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百度百科·杨国祥词条（杨国祥本人回忆录原文）；光明网·文摘报《投掷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的主飞行员》（2009年8月20日）；彝族人网《杨国祥：我带着氢弹着陆》（杨国祥口述，记者赵志研整理）；彝族人网《我国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的英雄彝族飞行员杨国祥》；中新网《他"消失"的28年：导弹代号罗嗦君 原子弹被称邱小姐》（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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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30日，中午11点40分，新疆马兰机场，晴空万里。
跑道边上，一辆拖车正慢慢驶出总装厂房，车上裹着保温套的深色弹体，被小心翼翼地移送到一架崭新的强-5甲超音速战机腹下。
弹长两米出头，重约一吨，外形低调，杀伤力却足以夷平一座中等城市。这是中国第一颗实战型氢弹。
此刻，数百公里外的罗布泊核试验场，数十套监视和检测设备已全部启动。
4架负责穿越蘑菇云采集数据的战机已经就位。
周总理坐镇北京指挥部。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能宽、核试验总指挥杨焕民、基地司令员张蕴钰——这些人全部守在马兰机场各自的岗位上。整个机场肃穆无声，气氛凝重到压人。
11点40分，地勤人员和九院技术人员进行了最后一次弹上状态交接，记录了弹舱初始温度数据。
12点20分，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下达命令："2178，起飞！"
塔台上"砰砰"两声，两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杨国祥发动强-5甲，震耳的轰鸣声响彻整个机场。
战机滑出跑道，增速、拉起、爬高，带着那颗氢弹，以闪电般的速度向罗布泊冲去。
计划是下午1时整，氢弹准时爆炸。
然而1时整，罗布泊上空什么都没有发生。
杨国祥一拉驾驶杆，机头上仰45度，按下投弹电钮。
飞机没有因弹体离舱而震动，弹舱里寂静无声。按第二次，没反应。第三次，还是没有。
油表指针在缓缓下移。最多还能飞40分钟。跳伞，还是带弹着陆……
[一]【从云南山沟里飞出来的"彝族之鹰"】
要说清楚1971年这一天，得先把杨国祥这个人说清楚。
1929年10月，杨国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迤逦乡洛河村，今属玉溪市红塔区。
彝族，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靠种地和卖工为生，兄妹五人，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他是家里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能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
按照那个年代一个彝族农家孩子最可能的走向，他大概会继续种地，或者在县城附近找个活儿干。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云南山沟里的孩子，日后会驾驶着超音速战机，飞到万米高空，手里拿着中国第一颗实战型氢弹的投掷按钮。
命运这东西，从来都不按既定路线走。
1948年春，杨国祥考入峨山地下党领导的峨山中学，在那里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当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
1949年，他参加了滇中游击武装，不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担任骡马运输队指导员，跟着大部队参加了峨山、新平、易门等县的剿匪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
打仗、剿匪、立功，这套路走下来，他浑身上下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越磨越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在全军选拔第一代飞行员，杨国祥被保送进入东北牡丹江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航校条件极为简陋，教练机是老旧的日本和国民党遗留机型，天气又冷，东北的冬天动辄零下三十多度。
但他有一股子钻劲，每次下课都追着教员反复问，死磕到懂为止。
就是凭这股劲，他成了那一期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
1951年，杨国祥以优异成绩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空五师任飞行员，同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朝鲜半岛的天空，他与美军飞行员有过多次激烈的空战，战绩出色。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庆典，杨国祥驾驶战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那一刻他已经不是当年云南山沟里那个穷孩子了，但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
1956年，全军开展大比武，比武口号是"谁能比第一名，谁就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
杨国祥先后获得师级、军级、军区空军第一名，随后代表军区空军参加空军在天津杨村举行的全军比武，又拿下第一名。
由此，他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少数民族飞行员，被称为"彝族之鹰"。
但真正让他在历史上留下最重要那一笔的，是1970年开始的一段秘密任务。
1967年，中国成功研制出第一颗氢弹，这是爆炸当量数以百万计TNT的热核武器。
但光把氢弹造出来还不够，必须能实战投掷，才有真正的战略威慑价值。
靠轰-5、轰-6这类轰炸机平台速度太慢、机动性差，极易被拦截，在实战场景中基本等于靶子。
国防科工委最终拍板，用强-5强击机作为投掷平台，代号"119任务"，改装型号定名为强-5甲。
要选飞行员。条件是周总理亲自定的：政治上最可靠，技术上最熟练，飞行经验最丰富的团级以上干部。
而强-5本来就是杨国祥一手试飞出来的，他对这型飞机的性能了如指掌，其他条件也完全达标。
1970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杨国祥担任主飞行员。
就这样，这只"彝族之鹰"，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任务。
[二]【一年零八个月的秘密训练】
1970年4月，杨国祥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江西南昌320厂报到。
他刚到厂里，空军工程部张开轶部长就向他传达了任务——用强-5飞机改装投掷氢弹，由他来研究改装设计方案。
按杨国祥的意见，挂弹方式采用机身下部半埋式，参考了从美军F-4战机残骸上缴获的推脱装置结构，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加以改进。
这样一来飞机不需要大改，工期可控，改装后的型号正式命名为"强五K飞机"，后来也叫强-5甲。
方案定了，改装搞定了，接下来是训练。
1970年11月30日，杨国祥奉命来到西北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开始投弹训练。
这里是国家核心机密，戒备森严，保护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
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不能打球，不能跑步，怕摔着碰着。不能和家人联系，不能和外人往来。
饮食起居有专人管，每天由医生检查身体，正式试验前15天开始提前服用预防感冒的药。
一个飞行团长，就这样被"保护"了整整一年多。
训练的强度是惊人的。马兰机场距罗布泊核试验投弹点数百公里，他每天驾机往返两地反复演练。
先后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和重量完全相同的模型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真氢弹一模一样的遥测弹。
总计飞行了180架次的高强度训练，每次投弹的弹着点距靶标中心都在12米以内。
12米，是什么概念。
正式投弹时，氢弹从9公里外的位置被甩出去，沿抛物线飞行至靶区，引爆高度约600米。
整个过程中，距离、角度、速度、时间，任何一个参数差了，弹着点就会偏，精度就没了。
能把误差压在12米以内，基本等于误差为零。
1971年12月20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于当月30日下午1时整在新疆罗布泊引爆。
命令下来了，所有人都在等这一天。
12月30日早上，天气极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不少参试人员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好天气是个好兆头。
11点40分，九院技术人员刘书鹤等人完成了弹上状态的最后交接，记录了弹舱和氢弹的初始温度数据，之后将弹移送到飞机腹下完成挂弹。
陈能宽副院长亲自蹲到飞机腹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氢弹第一道保险。
朱光亚、杨焕民等人与杨国祥一一握手："杨团长，祝你成功！"
12点20分，指挥员宋占元师长下令："2178，起飞！"
后面的事，已经在引子里说过了——那颗氢弹，没投出去。
[三]【三次按下投弹按钮，三次寂静无声】
12点45分，强-5甲飞临投弹圈外50公里上空。
杨国祥按照朱光亚的嘱咐，打开了氢弹第二道保险，随即对飞机各种仪表装置和核弹状态进行了详细检查，确认一切正常。飞机继续向靶标方向飞去。
距离靶标中心20公里，他打开第三道保险。
这时耳机里传来前方指挥员王定烈副司令员的声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精神不要紧张，按着程序操作。"
杨国祥回答："明白。"
距靶标中心9公里，核试验指挥部发出投掷命令。
他一拉驾驶杆，机头慢慢仰起，飞机上仰45度，用力按下了投弹电钮，随即迅速掉转机头准备返回安全区。
然而飞机没有震动，弹舱里没有任何动静，地面没有爆炸，什么都没有发生。
投掷氢弹的装置，纹丝不动。
杨国祥愣了一下，立刻对飞机上所有电门开关进行了详细检查，确认操纵系统没有任何问题。
他向指挥部报告："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
指挥部回答："同意应急投！"
"明白！"
他驾着飞机绕了一个"8"字形，重新校正了航线，再次进入投弹圈。拉起，上仰45度，按下应急开关——还是没有反应。
第三次，他启用超应急方法，第三次进入靶区，第三次按下按钮——依然，静寂无声。
连续三次失败，三套投弹方案全部失效，那颗氢弹就这样挂在飞机腹下，纹丝不动。
这时候，杨国祥看了一眼油表。最多，还能飞40分钟。
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40分钟，扣掉返航时间，能做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此前准备了4架战机负责穿越蘑菇云采集数据，这会儿也已经升空。
基地里的科技人员、科学家、工作人员，全都在等待那一声爆炸。而那声爆炸，没来。
如何从一个"投弹失败"变成"不可收拾的灾难"，只差一步之遥。
[四]【生死十字路口，没有第三个选项】
40分钟。
这个数字压在驾驶舱里，比氢弹本身还重。
此时此刻，杨国祥面对的局面，比任何一次训练都要残酷。
他经历过朝鲜战场上的空战，驾驶过十多种型号的战机，飞行时长超过1500小时。
但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带着一颗足以摧毁一座中等城市的核武器，在新疆戈壁上空盘旋，而这颗武器，他根本没有办法让它离开飞机。
指挥部里，总指挥杨焕民紧急请示周总理。
周总理的指示是："告诉飞行员，一定要想办法投下去，实在不行就跳伞。"
杨焕民把这句话转达给杨国祥。
跳伞。
从个人安全的角度讲，这是最合理的选择。弹射座椅就在他身后，弹射把手触手可及，按下去，他就能脱离这架飞机，安全着陆。
一个经验如此丰富、资历如此深厚的飞行员，对于中国空军的价值，实际上远远超过一颗氢弹。
按道理，他完全可以跳。
但问题是，跳了之后，那颗氢弹怎么办？
无人驾驶、载着数万吨TNT当量核武器的战机，将变成一匹脱缰野马。
它会落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有可能落在马兰基地，那里聚集着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科技工作者、试验人员，那一片土地上凝聚着几代人花掉几十年心血换来的研究成果，落在那里，连同所有人、所有设备，化为灰烬。
有可能偏向观众区，数万人的生命，在一瞬间归零。更有可能飞向周边的居民区，后果将是无法承受的国际影响，甚至多年都无法抹平。
这些，是杨国祥在驾驶舱里盘旋的那几分钟里，一条一条想清楚的。
跳伞之外，还有另一个选项——把飞机开到大漠深处，人机弹同归于尽。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不伤害到基地和居民区的人。
但这等于白白折损一名王牌飞行员和一架国产战机，外加那颗价值极高、凝结了无数人心血的氢弹。代价太大了。
最后，还有第三个选择，带弹着陆。
这个念头在杨国祥脑子里一闪现，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带弹着陆，全世界没有先例。哪怕是带普通炸弹着陆，在全世界的航空规程里都是明令禁止的——美国B-52轰炸机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后，剩余炸弹必须投入大海，绝不允许带回。
而杨国祥腹下挂着的，是一颗半埋式安装的氢弹，弹体一半在机身内，一半露在外面，距离地面仅有10厘米。
虽然第五道保险还没打开，但只要着陆时稍有差池，后果同样不可设想。
他在空中盘旋，地面的人在塔台里发急，所有人额头上都是冷汗。
杨国祥对着话筒，平静地说了三句话："我已经采取了带弹的保险措施。"
"我要千方百计把氢弹平安带回陆地。"
"如果实在带不回去，我一定到沙漠里进行处理。"
这三句话一出，指挥部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总指挥杨焕民立刻再次紧急请示周总理。总理的指示随后传来："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以防万一，基地所有人员一律撤进地道，杨焕民要带头钻进地道！"
命令下达，整个马兰机场开始紧急疏散。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全部撤入防空洞和地道。
数百公里外的爆炸没来，一颗挂着核弹的飞机，正在向机场飞来。
偌大一个马兰机场，最后只剩下塔台上的宋占元师长和一名参谋。
这两个人，选择了留下来。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中国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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