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前后，天津后台，一名年轻女演员卸下戏装，手指还在微微发抖。台上，她刚刚唱完《女起解》；台下，掌声一阵紧过一阵。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被推上台救场的女孩，后来会成为评剧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她本名李再雯，小名福子，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时家中难以糊口，父母带着她外出谋生，后来将她送给评剧名家白玉霜收作养女。那不是一个浪漫的拜师故事，而是一笔关乎生存的选择。
戏班里的孩子，日子并不好过。福子年纪虽小，却很早明白，唱戏不是玩耍，而是往后吃饭的本钱。她每天吊嗓、练身段、背唱词，寒暑不辍。白玉霜对她要求极严，唱腔、眼神、手势，稍有差错便要挨训。
有一次，白玉霜因她的一个动作不合规矩，抡起皮鞭抽打。多年以后，小白玉霜回忆此事时说：“那时候真是往死里打，连舞台都像在晃。”这句话听来刺耳，却是旧戏班训练方式的真实缩影。
她真正迎来转机，是在一次意外救场中。白玉霜因演出风波离开北方，戏班转赴上海。一次《玉堂春》演出，主角突然缺席，年仅十几岁的李再雯被推上台。她紧张得手心冒汗，台下却没有给她退缩的机会。
锣鼓响起，她只能硬着头皮开唱。
“别慌，照平日练的来。”
后台有人低声提醒。唱到《女起解》时，她逐渐稳住气息，行腔清楚，身段利落。唱腔落下，掌声随即传来。那一刻，她不再只是白玉霜身边的养女，而开始以自己的本事站住脚。
她后来沿用“小白玉霜”的艺名，既有承继白派的意味，也包含戏班经营者借名声招揽观众的现实考虑。她的声音柔润，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不靠夸张动作抢戏，尤其擅长刻画受压迫女性的复杂心情。《潘金莲》《阎婆惜》《秦香莲》《杜十娘》等剧，逐渐成为她的代表作。
名气越大，身不由己的处境也越明显。戏班老板担心演员结婚生子会影响演出，常把艺人当作能够持续赚钱的工具。白玉霜曾因感情问题离开戏班，老板便设法逼她回台。小白玉霜也因此承受过来自戏班内部的压力和打骂。
她第一次婚姻的起点，带着明显的现实色彩。烟土商人赵清来曾帮助患病的她求医，并出资为她赎身。小白玉霜厌倦了戏班生活，便嫁给赵清来，暂时离开舞台。对赵清来而言，婚姻又有传宗接代的期待。
遗憾的是，这段关系并未因此安稳。小白玉霜被诊断出身体存在生育方面的问题，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快冷却。她没有把自己困在富贵生活里，而是重新选择唱戏。她对赵清来说：“演戏是我的命，不让我唱，那就只能离婚。”
这句话未必是经过文字记录的原话，却符合她后来反复作出的选择：宁可离开婚姻，也不愿放弃舞台。
重返剧坛后，她组织剧社，逐渐摆脱原有戏班的控制。剧社曾受到地方势力阻挠，演出举步维艰。佟玉海，也就是人称“佟五”的人物，出面替她疏通关系。小白玉霜以为遇到了能够依靠的人，后来却发现，这段婚姻又是另一场困局。
佟玉海接手剧社后，不但经营无方，还沉迷赌博。夫妻发生争执时，他曾对小白玉霜施暴，甚至把她唱戏使用的衣箱拿去变卖。戏箱不是普通家具，里面装着戏服、头面和多年舞台生涯的凭证。对演员来说，卖掉戏箱，等于砸掉饭碗。
小白玉霜因此坚决提出离婚，并请律师、登报声明。佟玉海不肯放手，双方纠缠许久。后来佟玉海因参与非法枪械交易，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小白玉霜才重新获得自由。她将剧社改为“再雯社”，继续登台。
她的艺术道路并非只靠个人天赋。评剧从乡土戏曲走向城市舞台，需要演员在唱腔、表演和剧目上不断调整。小白玉霜把传统悲剧人物唱得更有层次，也让评剧旦角摆脱了单纯卖俏和热闹的表演方式。她塑造的秦香莲，至今仍被视为评剧舞台上的经典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她投入现代戏和传统戏的整理工作，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53年中国评剧院成立后，她排演《秦香莲》，艺术风格日趋成熟。她也曾受到毛泽东接见，这对一名出身贫寒、长期受戏班约束的演员而言，是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
然而，舞台上的成就并没有替她挡住后来发生的政治风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白玉霜遭到批斗和侮辱。她没有文化，早年又长期生活在戏班和社会底层，面对接连不断的审查与羞辱，很难为自己辩解。
1967年12月21日，她在北京服下安眠药，结束了年仅45岁的人生。相传她临终前在手心写下：“我没有文化，你们不要欺负我。”
这句话没有唱腔，没有锣鼓，却像一张写给时代的短笺。她曾在台上扮演过许多苦命女子，没想到现实中的命运，也一次次把她推向无处申诉的境地。即便如此，她留下的并不只有悲剧婚姻和生命终点，还有《秦香莲》等剧目中清晰、坚韧而独具分寸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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