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由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与马丁·鲍登（Martyn J. Bowden）共同编辑的《心灵地理学：向约翰·柯特兰·赖特致敬的历史地理知识学论文集》（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sophy in Honor of John Kirtland Wright）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美国地理学会（AGS）特别出版物第四十号，旨在向该学会前任主席和长期图书馆员约翰·赖特（John Kirtland Wright）致敬。同时，该书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理学“人文转向”的一个标志性坐标：在定量革命余温尚存、激进地理学方兴未艾的年代，展现出了一群学人试图通过复兴赖特提出的“地理知识学”（Geosophy）概念，将人类的想象力、主观认知与经验感知置于地理研究的核心地位。它就像一枚棱镜透视出一幅星丛般的学术网络，展现出那个时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知识图景。
Geographies of the Mind: Essays in Historical Geosophy in Honor of John Kirtland Wright, edited by David Lowenthal and Martyn J. Bow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 1976, pp263
约翰·赖特：一位特殊的被致敬者
赖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地理学家，他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纽约的美国地理学会里度过，从学会的图书馆员到研究编辑，最后担任主任。这种非典型的学术路径意味着赖特没有在传统的大学体制内建立起直系的“博士生传承”。但他却通过美国地理学会这一学术组织，与无数学者、学生与同行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联系。其思想继承者洛温塔尔在《心灵地理学》的前言里说道：
对于一位职业生涯几乎完全投入研究和行政管理（他的教学经历仅限于六十五岁后主持的少数几个研讨会）的地理学家来说，赖特吸引了异常多元且忠诚的追随者。每个认识赖特的人都说他的情感是多么深厚。他会以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回应对其工作感兴趣的人。他有无穷的热情去激发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只要有一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会立刻寻找作者。赖特的信件促成了数百段富有成果的友谊。对于那些寻求启发或鼓励的人，赖特从来不觉得自己付出太多。他也从不会轻易中断交流。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回忆起赖特的来信，他会温和地责备数月未联系，并询问我们共同珍视的某个项目进展如何。书信也以一种今天看来几乎过时的方式延续着赖特的风格。然而，通信只是赖特个人影响力的一部分。他更享受与朋友和同事的见面。或许是因为他的学术生活比大多数人更孤独，他便将待客之道变成了高雅的艺术。美国地理学会、他在威彻斯特的家，以及退休后在新罕布什尔州莱姆的家，都是他不断接待访客的地方。这些访客不仅被他当成家人看待，还能充分享用赖特的资料，共同讨论具有启发性的、棘手的或有趣的研究问题。没有哪个学者会比他更慷慨地付出时间和精力了，也没有谁像他那样乐于和其他人一起探索感兴趣的话题了。（Lowenthal, 1976）
赖特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是1946年他发表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的主席演说——《未知之地》（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从中，他将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从“科学事实”极大地扩展到了“所有人”的地理知识，换言之，从“客观事实”扩展到了“众生之知”。直到今天，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范式，如“地方感”“景观感知”和“想象地理”等，都可在赖特的“地理知识学”中找到根脉。甚而有当代学者还指出，赖特的“知识地理学”为后来的爱德华·萨义德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构殖民主义如何通过地图和想象建构“东方”与“他者”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启示（Güven, 2018; Innes 2005）。正因为如此，赖特才被视为那个时代的一位“圆心式”人物。
《心灵地理学》一书目录
段义孚：走向心灵的“虔地情结”
美国地理学会作为一家非营利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大学系所的自由研究环境。而赖特在此任职期间，已将学会的图书馆建设成为地理思想的宝库，吸引了一大批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其“包容的精神成了地理知识学得以成长的温床”（Barnes, 2022）。赖特逝世七年后，一群学人为纪念他，共同出版了《心灵地理学》。首篇论文的撰稿人是段义孚。段义孚在当时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他撰写的文章叫《虔地情结：人类对自然与地方依恋的主题》（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这篇文章是他1974年《恋地情结》思想的延伸。段义孚的参与标志着赖特“地理知识学”与当时新兴的“现象学地理学”之间的合流。赖特的背景更偏向历史学，而段义孚敏锐地抓住了其思想中关于“人的独特性”和“地方感”的内核，将赖特相对静态的地域观念推向了动态的心灵层面。
段义孚在其办公室里，1998年。
段义孚的《虔地情结》一文延续了《恋地情结》中对人类环境经验的现象学关照，核心依然是人对地方所产生的情感依附。相较于《恋地情结》偏向知觉系统和一般心理依恋的广度铺陈，《虔地情结》着重引入了宗教伦理的视角，将人地纽带升华为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互惠”（reciprocity）。例如，该文引述了古罗马的pietas与中国的“孝”（hsiao）的观念，像《礼记》中曾子引述孔子所言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Tuan, 1976），这样便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与照料，升华为了与侍奉父母和神明同等重要的神圣义务。同时，该文还打破了“扎根”（rootedness）等同于“定居”的狭隘观念，将视野投向了“流动性”。如每年改变营地的北美游牧民族库曼契人（Comanche）对母体地球的崇拜表明，在“移动”中的虔地情结同样能生发出强大的精神固着力。这一点对思考当下时代“流动的地方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段义孚与《心灵地理学》的编者洛温塔尔保持着深厚的学术交往。《恋地情结》出版的第二年，洛温塔尔就发表了一篇书评，表达了高度的赞赏：“《恋地情结》引发了诸多评论，但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之声。这本书的成功源于段义孚能将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化为己有，避开了形式主义与各种行话，采用了富有同理心的文学性视角进行创作。”（Sinclair, 1995）
大卫·洛温塔尔：“希望党”“记忆党”与美国景观
洛温塔尔无疑是赖特思想最具推动力的核心人物，也被称为“首位赖特主义者”（founder Wrightian）。1952年，他刚去瓦萨学院任教时就被赖特的“地理知识学”所吸引，并向赖特致信表达了景仰之情。他说：“您的论文非常迷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有见地的关于地理史的研究，甚至连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都对这样的研究理解不了，因为其中的价值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Sinclair, 1995）
五十年代初的美国地理学正处在以哈特向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的范式统治之下。“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这个词几乎很能表达哈特向区域地理学中深厚的德国思想底色。哈特向深受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赫特纳的影响。赫特纳直接将新康德主义运用到了德国区域地理学里，强调以“独特的区域”去归类整理杂乱的地球表面，即所谓的“区域差异”研究，就好比——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用各种不同的收纳盒去整理一个非常杂乱的房间，好让房间变得井然有序起来且可把握。所以，哈特向的思维方式非常概念化与方法论化，他特别执着于界定概念的内涵与边界、学科的边界与方法论的合法性。其代表作《地理学的性质》读起来甚至都不像一般的经验研究，而更像是指导学科认识论的哲学著作。不过很快，他那套新康德主义的范式就被同样出生在德国的弗莱德·舍费尔（Fred K. Schaefer）给批判了，进而开启了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中，赖特的“地理知识学”在当时就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洛温塔尔是第一个公开表达关注之人，这就使得他成为“首位赖特主义者”。后来，洛温塔尔在美国地理学会担任研究助理期间，直接在赖特的指导下工作。二人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大卫·洛温塔尔
洛温塔尔不仅是编者，也在《心灵地理学》里贡献了《美国景观曾经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the American Landscape）一文。这篇文章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它将美国的景观与人的主观观念联系了起来，对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进行了剖析。洛温塔尔指出，在美国，有“希望党”和“记忆党”两种人。以杰斐逊总统为代表的“希望党”贬低过去，崇尚未来。他们主张建造临时性住房，以满足人民游牧式的需求，甚至主张“国会大厦、州议会大厦、法院、市政厅和教堂都不应该用石头或砖块等永久性材料建造，最好让它们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坍塌成废墟”（Lowenthal, 1976）。他们喜爱荒野，却不是因为荒野本身，而是因为荒野有待开发。到十九世纪及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记忆党”，开始为了群体归属感而有选择地编造和美化殖民时期的历史。比如，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将印第安人描绘成一种身穿长袍的希腊人的古典形象，以此来填补心理上的历史空白。美国人由于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历史古迹，便将“自然的宏伟”转化为一种比人类历史更古老、更纯洁的传统。此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在景观建造上支持“希望党”，却在审美上表现出“记忆党”的特征，他们热烈地崇拜着欧洲废墟式的景观，却不希望它们出现在美国的风景中。总之，洛温塔尔将赖特的“地理知识学”应用在了美国的文化景观中，试图证明“地理知识”始终是心灵拼贴的万花筒。正是这种围绕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心理博弈，最终塑造了人们眼中的美国景观。
威尔伯·泽林斯基：严谨与浪漫相结合的“文化超级有机体”
就在洛温塔尔于瓦萨学院任教的第二年，他的硕士导师卡尔·索尔门下来了一名博士研究生——威尔伯·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泽林斯基后来也受到洛温塔尔的邀约为《心灵地理学》撰稿。他撰写了《超凡的快乐：墓地名称与变化中的美国来世地图》（Unearthly Delights: Cemetery Names and the Map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Afterworld）一文。1970年代的泽林斯基已担任过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以及该校人口问题研究办公室的首任主任，同时他那本经典著作《美国文化地理学》（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也刚出版，正值声望日隆的时期。他为《心灵地理学》的撰稿极大提升了这本文集的学术分量。他这篇文章的内容与特色值得一谈，不过先来看看泽林斯基的学术背景。
威尔伯·泽林斯基
泽林斯基是一位集当时的伯克利传统与威斯康星传统于一身的学者。他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完本科，然后去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念硕士，之后又回到了伯克利，拜师于索尔门下。或许正是因其深厚的威斯康星传统，才致使他后来将索尔的“文化动因”推向了极致，产生出系统化的“文化超级有机体理论”。
在泽林斯基念硕士期间（1944-1946年），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系是怎样一种氛围？前面说到的哈特向就是该系的核心人物，其名著《地理学的性质》被视为当时地理学的“圣经”。同时，系里还有一位巨擘——特里瓦萨（Glenn T. Trewartha），其人口地理学可谓独树一帜。1953年他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会刊》（AAAG）上发表的A Case for Population Geography一文推动了人口地理学在美国地理学中的独立化与制度化，因此常被誉为“美国人口地理学之父”。泽林斯基后来致力于人口地理学的学术生涯或许深受其影响。
对比来看，如果说以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传统就像是充满浪漫主义、历史深度和泥土气息的“野外实验室”，那么以哈特向、特里瓦萨为代表的威斯康星传统就像一个严谨、冷峻、强调逻辑的“系统加工厂”，两者的风格差异颇大。威斯康星的训练让泽林斯基习惯于运用系统结构化的思维去处理文化问题，进而将文化极端抽象为了独立自主的“有机体”。在泽林斯基的文字中，我们常可读到这样的表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近乎自主的、摆脱个人和社区控制的有机系统”“文化是一个拥有自身结构和内在动力的实体”“文化过程是少数能够塑造地点间差异的伟大第一因之一”“文化是一种强大、近乎至高的原始力量”“文化系统对其参与者心智所施加的力量，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人类行动的大多数规范、限制或可能性，是由文化的配置所设定的，其程度至少不亚于，甚至超过，生物禀赋或自然栖息地的性质”“文化环境将人塑造成零件……如果一台机器要运转良好，其零件必须被清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对个人卫生有着强迫性的兴趣”（Duncan, 1980）……可见，泽林斯基运用从威斯康星学到的严谨工具，回到伯克利拥抱了导师索尔那诗意般的、直觉式的文化理想，衍生出了一个冷峻的、法则般的文化地理学纲领。然而，正是这种将文化推向逻辑巅峰的做法，使其思想在1980年代成为新文化地理学攻击最猛烈的靶标。
文化系统的图示化三维表征。图片来源：泽林斯基《美国文化地理学》（1973），第73页。
泽林斯基在《超凡的快乐》一文中如何体现出“文化超级有机体”立场？在文章开篇，他引用了赖特“地理知识学”的定义，即“对所有人的地理知识的研究”。接着，他便以“文化超级有机体”立场对“地理知识学”进行了范式转换。譬如，赖特强调不同人各异的主观地理观念，而泽林斯基则转向了集体意识的一致性。在泽林斯基看来，尽管美国建造的公墓的名字是选定的，但这些选择最终汇聚成了高度规律化的景观意象：必须有起伏的视觉效果，像“丘陵”和“高地”等词汇在墓地名字中占据着多数，尽管在实际情况中，墓地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丘陵和高地，且是很平坦的（Zelinsky, 1976）。同时，不同于赖特将普通人的非系统化地理知识与专业人士的系统地理知识区分开来的做法，泽林斯基则要证明：一些非系统性的主观观念，其实也严格遵循着文化的逻辑。例如，对墓地名字的选择（出现大量的“春天”而杜绝“秋天”）、对植被景观的刻意塑造（垄断性的绿色）、对动物的彻底赶除等等，背后其实都整齐划一地指向了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美国文化中的“天堂模型”（Zelinsky, 1976）。可见，泽林斯基实际上是将赖特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地理知识学给客观化了。他是想证明：美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并不是随机的、个人心理的产物，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具有自我演化逻辑的“文化超级有机体”所决定的。
马丁·鲍登：在索尔与赖特之间
至此，我们或许可隐约看到，在这个以赖特为圆心的学术网络里，还隐藏着另一个圆心式人物——卡尔·索尔。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心灵地理学》的另一位编辑：马丁·鲍登（Martyn J. Bowden）。他也是一位与索尔有着直接关系的人物。
1950年代，内布拉斯加大学兴起了一批受赖特思想启发的历史地理知识学小组（a new group of historical geosophers）。正在该校念硕士的鲍登是该小组的核心成员。他们开创性地实践着赖特的理念，通过重建定居者对干旱环境的主观评估，来研究当地人的土地利用状况（Bowden, 1978）。毕业后，鲍登去到伯克利念博士，导师是詹姆斯·帕森斯（James J. Parsons）。帕森斯是索尔最杰出的门生之一，是继索尔之后伯克利学派的领军人物。所以，鲍登算是索尔的再传弟子了。
马丁·鲍登
鲍登认为，索尔和赖特一样，也是地理学“环境感知”革命的思想源头（Bowden, 1978）。他指出，索尔在1920年代的《景观形态学》里已隐含了一种环境感知的视角：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唯心主义的影响下，索尔认为景观离不开心灵的主观解读，进而需要“通过定居者的眼睛”去看待和评估地理区域；1941年，索尔还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演讲《历史地理学前言》（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中，明确倡导要对过去的群体与时代抱以“同情式的理解”，以重建区域的“个性”，可见，索尔已为当时的历史地理学注入了一种注重主体感知的人文主义方法论（Bowden, 1978）。但在另一方面，索尔也教会了鲍登如何观察与分析物质世界的“形态”（morphology）。鲍登认为，如果不了解索尔式的物质景观演变，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们脑海中的“虚幻景观”是如何影响现实土地利用的（Bowden, 1978）。正是在这样的结合点上，索尔的文化景观形态与赖特的地理想象共同构成了鲍登学术视野中的双重思想来源。
1960年代，鲍登进入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任教。这所大学在1970年代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镇，吸引了后来著名的现象学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来此读博。尽管西蒙的博士导师是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旗手之一的安妮·布蒂默（Anne Buttimer）（Seamon, 2023），但鲍登作为地理系的核心成员，也是1974至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成为了西蒙所处学术环境的重要塑造者。西蒙后来回忆：当时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学家们称这一研究领域为“环境感知与行为地理学”，鲍登正是该方向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有意义的是，鲍登还是亲自引导西蒙将视角从当时的环境感知领域转向现象学领域的关键人物（Seamon, 2026）。可见鲍登是一位颇具思想远见的学者。总的来看，鲍登的整个学术生涯上承索尔的“景观形态学”与赖特的“地理知识学”，又在克拉克大学这一关键的学术场域里与新一代地理学者发生互动，下启“现象学地理学”的研究，成为该时期一位重要的过渡性人物。
马文·迈克塞尔：召回被遗忘的心灵空间
《心灵地理学》里还有一位撰稿人，也是索尔的博士生，马文·迈克塞尔（Marvin W. Mikesell）。他撰写的文章《“连续占据”理论的兴衰：美国地理学史上的一个篇章》（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equent Occupanc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Geography）同样继承了赖特的地理知识学，扩展了索尔的主观视角。而这篇文章之所以可视为对“索尔本人”正统衣钵的继承，还在于该文彻底反思了之前被一些“索尔派”（Sauerian）人士倡导的，后来盛极而衰的“连续占据”（Sequent Occupance）理论，实现了对索尔门户的“理论清理”。
马文·迈克塞尔
简单来说，“连续占据”是1929年由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引入美国地理学的概念，它主张人类对区域的占据就像生物现象驱动景观的演变那样，遵循着一系列特征性的阶段。在具体操作上，该理论采用“静态横截面式”或“肖像式”的实证方法，通过将一个区域的历史划分成若干离散的、具有代表性的占据阶段（如印第安人狩猎阶段、农耕阶段、现代工业阶段等），绘制出不同阶段的景观剖面图，就像一连串类似于“电影单帧画面”的静态拼接，来捕捉和重构景观演变的历史。该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走向衰落并最终被抛弃。迈克塞尔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静态横截面式的研究不会关心从A阶段到B阶段之间那段长期的、流动的、复杂的“过渡与转变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只关心A断面的景观长什么样，B断面的景观长什么样。如此，便允许地理学家不需要去啃那些晦涩的档案，只需在地图上或田野中，把一个区域的历史机械地切成几个肉眼可见的、标志性的“文化阶段”即可（Mikesell, 1976）。于是，许多学者借此规避了索尔所提倡的、需要深入历史和史前档案的艰苦研究，成功实现了成果的批量产出，这正是它在当时“大受欢迎”的功利主义原因所在。其次，在正统的历史地理学中，时间是主角，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但在连续占据理论中，时间被“降维”退化成了空间的标签，变成了只是被用来把不同的空间形态排个先后顺序的工具而已。
二十世纪上半叶，北美地理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反击“环境决定论”。索尔为了实现这一抱负，靠的是极度硬核、扎实、耗费心血的历史景观形态研究。然而，“连续占据”理论则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却同样可以雄辩的替代方案——借着对比一张张静态的横截面图，一些自称“索尔派”的地理学者就可以轻松地宣告：“你看，这片土地的自然环境（媒介）千百年来没变，仅仅因为占据它的文化（动因）变化，地表的景观也就变了，所以决定因素不是环境而是文化！”这种论证在意识形态上是追随索尔的，但在方法上却是“偷懒的学术投机”。迈克塞尔还分析道：该理论最终失败的原因也在于它“彻底遗失了人类的心灵”。事实上，地表物质景观从一个占据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演变，其本质动力在于人类脑海中的地理知识和环境感知发生了改变。如果没有拓荒者在脑海中先将大平原从“荒漠”想象为一处“果园”，现实中的景观转变就不可能发生。物质环境的重塑只是结果，而人对地域的主观感知与想象才是“动因”，因此，迈克塞尔呼吁：我们需要回到赖特所倡导的“心灵空间”（Mikesell, 1976）。
美国地理学会、克拉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与伯克利传统的缝合
《心灵地理学》这本书展现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知识图景——亦是能重塑当代地理学范式的知识图景——基本上是由北美地理学界的四座智识高峰：美国地理学会、克拉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同编织而成。
首先，赖特作为圆心式人物，已让美国地理学会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知识网络的核心节点。而克拉克大学在七十年代也已成为全球“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现象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克拉克大学地理系里，除了鲍登与上文提及的布蒂默两位巨擘以外，《心灵地理学》的另外两位撰稿人也出自该大学：一是威廉·凯尔奇（William A. Koelsch），他是该系的教授，是鲍登的亲密同事，他为文集撰写了《未知之地与校园秘闻：迈向更丰富的学术地理学史》（Terrae Incognitae and Arcana Siwash: Toward a Richer History of Academic Geography）一文。该文深刻探讨了如何将赖特的“地理知识学”融入地理学教学之中。另一位作者是约翰·艾伦（John L. Allen），他是该系的博士毕业生。他撰写了《神话之地，奇观之水：想象力在地理探索中的地位》（Lands of Myth, Waters of Wonder: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一文。
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大学这一方则以段义孚与菲利浦·波特（Philip W. Porter）两位巨擘为代表。波特不仅联手同事弗雷德·卢克曼（Fred E. Lukermann）为《心灵地理学》贡献了《乌托邦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Utopia）一文，他还亲自拍摄了赖特1968年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莱姆镇的 The Pinnacle 山顶附近的珍贵照片放在了该书的前扉页里。
1968年8月，赖特在新罕布什尔州莱姆镇的The Pinnacle山顶附近。菲利浦·波特拍摄
在明尼苏达大学，波特与段义孚尽管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与行事风格，却展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共鸣。波特的研究方向是批判性发展研究、政治生态学与民族志研究，他虽精通空间计量方法与生态建模，却极力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地理研究，主张数据与地图并非客观真理的简单呈现，而是社会权力、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表达。所以在七十年代，波特这种向外的政治生态学批判与段义孚向内的“地理自我”探索在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形成了一股互补的张力，构成了批判性的人文合力。例如，波特深感在研究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况时，仅仅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数据进行结构分析会显得冰冷而苍白，难以唤醒西方身处优渥生活的读者的同理心，所以他在2009年与埃里克·谢泼德（Eric Sheppard）等人合著的《不一样的世界》（A World of Difference, Second Edition: Encountering and Contesting Development）一书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段义孚的“感知的负荷”（burden of awareness）思想。波特认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增加第一世界读者“感知的负荷”以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Sheppard&Porter, 2009）。所以，波特将段义孚的现象学观念引入政治生态学研究，在道德和情感上唤起了读者对世界不均衡发展的认知。
在行事风格上，波特与段义孚却大相径庭。关于这一点，可以在1974年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的通讯里读到两人很有意思的片段：
1973年秋，波特结束了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资源评估与土地利用规划局（BRALUP）为期三年的艰苦野外工作后返校。他在那儿完成了当地植被、农业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状况的研究，并抽空和卢克曼为《心灵地理学》撰写了《乌托邦地理学》一文。同时，他的网球技术也提高了不少，还会定期给段义孚写写信。一回到明尼苏达大学，波特便在地理系传统的“咖啡时间”发表了题为“我的热带劳动”的演讲。对比而言，另一边的段义孚则展现出不一样的生活节奏。段义孚每天都会站在系所在的社科楼五楼的办公室窗前，呆呆地凝望窗外的风景至少五分钟。而为了到达这一“观察点”，他要么攀爬上五层陡峭的楼梯，要么会冒着生命危险乘坐那部“喘着粗气、像哮喘病人一般”的电梯。
在这种戏剧性的日常生活与学术风格的交错中，波特就像一位满身非洲泥土，在演讲中向众人展示田野成果的行动派学者；而段义孚则是一位在窗前静思，以笔为刀剖析人类心灵景观的静思哲人。而这两位性情不同的学者则共同为该系抱有异见的反实证主义者们撑起了一片人文关怀的天空。
菲利浦·波特
最后，伯克利学派的传统熔铸于段义孚、洛温塔尔、鲍登、泽林斯基与迈克塞尔几位学者的治学特色之中，他们各以自身路径接续并发展了索尔的学术遗产。段义孚植入了现象学，透过“景观形态”看见了“地理自我”；洛温塔尔将人的主观感知结合进了索尔“博通式”的风格里；鲍登则将索尔的“文化动因”转化为人的主观地理知识，再与环境的约束相结合去阐释景观的形态。他们三人都极大地扩展了索尔在解释景观时的“主观”切口，不仅开启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时代，其思想还泛化到了后来的新文化地理学与遗产研究中呈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泽林斯基则将索尔的“文化动因”推向了极端，造成了另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平行的文化决定论，最终在1980年代走向衰落；迈克塞尔作为索尔的忠实继承人，对索尔的传统进行了正本清源。
结语
《心灵地理学》这部文集呈现出二十世纪中叶的地理学在“人文主义转向”中的一幅星丛般的知识图景。尽管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其中的智识火花在今天依然闪烁，它早已褪去了清晰的流派肉身，融化到了数不清的地理研究的毛细血管里，以一种底色而存在。今天，人文地理学似乎已步入了一个“流派终结”的时代，学科的多元化让曾经的壁垒已化为无形。但正是处于这种流派消融、碎片丛生的迷雾中，回眸那些曾经激荡过的思想，开展一场学院式的考古，重新发掘那些依旧闪光的知识碎片，或许能让我们在缺乏坐标的当下，凭借星图，辨认方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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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üven 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f the Mediterranean Along Dichotomies of East-West/North-S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Urban Studies, 2018, 6: 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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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ppard E, Porter P, et al. A World of Difference, Second Edition: Encountering and Contesting Developmen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9: 5.
1974 Newslett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刘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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