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29日，北京，爱新觉罗·良弼在重伤中去世。距离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只剩下两周时间。后来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在这个时候与他联系起来：“我死，大清必亡。”这句话究竟是不是逐字记录，史料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之所以传遍京城，是因为良弼之死，确实改变了清廷最后的政治格局。
良弼不是普通的八旗子弟。他出生于1877年，属于满洲镶黄旗，出身宗室，却没有把前程寄托在爵位和俸禄上。清末新政时期，他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骑兵，回国后进入军界，参与新式军事教育和军队整顿。
那时的清廷已经意识到，旧式八旗和绿营难以应付新的战争。良弼所做的事情，正是试图把军队从传统编制中拽出来。他参与军谘府等军事机构的建设，重视参谋制度，也推动禁卫军训练。用今天的话说，他想给清朝打造一支听命于中央、装备和训练都接近近代标准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良弼并不属于一味拒绝变化的守旧派。他主张君主立宪，认为清廷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保住统治。这个判断未必能挽救王朝，却说明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大清真正的危机，不只是军队打不过仗，更在于财政、官僚、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威同时失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夺取军政要地，随后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清廷调兵困难，地方督抚各有打算，原本号称朝廷命脉的新军，也不再完全听从中央调遣。
摄政王载沣没有能力收拾局面，只能重新起用袁世凯。良弼对此非常警惕。他认为袁世凯掌握北洋军，又有复杂的政治网络，一旦重新出山，清廷很可能请神容易送神难。有人劝他不要把话说得太重，他仍然坚持反对起用袁世凯。
据相关记载，良弼曾表示：“袁氏久蓄异志，若起用之，必祸国殃民。”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对权力失衡的判断。袁世凯一旦掌握军政大权，清廷就会从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变成依赖北洋军生存的空架子。
袁世凯回到北京后，手段十分老练。他一面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另一面让北洋将领施加压力，同时把清廷推向退位的方向。对革命党来说，袁世凯可以成为促成共和的力量；对清廷来说，他又是唯一能够调动北洋军的人。两边都需要他，也都防备他。
良弼没有接受这套安排。1912年1月12日，他联合溥伟、铁良等宗室人物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后来被称为宗社党。1月19日，该组织发表宣言，反对清帝退位，主张继续维护君主制度。此举让良弼站到了清廷最后一场政治斗争的中心。
他的态度很明确。有人问：“若袁世凯坚持逼宫，该怎么办？”良弼答道：“宁可一战，也不能坐看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这类话未必能改变局势，却足以说明宗社党为何把他视为主心骨，也解释了革命党为何把他看成阻碍共和的关键人物。
1912年1月26日晚，彭家珍携带炸弹来到良弼在北京西四红罗厂的住宅。彭家珍是同盟会京津分会成员，行动时以清军军官身份接近。良弼从宗社党会议返回后，在门前与其相遇，彭家珍趁递交名片之际引爆炸弹。
爆炸造成彭家珍当场死亡，良弼左腿被炸断，身体多处受伤。清末北京虽已有西式医院和外科手术，但医疗条件远不能与后世相比。良弼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仍于1月29日去世，年仅35岁。
良弼死后，宗社党顿时失去核心人物。溥伟等人仍然反对退位，却很难再组织有效行动。此前声称愿意死守宫廷的部分宗室，在局势恶化后纷纷沉默，有的避居，有的离京，能够真正承担后果的人并不多。
袁世凯抓住这个空隙，加紧推动南北议和。隆裕太后面对的是幼主溥仪、空虚的财政、分裂的军队和不断扩大的独立省份。她并非没有犹豫，但清廷已经很难找到一条既保住帝位、又避免内战的道路。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清帝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正式退位，清朝统治结束。按照准确日期计算，良弼去世到清帝退位相隔14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十天。“十天”更多是民间传播中的概数，但标题所说的巧合，仍然建立在真实的时间接近之上。
良弼的死，究竟是不是清朝覆亡的决定性原因？恐怕不能这样简单判断。武昌起义之前，清廷已经陷入财政困境和政治失控；袁世凯掌兵、南北对峙、各省独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扭转的局面。良弼活着，或许能让宗社党多坚持一段时间，却未必能改变退位的结局。
但在那个短暂而紧张的阶段，他确实是清廷内部少数既懂军事、又主张改革，同时还愿意公开反对袁世凯的人。正因如此，他遇刺之后，宗室阵营迅速失去了组织能力。那句被反复传述的临终之言，便在十四天后的退位诏书中，留下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历史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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