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21日深夜，厦门港渔行口广场，19岁的地下党员傅有智从冰冷的雨水中醒来。身上中了5发子弹，双手还被绳子捆着，身边没有援手，也看不见逃生的路。
广场上只剩雨声。
几个小时前，他和另外3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民兵押到这里。乌云压着海港，四周空荡荡的，几声枪响过后，4个人相继倒下。行刑者没有仔细检查，便匆匆离开，打算天亮后再回来收拾现场。
这场仓促的枪决，留下了一个致命漏洞。
到了第二天，敌人重新回到广场，却发现地上只有3具遗体。多出来的那个人去了哪里？他们顺着血迹寻找，在角落里发现了磨断的绳索。直到这时，行刑者才明白，傅有智并没有死，而且已经趁夜逃走。
他们害怕承担责任。
若把消息报上去，枪决失误必然受到追究；若说人被救走，又可能暴露现场的混乱。几个人商量之后，选择隐瞒实情，草草处理遗体，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傅有智的脱身，并不是因为伤势轻微。
据相关记载，他当晚共中5枪，子弹都没有击中要害，却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午夜时分，大雨突然落下，雨水冲刷着他的脸，也让他从昏沉中恢复了知觉。那一刻，他甚至没有力气站起，只能一点点挪到墙根。
绳索被墙角磨断。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却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双手挣脱后，傅有智没有往人多的地方跑，而是凭着记忆，朝厦门港亲戚居住的方向艰难前行。全身是血的年轻人走在雨夜里，随时可能再次倒下，也随时可能被巡查人员发现。
亲戚开门见到他时，起初几乎不敢相信。
几天前，外界都以为傅有智已经被枪杀。如今，他却带着枪伤站在门外。亲戚没有追问细节，只赶紧替他包扎伤口，找来干净衣服换下血衣。有人低声劝他：“这里不能久留，天亮后一定会搜查。”
这不是多余的担心。
换掉衣服，只能遮住血迹，不能消除危险。天亮之后，敌人一旦发现人没死，必然会沿着血迹和脚印追捕。亲戚连夜把傅有智送到山上，藏进一处隐蔽山洞，随后赶在天亮前返回住处。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并没有大规模搜捕。
敌人为了保住行刑失误的秘密，竟然没有公开承认傅有智逃脱。对傅有智而言，这个意外争取来的空隙十分关键。不过，山洞只能暂时藏身，枪伤若得不到治疗，感染和恶化都可能夺走他的性命。
后来，亲戚设法联系到住在鼓浪屿的傅有智三嫂。三嫂原以为他已经牺牲，得知还活着后，立即设法将他接回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照料，傅有智的身体逐渐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因为这次死里逃生而退出斗争。
傅有智被捕前6天，曾参加攻打厦门盐税局的行动。被捕之后，敌人见他年纪小，曾试图用威胁和利诱迫使他供出同志，甚至许诺高官厚禄。面对审讯，他始终没有松口。
“只要说出他们的下落，就能活命。”
“我不能拿同志换自己的命。”
利诱无效后，敌人改用酷刑。傅有智遭受反复折磨，仍旧没有泄露组织秘密。与他一同被捕的人员，也经历了类似审讯。遗憾的是，这些人中有的没能活着走出敌人的关押地点，但没有人为求生而出卖同志。
伤势稍有好转，傅有智便返回老家，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死刑场上的那场暴雨，没有改变他的选择，反而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地下斗争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判断形势、保存自己的能力。
此后，他继续参加安溪地区的革命活动。随着队伍发展，地方上的减租减息等工作逐步展开，农民受到的压迫有所减轻，革命力量也在一次次斗争中扩大。傅有智从一名年轻的地下党员，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骨干。
敌人对他的追捕随之加紧。
正面交锋难以奏效，敌人便改用欺骗手段。当时，民军副营长王观兰被安排假意投降。为了让这场骗局更像真的，敌人还故意发布针对王观兰的“通缉令”，制造他已与旧部决裂、正在逃亡的假象。
傅有智等人没有识破这层伪装。
按照事先约定，他们前往温泉村青云楼，准备商谈收编事宜。那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谈判，而是布置好的伏击。枪声再次响起，傅有智等人落入敌手。
这一次，他没能像厦门港那样从刑场上醒来。那位曾在雨夜中磨断绳索、身中5枪仍拒绝供认同志的年轻地下党员，最终在敌人的诱骗和伏击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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