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北京一场舞会散场时，周恩来站在衣帽间旁，脸色很不好看。刚才舞池里的某些举动，让他明显不快，但他没有当众点名，也没有打断活动。真正让现场安静下来的，却是警卫员寻找大衣时发生的一幕。
沙发上压着许多人的外衣。警卫员急着把周恩来的大衣找出来，翻动之间，几件衣服掉到了地上。周恩来见状，声音突然提高，批评他不该把别人的衣服弄乱，更不能如此对待他人的物品。
警卫员跟随周恩来多年，很少见他这样严厉，一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有人以为，总理只是因为大衣难找而动怒，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场舞会上，个别干部借社交活动之便，对女舞伴举止轻浮，甚至有失分寸。周恩来当时已经看在眼里，只是考虑到公开场合和同志关系，没有立刻发作。警卫员弄乱衣物，恰好成了情绪的出口。
这一点，周恩来自己也清楚。第二天，他专门找到那名警卫员，坦率地说：“昨天的火，不是冲你发的，是我心里有气，借题发挥了，请你原谅。”
这句道歉并非客套。批评别人时，他要求对方守规矩；发现自己态度过重，也不把身份当成免于检讨的理由。对警卫员而言，这种当面道歉，比任何安慰都更有分量。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第二次发火，涉及的不是生活作风，而是中国代表团面对国际荣誉时的态度。
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翠岗红旗》参加国外电影节并获得奖项。按常理说，获奖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可代表团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犹豫，甚至没有大方接受这份荣誉。外国评委对此不解，现场也出现了议论。
消息传回国内后，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代表团出国不仅代表个人和单位，也代表国家形象。面对应得的荣誉却一味推辞，反映出的不是谦虚，而可能是缺少应有的自信。
会场气氛因此沉了下来。批评说到这里，周恩来却没有继续把压力推给别人，而是主动收住情绪：“刚才我的态度过火了，同志们没有恶意，是我不对。”
他还解释，人在激动时难免有情绪，不能因为承担领导职务，就把自己说成不会犯错的人。几句话过后，原本紧张的会议重新恢复了讨论。代表团成员也开始从工作方法、国家观念和对外礼仪等方面检讨问题。
这件事的关键，不只是“该不该领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人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既缺少经验，也容易把谦逊理解成退让，把谨慎变成自我否定。周恩来不赞成妄自尊大，同样反对在外国人面前缩手缩脚。
第三次发火，发生在外交工作中，分量也更重。
1965年，第二次亚非会议原计划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6月，周恩来率团前往北非，飞机经停埃及开罗时，得知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经过请示后，他决定暂缓前往，观察当地局势和会议条件。
当时，外交部长陈毅已经抵达阿尔及尔。面对亚非国家友人的询问，陈毅出于乐观判断，表示会议仍有可能按期举行，而且能够顺利召开。这个表态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对此十分恼火。他担心，局势尚未明朗时，代表团若把话说满，便会失去外交上的回旋空间。一旦会议无法举行，外界不仅会质疑阿尔及利亚，也可能把责任牵连到中国代表团。
回国后，周恩来与陈毅谈到此事，批评得很重：“外交上不能乱放炮，话一旦说出去，就可能把自己的路堵死。”
陈毅很快认识到问题所在，作了检讨。周恩来随后把话说得更具体：外交不是个人表达意见的场合，代表团成员的一句话，往往会被当作国家立场来理解。尤其在政局突变时，更要留下判断和调整的余地。
批评过后，周恩来又向陈毅道歉，承认自己刚才的态度过于激烈，同时要求他认真吸取教训。陈毅是他的老战友，性格直爽、敢作敢当，但外交事务不能只凭个人判断。两人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对国家责任的共同看重。
三次发火，表面上分别对应礼仪、荣誉和外交判断，背后却有一条清晰的尺度：对人要有尊重，对国家要有自信，对外交要有边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每次批评之后，都把自己放回到普通人的位置上，承认情绪失控，主动承担态度上的责任。
他并没有因为道歉，就取消对问题本身的批评；也没有因为批评有道理，就把发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分寸，正是那三次发火之后，三次道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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