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延安革命烈士纪念堂，沈醉在一块墓碑前停了很久。那时的他，已经作为特赦人员参加参观活动。眼前“叶挺”两个字，让他想起了多年前在军统监狱中的几次见面，也想起叶挺临近获释时说过的一句话。
这句话并不长，却让沈醉多年后仍然难以忘记。
沈醉曾是军统的重要工作人员。抗日战争后期，叶挺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方面扣押，先后被关押于上饶、桂林、重庆等地，后来又被转入军统系统控制的场所。沈醉奉戴笠之命，前去接触过叶挺三四次。
名义上，是了解生活情况。
实际上，军统方面希望通过接近、劝说，甚至许诺一些条件，使叶挺改变政治立场，转而同蒋介石合作。沈醉当时年轻，办事机敏，也很清楚自己肩负的任务。他每次见到叶挺，态度都显得客气，开口往往是：“生活上还有什么需要吗？”
叶挺的回答始终很简单：“没有什么需要。”
这不是客套话。看守人员后来向沈醉报告，叶挺在囚禁期间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起，用冷水洗脸、擦身，随后做操。吃过早饭，便读书、看报，日子安排得很紧。
监狱里能够看到的报纸十分有限，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叶挺对其中的内容并不认同，有时拿起来翻几眼，便放到一边。过了一会儿，因为实在无事可做，又重新拿起。
他没有吵闹，也没有故意摆出激烈姿态。
但这种平静，反而让军统人员感到棘手。叶挺对普通下级人员说话客气，对前来摆架子的高级军政人员，却往往毫不迁就。沈醉后来回忆，这位将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张扬，可内心立场极为坚定。
有意思的是，沈醉并没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得到答案。直到叶挺即将出狱，沈醉再次前去探望，才忍不住问了一个自己长期好奇的问题。
许多被军统关押的国民党军官获释后，最想做的事情各不相同。有人急着见家人，有人想饱餐一顿，也有人先去照相，仿佛要把重获自由的样子留下来。
沈醉便想知道，像叶挺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走出监狱后会先做什么。
叶挺没有迟疑，说：“我出去以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沈醉听后感到意外。他知道叶挺是共产党员，却没有想到，在长期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叶挺最牵挂的仍然是党籍问题，而不是个人待遇、家庭团聚或生活补偿。
沈醉本想继续追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应付了一句：“那很好，那很好。”
这次谈话后来被沈醉报告给戴笠。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载，戴笠听完后沉默片刻，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这句话里的“可怕”，并非指武力，而是指一种不容易被收买的信念。监狱可以限制人的行动，能够隔绝消息，却未必能切断一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精神联系。叶挺所说的“恢复党籍”，正是把个人命运放在组织和革命事业之中来理解。
1946年4月8日，叶挺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未能真正等到出狱后的生活。沈醉后来在延安参观烈士纪念设施，看到叶挺的名字，旧日情景再次浮现。
那次参观安排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特赦战犯和有关人员到各地考察，帮助他们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延安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站。这里曾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长期战斗、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交通不便，参观人员并非全部前往。
沈醉在杨家岭、枣园看到一孔孔窑洞，陈设十分简朴。土炕、木桌、椅子，便构成了当年许多领导人的生活空间。此前，他在重庆听过不少关于延安的传闻，说共产党领导人生活奢侈，甚至腐化堕落。实地所见，却与那些说法相距甚远。
当地群众还向参观者讲述，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期间，曾对百姓造成骚扰。沈醉听着这些介绍，再联想到自己过去在军统的工作，心情并不轻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带来的冲击尤其强烈。
当年，军统曾在办事处周围布置特务，监视工作人员和来往人员，还派人伪装成查电报、修炉子的工匠，试图混入内部打探消息。宣侠父等人的遇害，也与特务系统的秘密活动有关。
沈醉曾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员。如今重新走进旧址，看到当年的工作地点和周边环境，许多曾经被当作“任务”的事情，换了一个位置再看，性质已经十分清楚。
参观结束后，沈醉回到北京，又应邀到战犯管理所作报告。他在那里见到张严佛、周养浩、徐远举等旧日同僚，便把沿途所见讲给他们听，也谈到叶挺在狱中的那句回答。
那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却比许多慷慨陈词更能说明叶挺的选择。对于这位经历过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又长期身陷囹圄的将领来说，走出监狱之后最先要确认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自己是否仍被组织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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