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凌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华国锋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刚结束紧急会议，天还没有亮。年近八十的叶剑英没有回房休息，而是立即安排一件事：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尽快告诉处于受监护状态的邓小平。
这件事看似只是传达消息，分量却并不轻。邓小平当时仍未恢复工作，生活和行动受到限制，外界情况很难传到他那里。叶剑英清楚，政治局已经作出重大决定，必须让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及时知道，也要让他感受到中央对他的信任。
此前的局势，远比表面上紧张。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全国沉浸在哀痛之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却没有停下动作。他们试图控制信息、扩大影响，并把手伸向中央文件和机密材料。王洪文一度在中南海紫光阁办公，设置多部电话，要求地方直接报告情况；江青还要求送往中央的信件先交她阅看。
叶剑英对此看得很明白。毛泽东逝世后，掌握文件档案就意味着掌握解释权，甚至可能成为打击干部的工具。他提醒汪东兴，毛主席生前的文件必须妥善保管，不能遗失，更不能让人借机夺走中央的权力。
叶剑英当时并非处在绝对有利的位置。王洪文等人对他有所监视，他便故意把日常活动安排得平淡一些。出门散步，和熟人闲聊，偶尔谈些生活琐事，表面上像是在养病休息。实际上，他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军队和地方的动向。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后来从西山转到玉泉山9号楼，也带有避开监视、便于联络的考虑。王洪文得知后曾质问汪东兴，汪东兴只说：“那是周总理生前住过的地方，交代过要让剑英同志住。”一句话，把追问挡了回去。
玉泉山并不喧闹，却成了关键时刻的联络点。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通过探病、拜访和捎话等方式表达态度。军队方面，韩先楚、杨得志等高级将领也被提醒，要密切关注形势，掌握好部队。
叶剑英特别看重军队的稳定。他叮嘱军事科学院负责人粟裕、宋时轮等人：“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当时正在住院，叶剑英又托人带话：“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廷发随即出院，到值班室了解情况。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决定，而是一次需要多方配合的政治行动。华国锋、汪东兴的态度，中央警卫力量的部署，军队和地方干部的稳定，都直接关系到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叶剑英虽年事已高，却承担了沟通、判断和协调的重要责任。
10月初，形势突然加快。社会上出现“10月7日、8日、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上海方面还采购鞭炮和红纸。叶剑英判断，对手可能准备抢先制造既成事实，不能再按照原定节奏等待。
10月4日，他看过《光明日报》刊登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后，立即找华国锋商量。叶剑英说：“他们就要动手了，我们也不能再等，必须提前行动。”原来准备稍后进行的行动，遂改为10月6日晚实施。
当晚8时许，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到达怀仁堂。名义上是参加会议或审阅文稿，实际上，中央已经作出隔离审查的决定。王洪文被控制时还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华国锋当场宣布，代表党中央对他实行隔离审查。
张春桥很快被带走，姚文元也未能离开。对江青的处置则安排在另一处进行。她拒绝交出保险柜钥匙，后来把钥匙装进信封，在封面写下“华总理亲启”，但行动仍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也没有造成流血事件。10月6日晚至7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通报并讨论了相关情况。许多到会者此前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到消息后，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想到的不是休息，而是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住在北京，仍处于被限制活动的状态。叶剑英把他接到玉泉山9号楼，亲自说明“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并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同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居住条件。这一安排，释放出十分清楚的信号：中央准备纠正长期以来的错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也将出现转折。
叶剑英没有把功劳归于个人。他认为，行动能够完成，离不开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和军队干部的共同配合。对他而言，解决“四人帮”不是斗争的终点，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才是紧接着要处理的难题。
此后，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干部工作、整顿军队和恢复教育科研，逐步进入中央议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等领导职务。叶剑英在这一转折中所做的那件“第一件事”，因此不只是一次报信，更是对一位重要老同志政治生命的重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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