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了深入了解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并传播长征精神，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发起“重走长征路·探访会师地”活动。
陈赓大将之女陈知进应邀参加此次活动。活动期间，她结合重走长征路的见闻，讲述了父亲陈赓在长征中的几则故事。
2026年7月22日至7月27日，“重走长征路”一行先后抵达俄界、哈达铺、六盘山、山城堡等长征纪念地。在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寻找父亲陈赓足迹的过程中，陈知进在实地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采访。
陈知进没有进行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女儿的视角、用朴素的语言，还原了父亲陈赓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三段真实经历，概述了一位红军将领在漫漫征途中的行走轨迹。
从瑞金出发时，陈赓是“背负着审查”的军委干部团团长，既要护卫中央又要培育人才，乌江架桥开道、土城临危救急、金沙江锁守渡口、大渡河策应攻坚，哪里最危急，他带着这支队伍出现在哪里，就是中央纵队坚固的铁壁屏障；过草地时，他主动请缨当了担架队队长，拖着伤腿带领战士把病重的周恩来抬出了沼泽；到了长征后期，他重回作战部队，带着减员严重的队伍冲锋，甚至拖着伤腿爬上山城堡的阵地。在漫漫长征路上，他的身份几经变化，不变的是勇担重任的襟怀和植根于内心的坚定信仰。
干部团时期：背着“审查”守卫党中央
在长征的前一大段路上，陈赓的身份是军委干部团团长。很少有人知道，从踏上长征路一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他处在接受组织审查阶段。
“我父亲去中央苏区前，刚从监狱里出来。”陈知进介绍道。1933 年，陈赓在上海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
回到中央苏区前后，陈赓过了两次生死关。陈知进记得，她的哥哥陈知建在学校被冤枉了，回家后跟父亲诉委屈时，他的父亲笑着说：“你这叫什么委屈，我干革命还差一点被杀，那冤枉不冤枉？”于是，陈赓给儿子讲了自己两次被自己人追杀的亲身经历。
陈赓第一次被追杀，是出狱后回到上海不久。当时，一名杀手奉命来杀他，但杀手认识陈庚，就对他说：“你赶快逃吧，我是上边派来杀你的。”派人杀陈赓的人是认为，蒋介石既然不杀他，他一定是蒋派回来的特务，所以必须杀掉。陈庚委屈地大哭一场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中央苏区。
谁知，到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央又有人认为，陈赓肯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还得把他杀了。当时，周恩来站出来说，这件事情还得再调查一下，然后派组织部长陈云找陈庚谈话。终于见到组织后，陈庚在陈云面前又“哭了一鼻子”。
按照当时的规定，从监狱出来的同志，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在接受审查期间，不能带兵，不能去战斗部队任职。因此，到了中央苏区之后，陈赓没有直接进入作战部队，先去了红军学校，后来彭杨步兵学校成立时，他被组织安排当了校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出发前夕，中央军委把苏区的几所红军学校整合起来，成立了直属中央纵队的干部团，陈赓被任命为干部团团长。
这个干部团，不是普通的战斗连队。用陈知进的话说，“每一个学员都是干部，是红军的家底”。干部团里，一营、二营、三营、四营的学员，都是连排级干部；还有一个上干队，里面全是营团职的干部。干部团每一名学员都是从各个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才俊，都有实战经验，是红军发展壮大的骨干和种子。
作为一支精英队伍，干部团承载着双重任务。平时是中央纵队的警卫部队，负责保卫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的安全，同时还要照顾董必武等老同志；行军间隙则开展教学，走到哪里学到哪里，相当于一所跟着部队行动的“流动军校”。
行军休息的时候，别人坐下来能喘一口气、啃一口干粮空档，干部团的学员们则围在一起，听教员讲地形判断、讲班组战术。作为团长，陈赓自己也经常给学员上课，把自己的实战经验揉进课程里。他总说，这些人以后都是要带兵的，多学一点，以后就能少牺牲几个战士。
“一边打仗一边上课，歇脚的时候就讲战术、讲地形，打仗的时候就拉上去练手。”陈知进说。她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的父亲既要管警卫部署，又要抓教学安排，各种任务非常密集。对审查的事，他应该没放在心上，该做的工作一样没落下。
“遵义会议之前，他一直是被审查的状态，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留党察看。我去查过他的档案，他自己填写的材料上写的是‘开除党籍’一年。” 陈知进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语气里没有丝毫抱怨成分。遵义会议之后，陈云代表组织找陈赓谈话，并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据陈知进介绍，干部团里像自己父亲一样受审查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他们都“没有被这些帽子压住”，没有影响他们的信念和干劲。遵义会议召开后，很多历史问题得到解决。
无论审查的帽子摘没摘掉，陈赓都一样充满干劲。乌江架桥、保卫遵义会议、青杠坡战斗、二打遵义、飞夺皎平渡，干部团打出的几场硬仗，在长征路上都叫得响。
1935年元旦，中央红军抵达乌江南岸。有天险之喻的乌江，水流湍急，且对岸还有敌军把守，要让大部队快速过江，必须架起浮桥。紧急之中，中革军委把架桥任务被交给了干部团。接到任务后，陈赓指挥干部团四营（特科营）的工兵连星夜急行军60多里赶到了位于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当场就动手架桥。
乌江底部全是光滑的大石头，桥桩打下去站不住，几次都被激流冲走。为此，陈赓发动工兵连将士一起想办法。最终，上干队军事教员何涤宙想出了办法——把竹篓里装满石头，周围插上削尖的竹竿，两个竹篓扣在一起当锚沉到江底，用来固定浮桥。
后来，用这个土办法，干部团工兵连熬了整整 36 个小时，终于在乌江上架起了一座能过人的浮桥。正是踩着这座桥过了乌江，中央纵队顺利进驻遵义城。
在紧接着召开的遵义会议期间，干部团承担遵义城防、会议警卫及外围警戒任务。陈赓和政委宋任穷把部队布置在会场周围的各个山口、路口，层层布防，昼夜巡逻。那时候，局势并不明朗，周围还有土匪与敌军游荡，干部团多次击退了土匪滋扰。直到会议顺利结束，确定了新的军事指挥方向，他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干部团有御林军之称，如果说这支队伍在防卫时是盾牌，那么在出击时则是尖刀。在青杠坡战斗和皎平渡战斗中，干部团就是出鞘的尖刀。
1935年1月27日，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的土城镇。得知川军郭勋祺在土城东部部署兵力截堵红军北上之后，中革军委决定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对敌人进行合围。28日晨，红军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地区与敌方开战。
一开始，红军打得不顺。原来判定郭勋祺部出动了两个旅，实际上投入战斗的是4个旅，而红一军团去奔袭赤水城了，红军兵力严重不足。战斗中，随着红五军团伤亡加大其阵地被敌军突破。敌方抢占山头后，推进到了离中革军委指挥所几里远的地方。
关键时刻，毛泽东想到了干部团这支精锐，当即下令：“叫陈赓带部队上去！”
陈赓临危受命，带领干部团赶到前沿阵地，并快速部署战术：重机枪营在两翼掩护，一营、二营上好刺刀准备冲锋。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干部团的学员们迎着子弹就冲到了阵地最前沿，硬是把敌人压了回去，并连续顶住敌人的几次猛烈反扑。一直在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况后，高兴地对身边人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在后来巧渡金沙江时，干部团再次成为出鞘尖刀。
▲陈赓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中央红军要渡过金沙江。4月30日，中革军委把尽快夺取皎平渡渡口的任务交给了干部团。
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做动员，将干部团分为先遣营和后梯队：宋任穷率三营为先遣营，为部队开路；陈赓率干部团主力组成后梯队，保卫红军大部队渡江。
先遣营一昼夜强行军80公里，消灭皎平渡两岸敌人、控制了皎平渡口。同时，在江两岸展开了找船行动。由于金沙江的龙街渡和洪门渡不具备渡江条件，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全部从皎平渡过江，陈赓承担的护卫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红军要想顺利渡江，必须提防北岸敌人奔袭。于是，陈赓在控制住皎平渡后，立即亲率两个营奔袭金沙江西岸20多公里的通安州阻敌。从江边狮子山到通安州的山路盘旋在悬崖绝壁之上，敌军据险扼守。
陈赓命部队分路迂回，巧妙打垮守敌。随后，他们又与一个旅的国民党援军相遇。在他的指挥下，干部团多路突击，近以白刃、中间投弹、远用枪击，经过激战以少胜多，占领通安州，并俘敌团长以下六百余人。
通安州战斗的胜利，成为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保障。在皎平渡渡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仅靠着7条小船，经过9天9夜抢渡，成功渡过金沙江。
过了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又走过了两个重要关口，一是强渡大渡河，二是翻越夹金山。
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干部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5月25日，杨得志率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干部团奉命过河增援，掩护红一师主力北进。干部团一营一过江就立即投入了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最终击退敌军，使红军在大渡河东岸站稳脚跟。后来，干部团参与协同袭取泸定桥作战。接着，干部团受命抵达安顺场渡河，接替红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临护渡船”。在安顺场对面的安靖坝，干部团坚守了两天，挡住川军两个旅的进击，掩护全军向泸定桥转进，等到主力红军从泸定桥全部过了大渡河，干部团才撤离安顺场。
翻过夹金山之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会师。
据陈知进介绍，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军委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了红军大学，校长由红四方面军的倪志亮担任，陈赓在干部团的工作自此告一段落。
从瑞金出发到两军会师，大半年的时间内，陈赓带着这支“干部队伍”，一边打仗一边教学，护卫着中央机关走了半个中国，任务完成得可谓圆满。
▲左图为红军时期的陈赓、 右图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陈赓
草地担架队：带领战士抬着总理过沼泽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混编为左路军与右路军。8月下旬，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右路军从四川毛儿盖出发，开始进入松潘草地。
长征中，周恩来特别忙碌。杨尚昆曾回忆说：“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
红军右路军走到毛儿盖，准备过草地的时候，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周恩来病倒了。
“得的是阿米巴肝脓肿，高烧不退，整个人都昏迷了。”陈知进说。
早在黄埔军校时期，陈赓已与周恩来结识。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再到中央特科，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和革命友谊。
得知周恩来病重，陈赓很担心。他对周围人说，我会看病，发高烧就得降温。《陈赓传》记载，为了给周恩来降温，陈赓让战士到雪山背后找冰块。通过用冰块物理降温，周恩来在第二天排出很多浓，身体状况大为好转。
转危为安后，周恩来跟陈赓开玩笑说：“你东征时救了蒋介石，这次又把我救了。”
周恩来的病情虽有好转，可是身体却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走路都困难。
马上就要进草地了，茫茫几百里沼泽，没人知道要走多久。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抬着周恩来过草地。他下令从迫击炮连抽调战士组成担架队，带不走的迫击炮就地掩埋，“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去”。
陈赓知道这件事后，主动找到彭德怀，申请当担架队的队长。
“他自己的腿本来就有伤，是当年在会昌战役和鄂豫皖打仗留下的，走路都一瘸一拐的。”陈知进说。身边有人劝他，说你腿不好，就别跟着遭罪了。陈赓不听，他知道周恩来是为了整个红军累倒的，相比之下自己的伤不算什么。就这样，陈赓成了这支担架队的负责人，带着战士们护送周恩来，踏进了松潘大草地。
草地根本没有路，放眼望去全是齐腰深的野草，草甸子下面就是烂泥塘，一旦一脚踩错地方，整个人都会陷进去。空着手走都费劲，抬着担架就更难了。为了不让周恩来受到颠簸，走在前面的战士要探路，找结实的草甸子落脚，后面的战士要跟着脚步走，还得保持担架平稳。
陈赓跟着担架队一步一步走，遇上泥潭、陡坡，他就走在最前面探路，指挥大家慢慢挪。
草地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大太阳，转眼就下起暴雨，夹着冰雹砸下来。战士们本来就缺衣少食，身上的衣服被雨一淋，冻得浑身打颤。可大家把能挡雨的东西盖在担架上，生怕周恩来淋着雨加重病情。
周恩来醒着的时候，看着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好几次挣扎着要下担架，说自己能骑马，每次都被陈赓按住了。陈赓半开玩笑地跟他说：“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是病号，上边交代了，你得服从我的指挥。”
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整整走了六天六夜。这支担架队不光抬着周恩来，还顺带照顾了其他几位身体不好的中央领导，把他们都安全抬出了草地。
▲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在陈赓看来，当担架队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师生或战友之间该有的关心。
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周恩来与陈赓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就这样一直延续至生命终点。
山城堡阵地：爬上来的师长与长征最后一战
陈赓带领担架队抬着周恩来走出草地时，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径达到极致。危急关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1日，中央红军到达俄界。次日，在这个藏族小村庄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会议之后，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陕甘支队。
遵义会议召开后，陈赓告别了被“审查”的日子。在陕甘支队成立时，他重新回到了作战指挥岗位。
“先是当十三大队的大队长，相当于一个团级单位的团长。这个职务只有两个月时间。” 陈知进说。
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进行了短暂休整。在解放战争时期，陈赓回忆起往事时说：“当时都不敢回头看，因为一回头就看到尾了，但剩下的都是精兵强将。”
这次重走长征路，达到哈达铺的时候，陈知进特意找到了父亲当年在哈达铺老街上住过的房子。几十年过去，房子没变样，一位七旬老人在这间临街的门面房里经营着一家杂货小店，卖冰棍、汽水和日常用品。陈知进跟老人简单攀谈了几句，说了声谢谢，谢他守着这处老房子，让后来人还能感触到当年的温度。
离开哈达铺后，中央红军翻越了六盘山。在六盘山纪念馆，陈知进讲了个小细节。翻越六盘山时，陈赓带着一支队伍去一个山口突围，对方的兵力是他的几倍，但直到他带着队伍突出重围，对方都不知道遇到的是谁的部队。
1935年10月21，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在这个宣告长征胜利的地方，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
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红十三大队也恢复了红十三团的建制，陈赓由红十三大队大队长改任红十三团团长。
恢复建制的第三天，红一方面军就迎来一场大战——直罗镇战役。当时，陈赓经过长征后，腿伤导致行动都困难，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劝他留在后方，自己替他指挥所属部队。陈赓笑着说：“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
作为黄埔军校的同窗，左权非常了解陈赓。想给他配马，被他拒绝，只好让红十三团特派员欧致富给陈赓准备了一副担架。大战在即，部队多是夜间急行军，陈赓拄着棍子走夜路非常吃力，渐渐和部队拉开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迫考虑上担架。上担架前，陈赓一面感谢担架员，一面开玩笑：“辛苦你们了。这可真是抬着将军上阵了。”
在直罗镇战斗中，陈赓率领的红十三团打得机智勇猛。在前沿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他的左手拇指中弹负伤。如今，直罗镇战役大获全胜的战绩已载入史册，“抬着将军战直罗”的佳话也一直在传颂。
直罗镇战役结束不久，即1935年12月，陈赓出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10个月之后，在长征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打响。在这场战役中，他再次酣畅淋漓地打了一场胜仗。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红军在这片陕甘宁交界的地区立足未稳，蒋介石便调集近20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围堵进行围堵，其中包括胡宗南麾下的第一军。
“那时候，我父亲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师的师长，他在多年革命斗争中双腿负伤，走路离不开拐棍，伤口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的山城堡战役。”陈知进说。
山城堡战役的阵线比较长，红一、二、四方面军一道参加此次战役。
红一方面军的阵线位于甘肃环县山城堡村。在这次战斗中，作为主力部队的红一师承担主攻任务——占领山城堡村小西沟以北高地，并向马掌子山发起进攻，以突破敌军防线。
马掌子山是黄土高原地貌，山连着梁、梁连着峁，地形起伏较大。据陈知进介绍，因为陈赓腿伤发作，红一师政委杨勇和其他指挥员不让他到前线指挥所，让他在后方指挥。结果仗打到非常关键的时候，他竟到了山上。
见陈赓来到前线指挥所，杨勇吃惊地问：“你是怎么上来的？”陈赓喘着气笑了笑说：“爬上来的。”
“我爸打起仗来不管不顾，身体问题他不考虑，就考虑怎么把仗打好。”在马掌子山对面的山城堡战役纪念馆，陈知进望着对面其父亲曾战斗过的地方，感慨地说。
陈知进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她说：“我父亲，就是要给他的老同学胡宗南一点颜色看看。”原来，陈赓和胡宗南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这次山城堡战役，红军要打的，就是一路尾追过来的胡宗南部队。
▲陈知进
山城堡战役，从黄昏打到深夜。战斗中，红一师十三团在团政委魏洪亮的带领下，率先向马掌子山守敌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成功攻克了马掌子山阵地，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役，红军全歼胡宗南的一个旅。
这一仗打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彻底被打怕了，再也不敢紧逼红军，中央红军的长征也就此画上了句号。山城堡这一仗，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场大胜仗，也是长征的最后一战。
长征不是写在书上的传奇，是无数人用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的。有人牺牲在半路，有人带着伤走到了最后。
漫漫长征路上，从干部团团长到担架队长，再到红一师师长，陈赓的身份与职责在变，但心中的信念始终如一。他和万千红军将士一样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走向了胜利。
编辑：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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