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西安城外，李时雨以东北军军官身份进入一支正在围剿红军的部队。表面上，他是国民政府体系中的一名办事人员；实际上，这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组织安排，开始执行一项极其危险的潜伏任务。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少年时期，他因喜爱《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改名为李时雨。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也见证了他从知识青年走向隐蔽战线的经历。
1926年，李时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林枫，逐渐了解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进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家乡的苦难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更加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1931年，李时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组织认为他出身清白、受过法律教育，且性格沉稳、反应机敏，适合从事秘密工作。对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而言，这并不是一份普通差事，而是随时可能牺牲的任务。
他的第一次潜伏，便是在东北军内部展开。东北军许多官兵来自沦陷的东北，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强烈仇恨，却又被迫参加内战。李时雨利用熟悉乡土和军队生活的优势，同官兵接触，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同时搜集部队动向。
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就在东北军系统中。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事变改变了全国政治局势，也让李时雨看清，隐蔽战线的工作并不只是传递几份文件，更是在复杂人群中争取力量。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局势变化，李时雨结束了这次潜伏。很快，组织又把他派往天津，目标是进入日伪政权内部。这个任务比进入军队更加艰险，因为天津处在日本控制之下，城市进出口、交通要道和机关系统都受到严密监视。
在地下组织协助下，李时雨凭借法律专业背景，进入伪政权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他没有急于表现，而是先把角色演足。案件处理得认真，言谈举止稳重，和同僚交往也保持分寸。敌人越觉得他“可靠”，他能够接触到的材料就越多。
有意思的是，李时雨的潜伏并非只靠胆量。1939年，组织需要将一部电台从天津转移出去。电台体积不小，而天津各处盘查严格，普通车辆很难通过。李时雨观察到，法院院长的汽车经过关卡时，伪军通常只作简单查看。
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等待合适的借口。妻子准备到天津探望他时，他向院长提出借车接人，故意表现出对车辆的羡慕和重视。院长没有起疑，汽车载着电台顺利驶过关卡。这种做法看似巧合，背后却是对敌方检查规律的长期观察。
另一次营救任务，也体现出他的办案经验。地下党员冯骥被关押后，李时雨借查阅卷宗的机会，将有关案卷取走并销毁。开庭时因证据链断裂，法院无法完成定罪，冯骥最终获释。对潜伏人员来说，法律条文有时也是掩护，公文往来同样可以成为斗争工具。
凭借一次次稳妥的行动，李时雨逐渐进入汪伪政权的视野。1940年，陈公博调往上海，他随之转到上海工作。汪精卫集团正在招揽受过教育的人才，李时雨的学历、履历和外在表现都符合他们的需要，很快被吸收进立法机构。
升迁来得太快，反而让李时雨感到不安。职位越高，接触的机密越多；但一旦暴露，危险也会成倍增加。他迅速向组织请示，担心自己是否已经走得太远。得到的答复十分明确：“放心大胆地往上爬。”
这句话并不是鼓励他追逐权力，而是要求他利用身份继续深入敌方核心。于是，李时雨不再把升职看成负担，而是把它转化为获取情报的通道。1942年5月，他担任汪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并获授少将军衔。
同年年底，汪伪方面筹划春季“清乡”行动，李时雨因身份和地位参加有关会议，得以掌握行动部署。他设法将情报传出，使抗日力量能够提前准备，敌人的计划因此受到影响。1943年，他又担任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接触范围进一步扩大。
职位变化越大，伪装就越不能出现漏洞。李时雨在机关内处理公务一丝不苟，对外始终保持“忠诚干练”的形象；在机关外，则通过秘密渠道传送情报。多年潜伏，真正考验的不是某一次机智，而是长期保持同一套身份逻辑。
1945年汪伪政权垮台后，上海局势迅速变化。李时雨没有立即撤离，而是接受安排进入军统系统，继续利用新的身份开展工作。此后，他曾得到戴笠信任。军统内部有人怀疑他的来历，但戴笠认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李时雨失去了重要掩护。此前对他抱有疑心的人随即采取行动，将他逮捕审讯。面对严刑逼供，他始终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关。敌人没有得到实质证据，只能把他长期关押起来。
1949年2月，在地下组织营救下，李时雨离开监狱。同年4月，他辗转抵达北平，恢复了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一个在敌营中度过多年的人，终于走出黑暗身份，重新站到革命队伍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工作。1999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那段长期隐蔽的经历，留下的并不是职位高低，而是一名潜伏者在敌人眼皮底下，始终没有交出真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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