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大堤被炸开，此事件后来被称为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之一。
但事情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在对外宣传上一直咬定是日本飞机炸毁的堤坝。这个说法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相关细节才慢慢被披露出来。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之后沿陇海线向西进犯，6月6日占领了开封，郑州告急，武汉也受到威胁。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决定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
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做出了决堤的决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负责执行，最初选定的地点是中牟县北面的赵口，但因为流沙太多没能扒开。后来由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改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实施。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大堤被炸开。洪水奔涌而出，豫、皖、苏三省四十多个县被淹，受灾面积广达三千多平方公里。
据后来的统计，直接死亡人数达八十九万，受灾害影响的人口超过一千二百万。
从军事上看，决堤确实起到了阻滞日军的作用，迫使日军改变了进攻路线，但没有从根本上阻止日军最终攻占武汉。这场灾难给黄泛区带来的苦难却是长久的。
决堤当天，事情还没有对外公开，相关的宣传口径就已经准备好了。6月9日上午，蒋在珍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电报里说“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
当天晚上，程潜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说“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
也就是说，在行动之前，对外把责任推给日军的说法已经定下来了。
6月11日，蒋介石给程潜回了电报，做了指示，第一条就是“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了第一条电讯，说日军在猛攻中牟的时候用飞机大炮炸毁了黄河堤坝。
随后《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报纸都跟着发了类似的报道。
为了应付外国记者的采访，部队还专门做了准备。6月9日洪水刚放出来的时候，商震就下令让新八师用炸药把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轰炸的现场。
6月22日和24日，中外记者分两批被带到花园口参观。现场布置了一场军民抢堵的表演，看起来场面很大，人山人海。记者们看到的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抢险景象。
日本方面当然不会认这个账。6月16日，日军控制的《盛京时报》发文说黄河决堤是国民党军队自己干的。中日双方打了一场新闻战，各说各话。但当时国际舆论基本上都相信了国民政府的说法，谴责日军炸毁堤坝。
这个说法就这样维持了很多年。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此事在台湾成了禁区，禁止公开谈论。蒋介石本人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承认过决堤是他下的命令。
直到1967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蒋总统传》。董显光是知情者，长期负责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工作。
他在书里直接写道：“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这是第一次有国民党高层人士公开承认花园口决堤是中国军队自己干的。后来董显光又写了一本《蒋总统秘录》，对这件事做了更详细的介绍。
到了1982年，当年参与决堤事件的魏汝霖在台湾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魏汝霖当时是商震的参谋处长，奉命到花园口监督决堤工程。
他在文章里说：“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还说他自己“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詳”。这篇文章等于从亲历者的角度证实了决堤是蒋介石下的命令。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方面陆续解密了一批相关档案。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也根据蒋介石的私人日记承认了这件事。不过这本书在为蒋介石辩护，说决堤是抗战救国的需要。
从1938年决堤到1967年董显光首次披露真相，中间隔了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国民政府一直把责任推给日本。直到退守台湾之后，随着当事人陆续写出回忆录、档案逐步解密，花园口决堤的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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