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一处四合院里，钱学森伏案工作到深夜，警卫员刁九勃守在院外，食品化验员段恩润则检查着第二天要用的食材。两个人分工不同，却都围绕着同一个任务：让这位刚刚回国的科学家能够安稳工作。
钱学森身边的“两个保卫者”，严格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两名贴身保镖。刁九勃负责警卫和日常安全，段恩润主要负责食品检验。他们一个防外部风险，一个守饮食关口，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国家把钱学森的安全放在了怎样的位置。
钱学森的价值，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学术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工业几乎从零起步，导弹、火箭和相关工程缺少系统人才。钱学森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研究，熟悉现代国防科技体系，他回国后承担的，是搭建队伍、建立学科和推进工程的多重任务。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方面并不愿意放他离开。1950年8月，钱学森准备携妻子蒋英和孩子回国，已经办理了相关手续。就在启程前，他被美国移民部门扣留，随后受到限制出境。美国海关曾以行李涉及机密为由调查，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充分事实支持。
真正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军方担心钱学森把掌握的知识带回中国。据当时流传的说法，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曾表示，不能让钱学森回到中国，甚至用“一人抵得上几个师”来形容他的作用。具体措辞虽有不同记载，但美国方面不愿放人的态度十分明确。
钱学森被拘押期间，曾在看守所里度过十五天。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帮助下，他缴纳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获释，但仍不能离开美国，还要接受移民部门监管。此后五年，他不断提出回国申请，却一次次遭到拖延。
国内没有放弃交涉。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通过英国方面建立接触渠道，中国代表王炳南奉周恩来指示，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问题与美方交涉，钱学森的名字被特别提出。美方迟迟不松口，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转机来自钱学森夫妇设法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信中清楚表达了他们回国的意愿，使美国方面很难继续以“本人没有回国要求”为借口推诿。与此同时，中国方面释放了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释放出愿意解决问题的诚意。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离开美国，乘船前往香港。10月8日，他们经由深圳罗湖桥回到中国。钱学森后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和宴请，但真正紧迫的事情并不是礼仪，而是尽快把他的知识转化为国家的科研能力。
回国后的钱学森很快投入工作。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开始组织新中国的力学和导弹技术研究。那时科研条件有限，人才也十分紧缺，许多工作只能边建设、边摸索。
周恩来对钱学森的安全安排考虑得很细。按照一般规定，科学家的行政级别未必能够配备专门的贴身警卫，但钱学森属于特殊人才，不能只依靠普通机关警卫。经过研究，中央从中南海调派有战斗经历的刁九勃，承担他的警卫秘书工作。
刁九勃到钱家报到时，钱学森正在工作。两人第一次见面，钱学森客气地说：“以后还请你多多帮忙。”刁九勃没有把这句话当成客套，而是很快熟悉住所、出行路线和来访程序。陌生人来访，必须登记；钱学森外出，也要提前安排警戒。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钱学森经常工作到深夜，刁九勃需要长时间值守，还要配合处理出行、通信和住所安全等事务。表面看，他只是站岗和陪同，实际上必须随时判断风险，不能有半点疏忽。
1960年代初，国内国防科研进入关键阶段，钱学森参与的工作与导弹、核武器运载技术密切相关。台湾方面也曾派遣人员搜集大陆军事情报，公安机关破获过针对核基地的间谍案件。在这种背景下，钱学森的安全显然不能只看住所周边，饮食同样成为防范环节。
于是，段恩润被安排承担食品化验工作。他有抗美援朝经历，回国后从事化验，具备相关知识。蔬菜、肉类和饮用水，都要经过检查。夏秋季食物容易变质，段恩润提出购置冰箱。冰箱在当时价格昂贵，且多需进口，但这项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他还建议减少外来菜贩直接送菜，改由专人采购；钱家尽量不在外面随意用餐，宴请也安排在家中。钱学森有时觉得规矩太多，段恩润便解释：“宁可麻烦一些，也不能让食品环节留下漏洞。”这不是生活上的特殊享受，而是科研安全的一部分。
刁九勃守住院落和出行，段恩润守住食物和健康。两项工作看似琐碎，却为钱学森免去了许多额外干扰。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飞行试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钱学森及其同事承担的任务，也在这些工程节点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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