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本文选自《物理》2026年第8期
胡升华教授费时多年，苦心撰著《钱临照传》，全书竣稿，即将付梓，嘱我作跋一篇，我既感荣幸，又十分惶恐。特结合拜读书稿体会以及门下经历草就此文，以就正于胡升华教授及其他同门，并乞教于读者。
2026年出版的《钱临照传》
中国科学家传记之作，向来有“千人一面”之弊：传主生平履历大致不差，而性情风骨、学术精微、时代遭际等独特之处，往往模糊不清。胡升华教授自读研时起，对此即常加针砭，在自己的学位论文和后续传记作品中一直在探寻新路。此篇传记即已突破此种困局，是一部高质量、有个性的人物传记作品，同时也是一项高水平的中国当代科学史研究成果。细读全书内容，始自钱华两家联姻之家族渊源，迄于先生“二次创业”之晚岁宏猷，首尾完具，纲举目张，将先生百年人生置于20世纪中国科学与社会变迁之宏大背景之中，既叙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工作与社会活动，又通过相关背景的铺陈抽丝剥茧，剖析这些工作与活动背后的现实原因和历史逻辑。
纵观全书结构，前半部自南洋公学、果育学校、大同大学，至东北大学、北平研究院，稽考先生少年求学、青年治学与抗战前的学术发轫；中卷叙其留学英伦和对位错理论的贡献，以及抗战时期颠沛西南而治学不辍的精神；后半部则聚焦于中央研究院、新中国科学事业之重建，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创建与“二次创业”。全书史料搜集翔实，史实辨析清晰，史论归纳恰当，无论是对先生物理学专业工作的理解，还是对其科学教育思想历史背景与历史地位的分析，都显示出一般作者所不具备的专业素养，也达到一般传记著作所难达到的学术深度。
书中尤可称道之处，在于对先生作为中国当代物理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学术贡献给予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先生早年从事实验物理研究，在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期间，即参与中国最早一批物理学研究，开创了晶体学、光谱学等领域的先河。1934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福斯特物理实验室，大胆超越导师的学术立场，接受当时新提出的晶体位错理论，在体心立方单晶滑移规律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前身)主持金属物理研究工作，首次在我国将电镜技术用于晶体滑移和位错的研究，并为位错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突出贡献。先生为中国物理学会首批会员之一，长期担任《中国物理学报》主编、副主编，为中国物理学的学科布局、人才梯队和科研体系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本书对这些研究工作的来龙去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都作出了精当的梳理、分析和评价，这是一般传记作者所难以企及的。
胡升华教授之所以能作此传，实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他曾长年为钱先生提供业务助理，陪侍左右，参与众多学术与公务活动，对先生十分熟悉。其二，作为先生的弟子和近现代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者，他应该早已有心为先生作传，故在陪伴先生期间即不失时机地对先生及相关人物开展系统访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独家材料；正式动笔后又进一步开展口述访谈与档案查阅，使材料愈加丰富。其三，他兼具固体物理与科学技术史两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研究经验，加之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历练，眼光独到，视野宽阔，思考深刻。其四，为了完成这部传记，在卸任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之后，他又回归母校校园，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重新投入清苦而紧张的研究工作，不辞辛劳地查阅资料、开展访谈、组织座谈、潜心写作，焚膏继晷，殚精竭虑，既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者本色，又倾注了后辈对先生道德学问的无尽仰止之情。有此四重优势，他才成为先生传记作者的不二人选。
我与钱先生之缘始于1985年。这年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后有幸成为该研究室首位留校工作的毕业生，又于1992年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蒙先生不弃，担任第一导师。因学业与工作之需，得常趋先生书房请益，恭聆謦欬，受益良多。
作为一位文史功底深厚且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先生深感科学史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不仅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还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物理学学科评议组组长期间，成功争取在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之下设立物理学史博士点，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并亲任首届主任，亲自承担研究生指导工作，开创了我国自行培养科学史博士的先河。研究室成立之初面临诸多困难，先生以其独特的人格力量团结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校内教师和校外兼职教授，筚路蓝缕，使它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史学术重镇。
在学术上，先生更是身体力行，为研究室开创了优良学风。他一再强调，科大的自然科学史专业不应贪大求全，而应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他大力倡导实验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之应用，借助复原、模拟甚至现代检测手段对古代重要科技发明进行实验研究，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也成为科大科学史研究室的显著特长，为该室师生赢得了“Qian School”的美誉，更成为科大科学技术史学科所恪守的学术传统。
除了学术研究，先生认为科大科学史研究室应发挥身在高校之特长，把人才培养作为工作重点。他经常教导青年教师，自己成名成家是小事，应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学上，要做到博而精，拿出有自己特色的主导课程。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尤其在发表成果之环节。他鼓励学生多发文章，常言“文章是自己的脸，要在学术界立足，一定要露出自己的脸让别人看”；但同时又告诫，文章出来不要急于发表，应先放一放，冷一冷，认真推敲，力求无所疏误，然后再拿出去。每当学生学位论文要出书，向他求序，他一方面为学生成绩高兴，另一方面总会指出书稿中之问题与不足，要求学生加以改进。
对研究室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先生也十分关心其毕业后的进一步深造。1990年代以来，他被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特聘为推荐委员，负责向该会推荐出国留学人员。他脑子里便有了一个计划：争取每年派出一位科学史专业留学人员，并十分认真地付诸实施；唯一的条件是，受他推荐的学生必须承诺，出国修习的是科学技术史，访学结束后要回国工作。1995年至1999年，他共向该会推荐了四名科大科学史研究室毕业之博士研究生，前往剑桥、哈佛和伯克利等世界著名学府深造。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还支撑着极度病弱的身体，为最后一名学生办好了推荐手续。
1998年我博士毕业时，先生已年过90，但仍坐着轮椅参加了我们几位弟子的博士论文答辩。而此前，他已亲自致函香港王宽诚基金会，使我获得资助，得以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临行前，先生嘱咐要利用此机会好好学习，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科学史事业和研究室的前途。那些年，学术研究受经济大潮冲击而一度不景气，科大科学史研究室亦在所难免。对此局面，先生每每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憾，但仍不断勉励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尽管他对前途仍充满乐观，却说自己“也许看不到了”。临别时他突然问我可记得陆游《示儿诗》，然后与我一起吟诵。当读到“家祭无忘告乃翁”时，他笑着把无名指点向自己的鼻尖，说：“记住，家祭无忘告此翁。”这看似玩笑的话语中，透露了先生的达观与对科学史事业之殷切期望。可惜，等我回国之时，先生已鹤归道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所幸的是，在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胡升华教授完成了这部著作。它既填补了钱先生传记研究的空白，又为中国当代科学家研究和传记创作树立了一个榜样。循着全书的脉络，读者既可以立体地了解先生艰苦卓绝、爱国爱校、坦荡磊落的生平画卷和精神风貌，更可以通过先生一生的经历，窥见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图景。对先生生平中许多此前了解不透和理解不确之处，书中也不畏其难，精加考证辨析，得出合理结论，尤为不易和难得。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部力作，胡升华教授以一己之力和几十年的坚持，实现了钱先生门下众多弟子的一项夙愿——为高山存音容，促后学继薪火。故他撰成此传，功不可没！
钱临照年表
胡升华
*本年表参考了张志辉，孙洪庆，丁兆君 . 钱临照先生年谱 . 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01)：60—74；钱志仁，钱平凯 . 钱临照先生年表. 见：侯建国，钟万勰 主编. 钱临照、钱令希纪念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pp.77—81。
1906年8月28日(农历7月9日)。
出生于江苏无锡鸿声里镇。父钱秉瓒(1883—1947)，字伯圭。1898年秋，钱伯圭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同班同学有夏元瑮、张大椿等，夏元瑮、张大椿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物理教授，北京大学物理学科的开创者，1902年，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爆发，钱伯圭等 140余人集体退学，旋赴湖南长沙影珠学堂和经正学堂任算学和英文教员；1905年回荡口襄助华鸿模办理果育两等学堂；1908年，钱伯圭与堂兄弟三人在鸿声里创办鸿声小学；民国初年，钱伯圭任无锡县议事会副议长。母华开森(1881—1961)，荡口镇秀才华晓兰之女。
1911年，5岁。
入读鸿声小学(备案名称为南下小学校)。1912年鸿声小学有教职员5人，学生20人，钱临照应是这20人之一。
1915年，9岁。
入读荡口鸿模高等小学校。该校前身为果育两等学堂，1913年华绎之向无锡县知事申请备案，变更私立果育学校为私立鸿模高等小学校，以对祖父华鸿模艰难兴学永志纪念。鸿模高等小学校对学生免除学、宿、餐食等费。其时，教师有钱穆、刘天华、顾建伯、曹大文等，钱临照曾随刘天华学习五线谱和小号演奏。
1916年，10岁。
7月16日，胞弟钱令希出生。
1918年，12岁。
本年夏高小毕业，作有《本校同学录序》。遵父命，继续留在鸿模学校随钱穆读书一年。
1920年，14岁。
考入无锡荣氏公益工商中学工科预科，成为该校第2期学生。该校由无锡荣氏企业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兄弟创办于1919年，分设工、商两科，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3年，学费每半年预科8元、本科10元，膳费半年16元，均于入学时预缴，免宿费。校址在无锡荣巷，首任校长胡雨人为物理学家胡刚复的叔父。校内设有工科工场，分锻工场、木工场、铁工场、翻砂间等，每周一、三、四下午12:30至5时均为实习时间。
1921年，15岁。
公益工商中学预科结束，进入工科本科。是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应邀来中国教育考察，曾在公益工商中学发表演讲。
1922年，16岁。
因志趣不合，由公益工商中学退学，入读大同大学普通科。大同大学根据社会不同需要，分设普通科、专修科与大学科。
1926年，20岁。
7月，同时获得大同大学普通科与预科毕业证书，升入大学理本科，主修物理。授课教师有：胡明复、胡刚复、严济慈、曹梁夏、胡宪生等。受胡刚复别开生面的实验物理教学影响颇大。
1929年，23岁。
用3年时间完成大学本科课程，修足学分，本科毕业。他们这批学生是民国时期最后一批通过选课制提前本科毕业的学生。该年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课程，得采学分制。但学生每年所修学分须有限制，不得提早毕业”。
9月，赴广东兴宁中学教授物理，兼授数学、英语。1学期后，辞职回上海。
1930年，24岁。
经吴在渊介绍在上海三育中学谋得教职，讲授物理和数学。
约7月，与钟萃英(1908—1962)结婚。钟萃英，江苏武进(现常州市辖区)人，1930年6月毕业于上海人和产科学校。
8月，应阮志明老师邀请，赴东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协助阮志明进行物理实验教学，期间曾完成多个物理实验的设计与编排，其中，密立根油滴实验、无线电短波发射与接收实验当时堪称颇有难度。该系系主任为何育杰，教授有夏元瑮、丁绪宝等。
1931年，25岁。
9月18日，日本军队为侵占中国东北，自导自演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东北大学师生被迫陆续逃往北平。
10月4日，离开沈阳，来到北平，寄住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家。同一天，长子钱黎明降生，遂面临失业、育儿双重压力。
约11月，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放弃上海电话公司高薪职位。
1932年，26岁。
8月23日，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暨首次年会，首期会员88人，为会员之一。
本年在严济慈指导下完成第一项物理学研究工作，成果以《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性能的影响》为题，发表于《法国科学院周刊》。这是中国国内研究成果首次发表于该刊。
1933年，27岁。
10月8日，长女钱良玉出生。
1934年，28岁。
考取第二届中英庚款留学生。8月21日由上海启程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学院福斯特物理实验室，师从安德雷德(Edward Neville da Costa Andrade，1887—1971)教授。
10月，参加在伦敦与剑桥两处召开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议。
本年，泰勒(Geoffrey Ingram Taylor，1886—1975)、奥罗万(Egon Orowan，1902—1989)，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 3人不约而同地在英国和德国的期刊上提出晶体位错理论。
初抵英国，受上述二事件影响，选择晶体强度作为研究课题，并成为位错理论信奉者。
1935年，29岁。
暑假，在伦敦北边的亚当·希格(Adam Hilger)光学工厂实习，掌握了磨制光学镜头和使用干涉仪修补光学部件的技术。这些技术在抗战中发挥了作用。
1937年，31岁。
春，因不满意安德雷德对待英国殖民地学生的态度，加之与其学术观点分歧，放弃博士论文答辩。
4月，结束在英国的留学研究，奔赴柏林，计划在物理学家施密特(Erich Schmid，1896—1983)的研究所继续进行晶体范性学研究。途经比利时看望胞弟钱令希。1936年10月，钱令希通过中比庚款留学考试，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
7月，国内“七·七”事变发生，接严济慈电召，立即由柏林启程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员。
11月，受命独自潜回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冒险将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图书仪器运出北平，经天津转运往昆明。
本年，被伦敦大学学院物理系授予“凯里·福斯特奖”卓越科研奖，该奖项每年只授予1人。
本年，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刊发表2篇重要论文，通过钠、钾与钼3种金属的实验，初步揭示了体心立方晶体滑移面的选择规律。
1938年，32岁。
3月，与李书华、严济慈等由香港乘法国轮船赴越南海防，经河内转往昆明。
6月6日，二女钱平凯出生。
9月，为避日军轰炸，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及物理、化学两研究所迁至昆明北郊黑龙潭，物理研究所转向战时科学研究，研制与生产光学仪器及零部件、无线电稳频器。
是年冬，与母亲、妻儿齐聚昆明，居住于黑龙潭道观的偏殿，与严济慈一家为邻。
1939年，33岁。
9月，在中国物理学会第7次年会上，介绍位错理论。这是位错理论首次在中国传播。
1940年，34岁。
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之邀，全家迁居位于落索坡的史学所。完成《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一文，用现代科学观点对《墨经》光学和力学成就进行了系统发掘整理，开现代墨学科学研究之先河，被公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昆明履行简单程序参加中国国民党。
1941年，35岁。
是年受军令部委托制造照相镜头，受兵工署22厂委托生产望远镜，受教育部委托生产显微镜；研制成功测定毫米级曲率半径的球径仪，以满足显微镜物镜生产的需要。
1942年，36岁。
与林友苞、张志三等任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光学仪器制造科短期职业训练班”教员。学员中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几所重要光学仪器厂的技术骨干。
1943年，37岁。
3月，北平研究院为李约瑟到访举行座谈会。会后，与李约瑟单独交流，《墨经》研究成果让李约瑟大为惊叹。
是年担任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并与王竹溪一起任《物理学报》干事(相当于主编)。
1945年，39岁。
10月，与苏秉琦作为先遣人员飞赴北平，从敌伪手里收回属于北平研究院的房产及器物财产。
1946年，40岁。
5—6月间，全家平安复员，齐聚上海。
11月8日，经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通过，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员。
秋，代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物理系讲授《光学》课程。
1947年，41岁。
2月14日，受教育部委派，飞赴美国，主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付的400万美元额度的仪器设备采购计划。采购仪器达2000吨之多。
8月，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聘书，开始在中央研究院领薪。
11月，受国民政府委派以专门委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会议正式代表有杭立武、吴有训、李书华等。
12月4日，父亲钱伯圭在家中病逝。
1948年，42岁。
年初，结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由美国回到中国。
12月9日，经中央研究院临时院务会议批准，担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
1949年，43岁。
2月14日，执行朱家骅命令，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迁至广州办公。
3月6日，抵台北，视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的搬迁和安顿情况，在台期间，寄住李国鼎家。
3月20日左右，乘船由台北返回广州。
3月24日，向朱家骅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职，在上海迎接全国解放。
6月9日，在上海出席中央研究院建院21年庆祝大会。陈毅莅会讲话说，建设新中国，需要科学、需要知识，起到了安定人心作用，
1950年，44岁。
3月，中国科学院对原中央研究院与原北平研究院相关机构改组，成立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任该所研究员、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
1951年，45岁。
年初，全家由南京搬来北京。
6月，经吴有训推荐，代表中国科学院赴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购科学仪器。
本年起任《物理学报》副主编。
1952年，46岁。
4月完成采购科学仪器任务，回到国内。
8月13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做第1次检讨。
8月20日，做了第2次检讨。与胡先骕等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成为思想改造运动中“拖后腿”的极少数。
本年度，根据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要求，完成热电偶式海浪自动记录仪的研制和磷酸二氢铵单晶体的人工生长工作。
年末，应用物理研究所金属物理室撤编，研究人员并入结晶学研究组。
1953年，47岁。
7月5日，在吴有训副院长主持的“物理学座谈会”做实事求是发言，对纠正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教条化趋向有促进作用。
1954年，48岁。
带领何寿安和杨大宇开始进行铝单晶滑移带精细结构的电子显微镜观察，这是我国国内学者首次将电镜技术用于研究固体物理和科学方面的问题。
1955年，49岁。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与胞弟钱令希一同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50岁。
受邀参加《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与王大珩和龚祖同等参加了第54项规划的制定，这项规划的全称是《掌握现有的并建立新型的、更完善的控制仪表、精密仪器和化学试剂》。国产电子显微镜的研制包含在此项规划中。
下半年，原金属物理研究室人员从晶体学组中分出，成立金属物理研究组，再任组长。
1958年，52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成立，兼任普通物理授课教师。
1959年，53岁。
4月，任中国科大首届校务委员会委员，郭沫若任主任委员。
本年在中国科大进行物理课程“打通教学”，把力学与理论力学“打通”，作为一体课程讲授，严济慈则把电磁学与电动力学打通，做为整体的课程讲授。他们是中国科大“打通教学”理念的创立者和最早的实践者。
1960年，54岁。
4月，任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兼职副主任，不久，因人事关系转至中国科大，遂成为专职系副主任。
发起全国性的晶体缺陷和金属强度讨论会，推动位错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1961年，55岁。
中国科大在校务委员会内设立15人常务委员会，与严济慈、华罗庚等被推为常委。
1962年，56岁。
5月，中国科大 1962年度第三次校务常委会议通过专业课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名单，任固体物理专业教研室主任。
9月，夫人钟萃英逝世。
1963年，57岁。
7月14日，中国科大举行首届毕业典礼，作为专职教师代表讲话。到会讲话的还有郭沫若、聂荣臻、陈毅等。
8月，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2月24日，中共科大党委提请中国科学院党组，请求减少严济慈和钱临照两位先生的校外兼职，以利于他们的教学工作。
1964年，58岁。
7月，中国科大完成系及专业设置调整工作，全校设6个系：数学系、物理系、近代化学系、近代物理系、近代力学系和无线电子学系，任物理系副主任。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59岁。
年初，计划招收金属物理专业研究生。
中国科大根据教育改革要求，在各系成立教材编审小组，学校成立教材审查委员会，推进教材编写工作。任校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
1966年，60岁。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9月3—4日，因所谓“国民党特务嫌疑”被抄家3次。
1968年，62岁。
夏季开始在中国科大玉泉路校园内被隔离审查，隔离期约1年。
1969年，63岁。
12月15日，根据中央和中国科学院战备疏散安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革命委员会”发布搬迁通知，学校随后迁往合肥。
1970年，64岁。
3月12日，从北京到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合肥新校址，旋赴淮南谢三煤矿劳动，历时约5个月。
1972年，66岁。
5月，中国科大首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学校复课，重登讲坛。强调对工农兵学员也要贯彻“科大标准”，悉心培养。后来中国科大工农兵学员中产生出多位两院院士。
9月，刘达复出，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大开始“二次创业”。
是年，经女儿钱平凯牵线，与唐因华(1904—1987)结婚。唐因华，江苏无锡人，系钟萃英闺中密友，曾任东海舰队某部医院护士长。
1973年，67岁。
3月和11月，中国科大进修一班和二班(回炉班)相继开课，与张家铝、史济怀、尹鸿钧、尤峻汉等教师承担授课任务。进修班学员后来成为中国科大“二次创业”的一支骨干教师队伍。
9月，中国科大革命委员会同意中国科大物理系革命委员会审查结论，将钱临照历史上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抄家物品应全部退还本人。
1974年，68岁。
1月7日，“文革”期间抄家物品9项被发还。
1976年，70岁。
清明节，在中国科大师生悼念周恩来总理集会上，登台讲话。天安门“四五”纪念周总理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受到牵连，被合肥市公安部门登记在册，感到心灰意冷，遂离开学校，回到北京家中。
9月，年满70周岁，在北京向学校提出退休申请，并获批准。次月，“四人帮”垮台，退休手续未及办理。
1977年，71岁。
10月，中国科大根据安徽省委统战部有关会议通知，推选钱临照、杨纪珂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中国科大重建数学、物理、化学基础课教研室，担任重建后的首届物理教研室主任，在教研室内设立理论天体物理研究室、超高真空研究室和结构分析研究室，并与物理系合办固体理论研究组，推动物理教研室的科研工作，贯彻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的办学理念。
1978年，72岁。
2月18日，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3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11月20日，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至1984年9月任期届满。任内为中国科大扎根安徽，二次创业做出难以替代的贡献。
1979年，73岁。
5月，参加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固体中的缺陷学术讨论会》，作了题为《晶体缺陷研究的历史回顾》的大会报告，强调形成科学学派的意义。
11月，在中国科学院院属大学基础课教学座谈会上，就基础课教学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基础课教学作主旨报告。
12月，在中国光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当选该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74岁。
1月，参加中国科学院访日代表团抵日本学术交流，任副团长。
5月11日，经中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批准成为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为人民尽忠是不限年龄的”。
5月16日，中国科大成立“少年班研究小组”，被任命为组长。
9月6日，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安徽分会副会长。
9月11日，作为 CUSPEA 委员会委员，出席首次 CUSPEA 委员会会议，审核并最终确定当年 CUSPEA 入取名单。
10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首届理事长。
11月，当选为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首届理事长。
是年，《仪器仪表学报》创刊，任主编。
1981年，75岁。
3月，在中国科学院院研究生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校所联合共同培养高质量的研究人才》的报告，为新时期“所系结合”注入新的内涵。
3月，任安徽省高等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
4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5月27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6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并和王竹溪共同担任学科评议组物理组组长。
7月23日—8月2日，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审核并通过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指导教师名单。本次会议通过在物理学下设物理学史专业，中国科大成为具有物理学史专业博士授予权的唯一单位，钱临照成为首位物理学史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是年，中国科大跨部门的自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组成立，担任负责人。同年开始招收科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2年，76岁。
3月，经中国科大党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任室主任。
6月，《电子显微学报》创刊，任主编。
4月，与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等，对上海光机所方向、任务和科研工作情况开展为期四天的评议。
10月，参加教育部在华中工学院举办的《高等院校科学技术史教学与科研专题研讨会》。
是年，为纪念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在《物理》杂志发表《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一文，首次以确凿史料揭示叶企孙1937年在天津的所谓“特务活动”实为抗战壮举，对叶企孙冤案的彻底平反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3年，77岁。
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任期至1988年4月。
9月20日，主持中国科大25周年校庆北京地区座谈会。
1984年，78岁。
8月20—25日，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任组织委员会主席。
12月，参加第一届国产电子显微镜应用成果经验交流会，并为会议文集作序，鼓励科学仪器国产化。
是年，与王大珩、王之江、母国光等42位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建议将光学行业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的重点，采用行政干预和经济制约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统一领导和规划，加速光学行业的发展。
1985年，79岁。
3月，参加全国政协第六届三次会议，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呼吁恢复自1983年9月起暂停的职称评定工作。
是年，“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在香港设立，被推选为考选委员会委员。
是年，《自传》完稿，篇幅近9000字。
1986年，80岁。
6月，任中国科学院结构分析开放研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7月1日，被中国科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9月，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11届国际电子显微学会议。
是年，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译审委员会成立，任委员。
1987年，81岁。
2月，继任夫人唐因华逝世，遗嘱将毕生工资积蓄捐献中国科大少年儿童基金会。
3月，出席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我国物理学界前辈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纪念会》，在会上报告《怀念胡刚复先生》。
4月，参加在中国科大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墨经》研讨会。
9月1日，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主题报告《牛顿及其〈原理〉》。
9月，在《20世纪中国科技史学术讨论会》上作大会报告，提出科学史的任务不仅是要研究成功经验，还要研究失败教训。
11月6—11日，参加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在无锡召开的全体学部委员会议。会后，数理学部全体学部委员联名上书赵紫阳，提出我国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年，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设立专家推荐项目，陈省身、田长霖、钱临照、汤佩松等教授可以直接遴选、推荐学者赴英国、美国攻读博士或做博士后研究，不需任何考试。
1988年，82岁。
6月9日，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60周年所庆。
9月，在中国科大工作满30周年，获学校颁发奖励证书。
10月，与梁家勉教授联合指导的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史博士研究生黄世瑞在中国科大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0月，获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首届桥本初次郎奖。
1989年，83岁。
11月—12月，应“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邀请访香港，在香港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访问钱穆创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女儿钱平凯随行。
1990年，84岁。
小除夕日晨起，书16字自戒：有气在胸，出口成殃，忍之忍之，和气致祥。
3月4日，收到李国鼎来函。1949年与李国鼎台湾一别，音讯断绝凡41年，自此恢复书信联系。
3月，与王大珩、师昌绪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关于发展我国计量测试科研与生产的建议书》。
9月，应约与李国鼎在香港会晤，书杜甫《赠卫八处士》诗赠李国鼎。
12月8日，参加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庆贺李约瑟博士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并主持开幕式。
12月，获国家教委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
1991年，85岁。
本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86岁。
9月19日，因病住院，持续低烧逾2月，这场大病后，体能明显消退。
11月22日，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常务理事会决议设立钱临照奖基金及钱临照奖，每两年评选和颁发一次。1994年首次颁奖，获奖者为叶恒强、翟中和、李方华。
1994年，88岁。
8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与卢嘉锡、柯俊同时被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名誉理事长。
2月，与唐孝威发起，联合王淦昌、谢希德、谢家麟、冯端、卢嘉锡等 34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关于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充分利用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议》。
1995年，89岁。
3月，中国科学院为李约瑟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与卢嘉锡、席泽宗3位院士为共同推荐人。
1996年，90岁。
1月，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深圳举行，担任本次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6月27日，中国科大举行庆祝钱临照院士九十华诞学术报告会。谢希德、葛庭燧、钱令希、冯端等10多位院士参加了报告会。
1997年，91岁。
10月，最后一次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本次增选，中国科大钱逸泰、施蕴渝、伍小平、陈希孺、童秉纲5位教授当选，当选人数居全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之首。
1998年，92岁。
5月26日，坐轮椅参加石云里、胡升华博士论文答辩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学生论文答辩。
1999年，93岁。
1月5日，给多位朋友寄发新年贺卡。致许良英贺卡上附言：“望能将王淦昌先生病逝经过告知一二”。这张贺卡应该是邮寄朋友的最后一通文书。
1月9日，因急性尿潴留入住安徽省立医院。
7月26日，在中国科大校医院逝世。在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期间，得知自己的病情不可逆转时，非常坚决地要求回家，选择在中国科大校园平静度过最后的时光。遗嘱将骨灰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葬于北京八宝山，陪伴父母和妻子钟萃英；另一部分希望能够撒在中国科大校园，永远和科大在一起。
2000年
清明节，中国科大举行了钱临照铜像落成仪式，钱令希与时任党委书记汤洪高共同为铜像揭幕，王绶琯、冯端、席泽宗等院士和钱临照的亲友、学生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仪式。遵照钱临照的遗愿，他的半数骨灰也于当日紧邻铜像安葬。
7月24日，钱临照的另一半骨灰安放于八宝山。中国科大创立时，校园在八宝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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