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来自大连机务段的田桂英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她手心全是汗，心里却憋着一股劲：自己是来汇报工作的，不是来当摆设的。等到握手时，她没有像旁人那样轻轻一碰，而是把手指收紧，故意多用了几分力。
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回忆文章反复提到。毛泽东显然察觉到了，笑着打量她：“你脾气不小啊。”田桂英没有躲闪，只是抿嘴一笑。那一握，谈不上失礼，倒很符合她的性格：敢做，敢说，也不愿因为对方身份特殊，就把自己缩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田桂英出生在大连一带的普通家庭。少年时期，家里日子并不宽裕，读书机会有限。十三岁那年，她便外出谋生，在工厂里做过工。年纪小，力气也不占优势，周围人难免有几分轻视。
她没有花太多时间争辩。
机器响起来，她就跟着学；别人下工了，她还留在车间琢磨。制衣、印刷，这些工作看似与铁路相距很远，却让她逐渐熟悉了机械、流程和精细操作。她很早便明白，想让别人闭嘴，靠的不是嗓门，而是把活干得扎实。
有意思的是，田桂英并不是一开始就奔着火车司机去的。进入大连机务段后，她先在食堂工作。饭票、炉火、锅碗，构成了她当时的日常。可只要有空，她便抱着书本去夜校，学习机械知识。
有人问她：“在食堂干得好好的，学这些做什么？”
她回答：“总不能一辈子只看锅灶，也得看看机器。”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说明她并不满足于一份稳定工作。她盯上的，是车库里的机车，是那些轰鸣着进出站场的钢铁大家伙。
当时，铁路系统正在培养新中国自己的技术工人。战争年代留下的设备复杂，懂操作、会维修的人十分紧缺。过去被认为只能从事辅助工作的女职工，也开始有机会进入车间，接受技术训练。田桂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争取到了调入轻油车库的机会。
车库里的活儿不轻松。扳手沉，零件脏，冬天的油污冻得发硬，夏天则黏在手上洗不掉。更麻烦的是，机车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个螺丝松动，都可能影响整台车的运行。
她起初也挨过批评。看图纸慢，记参数慢，判断故障更慢。可她有一个特点，别人讲一遍不懂，她就再问一遍；当天弄不明白，回去继续记。时间一长，原本不愿带她的老师傅，也开始把关键部位交给她处理。
田桂英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在女司机选拔。那不是一句“我也想开”就能解决的事。机车驾驶需要掌握锅炉、制动、信号、线路和故障处理，训练强度很大，理论课同样不能少。
她报名后，周围议论不少。有人认为女人坐在驾驶室里不稳妥，也有人觉得她只是图新鲜。田桂英没有与人争个高低，而是按要求参加训练。白天练操作，晚上背规章，遇到不明白的结构，就画在纸上反复辨认。
理论课成了她最难过的一关。文化基础薄弱，她便用笨办法补。别人看一遍，她看三遍；别人记住要点，她连细节也一起抄下来。后来她在学习中摸索出自己的方法，把复杂的机车部件同日常见过的炉灶、阀门联系起来，先弄懂原理，再记住名称。
训练持续了八个月。她通过考核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系统中最早一批女机车司机之一，后来因驾驶“三八号”机车而受到关注。关于她是否为全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不同资料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她是这一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这一点没有疑问。
1950年，她作为先进代表到北京，并见到了毛泽东。真正让她紧张的，不是握手，而是此前心里的那点“不满”。她觉得，自己和女工姐妹们好不容易闯进驾驶室，外界却仍有人把她们当成稀罕事，只看性别，不看技术。
所以，面对毛泽东时，她没有刻意装得柔弱。毛泽东问起她开车的情况，她谈到安全、规章和训练，也谈到女职工同样能够承担技术岗位。说到兴奋处，语气免不了有些硬朗。
握手时，她用力稍重。毛泽东当场打趣：“你脾气不小啊。”这句玩笑把紧张的气氛化开了，也让田桂英放松下来。她后来回忆这件事时，重点并不在“握了多大力”，而在于那次见面让她感到，女工靠技术取得的成绩，是能够被国家看见的。
此后，她继续担任机车司机，并在工作中承担运输任务。朝鲜战争爆发后，铁路运输成为后方保障的重要环节，机车乘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调度和安全制度。田桂英没有把自己说成什么传奇人物，她更看重每一次出车是否准点，设备是否正常，乘务人员能否平安完成任务。
后来，她又进入学校学习，逐步从一线司机走向技术和管理岗位，曾在铁路系统担任干部。她的人生并非只有一次握手，也不只是“女司机”这个称号。真正支撑她走得更远的，是早年在车间里磨出来的耐性，是面对质疑时不退让的劲头，也是对每一条操作规程的认真执行。
1985年，田桂英退休。那时，她已经在铁路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车轮滚过的里程可以计算，留在许多铁路职工记忆里的那股硬气，却不是一张报表能够写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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