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相遇，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理解和转译得以在中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介而得以扬弃和自我更新，从而启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找到实现大同社会的现实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寻求民族独立解放道路的时代语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思考和解答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救中国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课题，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从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把握到普通群众的接纳认同，形成革命成功所需共识凝聚和文化动员的现实指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据，确立起从实际出发探寻适合自己道路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二个结合”有了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全新历史语境，这为“第二个结合”标识了鲜明的实践指向，即结合时代问题创新发展思想理论，充分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结合”；时代语境；实践指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海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误读及其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BKS179）的阶段性成果。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总结。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厚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土壤之中，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扎根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使其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续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二个结合”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既是观念性的，也是实践性的。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丰富而深邃的内涵，需要把握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语境和实践指向。
一、契合与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相遇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相遇，是在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互补与相互成就，使马克思主义经由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理解和转译得以生根，也使传统文化因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和激活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探寻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似相通之处，进而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找到了实现大同社会的现实路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遭遇重重危机，反映在思想观念上是出现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探寻救国出路的中国知识界开始译介包括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相关著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借此机会也开始了解和认识马克思思想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开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契合过程，先进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从对自身传统文化与所谓西方文明的“双重幻灭”，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又实现对上述二者双重超越的心理历程。
自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心态上逐渐失掉自信，最后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了弃绝的态度，这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充满期待地引进西方各种思想文化学说时，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瓜分给他们泼来一盆冷水，这样的“和平会议”，没有让国内翘首以盼西方文明的人们看到一丝一毫西方文化思想中宣称的公理、正义、人道、和平的影子，他们不禁开始质疑，难道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西方文明就是这样的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思想学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来自于地理上的西方，但在价值指向上却具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立场，给探寻救国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
同其他外来学说传入本国的境遇一样，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从传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纯粹从域外理论传入的角度来讲，萨义德的“理论旅行”理论提供了一种启发性框架。萨义德认为，当观念或理论由一种时空语境进入另一种时空语境时，需要经受形形色色的差异化语境压力。移植过来的观念或理论需要面对各种接受条件或者抵抗条件，使之可能引进或者得到容忍，全部或部分得到容纳或融合的观念在新的时空中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接受/抵抗”的可能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适用外延在中国是有所扩大还是有所减少、理论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还是有所减弱、最终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得到接纳融合还是受到抵制排斥等问题，最终由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和融通而得到了解决。于是一种传统文化“介质说”的观点浮出水面，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比如，当时有人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作为“介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19世纪末，美国乌托邦小说《回顾》引入中国后被翻译为《回头看纪略》和《百年一觉》，中国读者在阅读这本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小说时，不约而同地会用《礼记》中的大同思想来理解它的主旨。康有为明确表示：“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在瞿秋白的观念中，“共产”与“大同”也是契合和相通的，例如他在1923年纪念十月革命的《赤潮曲》中写道：“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1925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中则更是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同孔子思想的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则以墨家思想为“介质”来理解社会主义，他认为“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Socialism”。梁启超认为，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与墨子思想是相通的，甚至认为墨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个“大马克思”（即古代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时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来解读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重视劳动人民的取向在价值观念上有相通之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蕴含深刻丰富的思想精髓，有学者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起到了“介质”作用，从而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语境下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纳，因文化的内在认同而获得了文化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的主张解决了其世界性与民族性、主义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拾文化自信，从“介质”逐渐获得文化的主体性。这种转变是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握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为开端的。需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中介作用，以及由此出现的所谓“介质说”，应当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介质”到“主体”，是时代发端和历史连续的关系，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理解。如果简单地理解介质，反而会被人误用，尤其是在“西学中源”的观点传播过程中。中国人在初始接触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时，除了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发挥了中介作用的观点，有人甚至再向前一步，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甚至认为域外传来的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从精髓上发源于中国，这是较为典型的“西学中源”的中西文化观的体现。然而，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另外一种“西学中源”文化结合观，比如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试图论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早有关于西方现代民主自由价值的论述，这反而引起人们的疑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不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否就会同那些自诩为“普世”或者“优越”的文化价值相结合，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而走向误用甚至歧途？这从反面昭示并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方向性意义和历史性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一度在新文化运动中被不分良莠地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脚，似乎难以翻身。其内在精髓的发掘阐释和激活闪光，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现实的救亡自新路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美好社会生活、致力于创造新的文明，为解决中华文化从“介质”到主体的转化生成问题以实现文化自新提供了一套整体性方案。由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决绝批判和对西方列强言行不一的失望沮丧，中国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域外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它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发现它同我们自身原有文化传统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契合，特别是经由俄国革命的成功这一示范作用，最终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创造性传播以及先进知识分子接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思想无法解决近代的社会变革问题，只有借助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变革。这个历史进程也弥补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不足，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实践指向、变革方向和发展动力。
简言之，近代以来试图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充分而有效地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提供了可行方案。这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即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的基础上，提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元素，使其再次迸发出蓬勃生机和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互相契合发展到交汇激荡、相济互补、相互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影响下，适应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获得了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规定，从而实现了变革和再造，促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形成。
二、扎根与结果：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通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在内忧外患中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民族危亡的时代语境中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传播，主要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兴趣，而是将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实践良方，赋予其探寻民族独立和强国道路的现实指向。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相互成就，使革命者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具体发展方向和现实路径。称之为相互成就，即思想结出了现实的果实，在实践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制度，探寻到了依据中国具体实际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国别地域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确并非本土生发；但从阶级属性和文化价值关联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而更是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资源的关系。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但它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发挥出意识形态的重大引领功能，需要找到与本土文化及其传统的契合和共鸣，这样才能获得民族风格、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接纳和认同，从而实现文化的动员，实现内心的认同，凝聚思想的共识，为解决民族独立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思想指引。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时代语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就为先进分子所接受，并在知识界迅速传播。但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要被土生土长的中国民众接受并不容易，能够变成革命事业发展的指引更不容易。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在有些人那里就存在着误读或误解问题。这缘于未能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未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上，那种脱离中国国情的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无视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一最大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作为抽象公式照搬套用，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灾难。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全党对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标志性成果，逐渐成为党内的思想共识。毛泽东同志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向全党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重大课题，其中就涉及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等问题。他还号召全体党员不仅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命题，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党内共识转化为民众的共识并形成其实践指向，则是需要进一步面对的新问题。即使是在探索革命斗争道路的危急时刻，也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表达形式和理论形态，最终达成内心的接纳和认同。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本人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曾多次以中华传统思想、理念、典故来向党内外表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经常引孙子论军事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唐朝魏徵所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注重深入事物的内里而精细地研究事物的全貌。他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认识论，使科学理论更加鲜活、接地气；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与“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贯通起来，提出并最终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为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而凝聚民众思想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以何种路径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进一步探寻答案。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绝非偶然也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由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此出发坚定探索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前提是需要理论、文化和历史的自觉和自信，需要在新时期清醒地把握时代语境和实践指向。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又突破陈规，基于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何种重要作用，努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开辟了新道路。邓小平同志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小康”理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概念——“小康”——来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特定阶段的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妥善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弘扬光大。对于如何处理新时期的“古今中西”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他强调：“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此外，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振兴中华民族必须“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强调，建设“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江泽民同志指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重要论述，为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创新与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相互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新时代语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国内来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文化领域的全新理念为开创新局面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从国际来看，中国和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亟须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先进理念。聚焦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全新的时代语境和实践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定位为民族的“根脉”，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其中的文化沃土，是阐明当代现实、凝聚民心、传递价值、弘扬传统的思想纽带。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在另一个文化系统差异很大的国家中获得广泛传播、认同并取得主流地位，就必须与该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转译过程中充当了积极建构的“介质”，那么新时代的“第二个结合”，则更注重在二者间相互成就过程中凸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成就新的文明形态。换言之，就是要恰当地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再造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解释和指导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在融合创新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并在这种回应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指明了破解新时代全球化视野中制度竞争甚至价值博弈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新路，开拓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产生了大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话语和新思想，为新时代学术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即坚持“结合”的思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和实践指向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聚焦国之大者，把握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创新与治国理政的需要、道德文明社会秩序建构的需要、世界文明格局发展的需要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科学指导理论的学术力、思想力、影响力。
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指向，首先是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丰富论述的体系化和当代化。比如强调“德政”，“为政以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积淀的智慧结晶，其“以德治国”“以德为官”“以德新民”“以德和天下”的理念，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教化育人观念、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思想等相契合、相一致。这为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指向：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中思考，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化、时代化，如何从以德治国走向“德法共治”，如何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等。
其次是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德文明与社会秩序的重申与维护。在现代化进程中，曾有人以西方文化为圭臬。但复制西方式现代化，最终不仅未能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带来人的发展的桎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安身立命、关于道德人心和身心秩序等的丰富论述，为构建超越西方那种以对抗、异化和片面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并超越物化逻辑的科学理论，既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激活，又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推动中华民族正确把握时代境遇和历史进程，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发展观、新历史观、新文明观，从而指导中华民族勘明、锚定发展方向，并在实践中实现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能动超越，以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维度”，在“返本开新”的意义上不断引领和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
最后是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开辟，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格局，为观察和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重要论断再次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过时。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时代化，立足时代特点，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把握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更好地指导人类文明发展，而且需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赋予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世界历史表明，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通过理论创新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中华民族有了文化主体性，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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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核心旗帜，使人理性化或敢于运用自己本有的理性，这是启蒙运动甚至至今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理性的核心也被理解为人的一种先验的逻辑推理能力。即便高扬人的理性、强调理性公开运用的康德，也未曾明确人的先验理性如何可能，这一哲学遗留问题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康德所服膺的哲学家卢梭早就指出，欲将人理性化就要将理性加以人化，理性本身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强调理性要与情感平衡。休谟甚至用非理性的心理习惯代替了理性。只是，卢梭和休谟的这些思想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触及的第一人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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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泰山学刊》2026年第3期
作者：祝大勇，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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