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末，上海，陈雅芝和贾婉素面对一笔迟到了多年的抚恤金。有关部门依照规定，补发李丕璋生前工资及抚恤金，共计24000元。两位老人没有争执太久，便商量着把钱分成四份，留给几个孩子。

这件事看似平常，却牵出一段特殊婚姻。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曾经是同一个男人的妻子；她们之间没有反目，反而在晚年相互扶持。故事的起点，要从长征路上的一次误会说起。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前后，红军总医院到宣传队挑选女同志学习医护。17岁的陈雅芝被选中，负责接待的医生正是李丕璋。

此前，上级通知里提到“李丕璋”这个名字，陈雅芝听成了“李排长”，还对身边人说：“一个小排长来，怎么要这么多人打扫？”等那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出现，她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李丕璋并非普通医生。他是福建长汀人，自幼跟父亲学习医术，后来继承家业，开办“福民”医院。许多贫苦百姓看不起病，他常常免收费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伤员被送到医院，他不仅设法救治，还通过亲属购置西药，支援红军。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时，李丕璋变卖家产，把所得换成药品和医疗器械，随后参加红军。对一个出身富裕、已有稳定事业的医生来说，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把个人家业彻底放到了革命队伍之外。

陈雅芝进入总医院后，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李丕璋的传奇，而是他的严格。有一次，她清洗绷带，因为缺少肥皂，没能洗得足够干净。李丕璋发现后要求重洗，语气很重。陈雅芝当场委屈得掉泪，却也记住了这条规矩：伤口用的东西，半点马虎不得。

相处久了，陈雅芝逐渐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岁的医生产生敬重。她还听说，李丕璋在福建已有妻子贾婉素，并育有一个儿子。红军撤离后，贾婉素母子被捕，后来传出贾婉素死于狱中、孩子失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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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消息往往隔着封锁线传递，真假难以核实。李丕璋身边的人只能按照这个结果理解：他的妻子已经不在，儿子也没有下落。陈雅芝因此对他多了一层同情，偶尔替他缝补、清洗衣物，但并没有想到，这段关系日后会引出更复杂的家庭责任。

转折发生在长征途中。陈雅芝的哥哥也参加了革命，在过草地时因体力不支牺牲。临终前，他托人照顾尚未成家的妹妹。红军粮食局局长何长江得知此事后，专门找到陈雅芝，告诉她哥哥已经牺牲，并表示愿意像兄长一样照应她。

何长江与李丕璋相识，知道两人的性情，也清楚他们长期在一起工作。于是，他把这层关系挑明。陈雅芝和李丕璋本就彼此信任，经过组织了解和批准，两人在长征胜利后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一同在延安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原有人员和机构也陆续调整。就在这一时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从国统区方面获悉：贾婉素和李丕璋的儿子并没有死，母子二人仍在福建生活。

消息传到李丕璋那里，他先是惊喜，随即陷入沉默。多年里，他一直以为妻儿已经遇难，正是在这种判断下与陈雅芝成婚。如今真相出现，他觉得自己既亏欠贾婉素，也让陈雅芝处在尴尬境地。

陈雅芝没有责怪他，只说：“这是战争造成的误会，先想办法照顾她们母子。”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问题从夫妻之间的得失，转到了两个家庭今后的生活上。

组织方面也很快作出安排。贾婉素早年曾帮助红军，并冒险保护过一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相关部门决定定期给她汇款，保障母子生活。李丕璋没有借口回避，也没有把责任推给过去的传闻，而是承认现实，承担起应尽的义务。

新中国成立后，李丕璋和陈雅芝进入北京，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系统工作。此后，他们专程回福建看望贾婉素和儿子李子平。两位妻子第一次真正见面，没有出现外界想象中的争吵。陈雅芝称贾婉素为“姐姐”，贾婉素则叫她“小妹”。

临别时，陈雅芝留下500元作为生活费。李丕璋把儿子李子平带到北京，送入干部学校学习。陈雅芝与李丕璋已有二女一子，加上李子平，几个孩子共同生活，家庭关系由此重新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李子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一所研究机构工作。贾婉素也被认定为红军干部，调往上海作离职休养安置，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李子平成家后，母亲、儿子、儿媳和孙辈组成了一个三代家庭。

特殊年代里，李丕璋因受到牵连被关押，陈雅芝也一度入狱。陈雅芝因证据不足，一个月后获释，却得知李丕璋已经去世。她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把丈夫的死讯告诉贾婉素，并将户口迁到上海。

从那以后，两位老人共同生活。李丕璋留下的工资补发和抚恤金到手后，她们仍坚持分给几个孩子。孩子们提出给母亲各留一份，她们却说自己有工资，生活能够维持。钱最终没有成为姐妹之间的隔阂，反而成了她们替李丕璋继续照看家庭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