀伤力，不在于偷了多少钱，而在于它摧毁了人民对努力的信仰。当人们发现踏实干活不如搭关系、走门路来得快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活动就会萎缩，投机性活动就会膨胀。这个国家就在精神上死了。

七

有一个被很多宏观分析忽略的因素：气候。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位于温带。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北部、日本、韩国。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冬天很冷，逼着人提前准备、规划、储蓄、协作。

而热带的富饶地区，比如东南亚、中非、南美洲北部，几乎没有发展出本土的工业文明。

因为热带不惩罚懒惰。

巴西的冬天最冷也就十几度，有些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你不用存粮，因为一年能种三季。你不用修厚墙，因为永远不会冷。你不用提前规划，因为任何时候出门都有果子吃、有鱼抓。

这种自然条件，让一个民族很容易形成即时满足的基因。今天有今天吃，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工业化的本质是延迟满足。建一座钢厂要五年回本，修一条铁路要二十年还贷，搞一个芯片产业要三十年烧钱。没有延迟满足能力的民族，根本迈不过工业化的门槛。

印度大部分地区也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同样没有温带国家那种被寒冬逼出来的紧迫感。但印度有一个巴西没有的东西：宗教苦行传统。印度教文化中的苦行、节俭、隐忍，提供了一种延迟满足的精神资源。印度的小商贩可以一天只吃一顿饭，把省下的钱寄回村里盖房子。这种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自我克制，是巴西狂欢文化中极度稀缺的。

俄罗斯则完全相反。俄罗斯的严寒极端残酷，它塑造了俄罗斯人坚韧、能忍受极端匮乏、能在最坏条件下生存的民族性格。

巴西既没有印度的苦行传统，也没有俄罗斯的严寒锤炼。它的自然条件是三者中最优越的，但正是这种优越，让即时满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八

巴西人在骨子里，不太信努力能改变命运。

他们梦想成为足球巨星、桑巴舞王、YouTube网红、彩票大奖得主。他们不梦想成为工程师、程序员、机械师、科学家。足球学校遍地开花，科技类的职业培训学校少得可怜。

这不是个人的错。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既然努力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去追逐那些一夜成名的路。

巴西有一句谚语：“Deus é brasileiro”——上帝是巴西人。潜台词是：我们不用太拼命，上帝会照顾我们的。反正我们有最好的土地、最多的水、最丰富的矿，天塌下来也有上帝顶着。

印度也有类似的心态，但方向相反。印度的认命来自种姓制度和轮回观念——你这辈子穷是因为上辈子造了业，下辈子还有机会。这种宿命论同样削弱了现世奋斗的动力，但印度教同时又提供了一条精神超越的出路。

俄罗斯人骨子里有一种苦难中坚持的东正教精神。他们不追求即时满足，反而有一种对苦难的浪漫化认同——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可以忍受一切。

巴西的认命和印度、俄罗斯都不同。它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认命，而是一种“既然改变不了，不如享受当下”的世俗化认命。巴西没有印度那种来世安慰，也没有俄罗斯那种苦难美学。它有的是沙滩、桑巴、足球、狂欢节。今朝有酒今朝醉。

印度走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保留了旧秩序的大部分，但在某些战略领域搞了精英突破。

俄罗斯走了一条强权集中的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资源依赖，军事上的强硬对抗。

巴西走的则是松散放任的路：政治碎片化，经济资源化，社会狂欢化。

不是巴西没有机会，是巴西在每一次机会面前，都选择了下次再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巴西搞进口替代工业化，一度被称为巴西奇迹。但两次石油危机一冲击，加上外债失控，奇迹变成了失去的十年。九十年代搞新自由主义改革，国企全盘私有化，核心产业被外国资本控制。本世纪初靠大宗商品超级周期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大发福利，却没有用这笔钱升级产业。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一跌，巴西立刻原形毕露。

印度在1991年也搞了自由化改革，但保留了对金融、电信、能源等战略部门的控制力，同时培育出了世界级的软件和制药产业。俄罗斯在1990年代也经历了私有化灾难，但普京上台后又把能源和军工重新收归国有。

巴西则是最彻底的放手派。把命脉产业卖给了外国资本，自己只留下了一个消费市场。

每一次，巴西都是把资源的红利吃干榨尽，然后等着下一波红利。

九

总有人拿巴西和别的金砖国家比。比来比去，结论都差不多：巴西掉队了。

但真正让巴西掉队的，不是印度，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别的什么人。是巴西自己。

它输给了自己的资源诅咒，输给了自己的弱中央，输给了自己的内斗，输给了自己的教育鸿沟，输给了自己的腐败文化，输给了自己的明天再说。

但这不是宿命论。

唯物史观从来不认为历史是预先写好的剧本。必然性规定的是总体方向和结构限度，而具体路径始终充满偶然性的空间。巴西走到今天，是无数次选择的结果。每一次选择，都是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偶然性的应对。那些选择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今天的巴西。

巴西不是输给了任何一个国家。巴西是输给了自己。

十

我不想把巴西写成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