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日，北京，叶剑英、陈赓与钱学森夫妇围坐在饭桌旁，谈的不是家常，而是中国能不能独立研制导弹。席间气氛越来越热烈，几个人很快意识到，这顿饭或许不只是一次私人宴请，而可能成为一个重大国防项目的起点。
当时的新中国，工业基础还很薄弱。许多重大建设项目依靠苏联援助，国内真正见过导弹、熟悉导弹技术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担心，导弹研制耗资巨大，短期内既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也不能直接改善工业生产，贸然上马可能造成浪费。
但在叶剑英、陈赓等军政领导人看来，国防建设不能只看眼前。没有可靠的运载工具，即使拥有核武器，也无法形成真正的战略威慑。钱学森后来谈到这一问题时，意思十分明确：如果没有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连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和平环境都难以保证。
钱学森回国前，已经在美国喷气推进和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多方努力下，他回到祖国。中科院安排他了解国内工业情况，并建议他先到东北考察。
抵达哈尔滨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专程前来相见。两人谈到导弹时，陈赓直接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回答：“为什么不能？外国人能搞，中国人就不能搞吗？”
这句话让陈赓记住了很久。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鼓劲话，而是钱学森根据科学规律作出的判断。导弹研制固然复杂，却并非某个国家与生俱来的专利。只要建立完整的科研体系，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就有可能从无到有。
陈赓回到北京后，多次向叶剑英谈起钱学森。叶剑英本来就关注现代国防技术，听得越多，越想当面了解这位刚刚归国的科学家。于是，他请陈赓出面联系，安排了1956年元旦的这次宴请。
饭桌上的谈话很快从个人经历转向国家规划。钱学森分析了导弹研制涉及的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结构、控制、材料和测试等问题，也谈到国内人才分散、设备不足、组织体系尚未形成的现实困难。
叶剑英没有把困难当成退缩的理由。他更关心的是，怎样把分散在各地的专家组织起来，怎样让军队、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形成合力。谈到兴奋处，他明确表示，希望钱学森能够参与主持这项工作。
陈赓见两人意见相合，立即提出：“我们马上去找周总理。”
当天，中央军委正在景山西侧的三座门举行舞会。叶剑英、陈赓带着钱学森赶到现场，向周恩来汇报了刚才的谈话。周恩来听完后表示赞成，并要求钱学森尽快拿出书面建议，把机构设置、专家调配和工作步骤写清楚。
钱学森没有停留在口头设想上。1956年2月，他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了保密，文中没有直接大量使用导弹、火箭等敏感词，而是以“航空工业”等说法代替，但实际内容已经涉及组织架构、研究方向和人才名单。
这份意见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把“要不要搞”推进到了“怎么搞”。钱学森提出，应当把理论研究、型号设计、试验生产和部队使用联系起来，不能只在实验室里做零散研究。后来参与这项工作的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专家，也逐步成为新中国导弹事业的重要骨干。
同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火箭武器问题。他的态度很鲜明：苏联愿意帮助，就认真学习；即使没有外援，也要自己研究。这实际上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外援可以争取，但不能把国防技术的命脉交给别人。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研究院的建立，使导弹研制从个人设想变成了国家工程。来自军队、大学、工厂和科研机构的人员被集中起来，许多人此前甚至没有见过真正的导弹，只能从资料、模型和有限的外国样品中摸索。
当时形成的技术路线很务实：先仿制，再改进，最后自主设计。1957年苏联提供了有关导弹的资料和实物，中国科研人员开始接触近代导弹的完整结构。仿制并不等于照抄，必须弄清发动机、制导系统和材料工艺背后的原理，否则一旦外援中断，整个项目就会停摆。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国防工业建设突然面临压力。第五研究院没有因此停止工作。11月5日，中国仿制的“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试验成功。它没有成为后来意义上的主力装备，却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弹设计、制造和试验人才。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自主研制阶段。东风二号首次试飞时，导弹升空后出现剧烈摆动，发动机起火，最终坠毁在发射台前。科研人员没有把残骸当作失败的象征，而是将散落数公里范围内的碎片逐一搜集，按照部门分门别类检查。
这次排查发现，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管路设计存在薄弱环节，发射前的地面试验也不够严格。钱学森要求把弹体内不应出现的杂物集中保存，作为事故教育的实物。那种近乎苛刻的质量观，后来成为导弹试验制度的重要基础。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试射成功。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携带核弹头完成飞行试验，弹头在预定区域实现核爆炸。1956年元旦饭桌上的那场讨论，至此已经从一句“能不能搞”，变成了可以检验、可以部署的国防能力。
对于叶剑英和陈赓来说，那天的选择并不复杂：既然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导弹，就要尽快找到懂技术、能组织、敢担当的人。钱学森恰好站在这三件事的交汇处，而周恩来的及时支持，则让一个饭桌上的设想进入了国家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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