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7日凌晨，台北松山机场，飞行教员韦大卫钻进一架并不适合远程飞行的赛斯纳飞机，带着两名同伴冲向跑道。飞机刚刚离地，塔台便通过无线电厉声询问：“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违规飞行。机库里的赛斯纳，原本是蒋纬国使用的专机，机场有警卫看守，飞机也不是谁想开就能开。更紧张的是，韦大卫没有正式通行证，起飞位置还是停机坪，前方堆放着不少飞机，稍有差错，三个人就会连同飞机一起撞毁。
塔台不断喊话，试图让他返航。韦大卫没有解释，也没有讨价还价，只留下了一句：“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但真正决定这次行动成败的，并不是一句狠话，而是他对飞机、地形和拦截力量的判断。
韦大卫出生于1930年，广西人。家中有三位叔叔从事空军，其中两人在抗日空战中牺牲，另一人在飞行表演时遇难。飞行在这个家庭里既是理想，也是随时可能夺走性命的职业。家人不愿他再走这条路，他却始终没有放下飞行梦。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韦大卫在桂林读书，曾参加学生运动。由于表现活跃，又受到特务注意，他与同学连夜离开桂林。1949年夏天，他来到广州，正赶上国民党当局向台湾转移人员。
街头招生广告写得很诱人：军官学校、海军学校，成绩优异者还能赴美国深造。年轻人以为这是求学机会，实际上，许多人被用虚假名义招募，随后送上前往台湾的船只。
1949年8月23日，韦大卫登上“惠民轮”。船上拥挤不堪，人员混杂。离开黄埔港后，他才从水手口中得知，所谓学员不过是被强行补充的兵员。抵达高雄后，持枪士兵封锁码头，所有人被押往凤山接受编制。
抗议没有改变命运。韦大卫被编入陆军，后来又进入海军士官学校。那段经历让他明白，口号并不能消除军队内部的猜疑和压抑。有人试图逃跑，也有人在绝望中自尽。韦大卫没有选择坐等，他把返回大陆当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事。
他曾考虑劫持军舰，但很快发现，军舰需要多人配合，船员意见不一，起义极容易在内部争执中暴露。军舰航速有限，出港后还可能遭到拦截。飞机则不同，操纵人员少，速度快，行动时间也短。
于是，他设法转入空军。海军方面不愿放人，他便直接离开原部队，进入空军系统。受训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同样来自大陆、对前途感到失望的飞行员。有人曾计划驾驶多架飞机集体起义，但1955年陶开府驾机飞往大陆后，台湾方面立即加强审查，相关计划被迫中止。
韦大卫也遭到长期盘问。政治部门怀疑他有“共产党嫌疑”，甚至把他与其他飞行员一同关押。由于一名被捕飞行员的亲属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周至柔有关系，案件才出现转机，几人被释放。但韦大卫清楚，空军已经不可能再信任他，更不会让他继续驾驶军用飞机。
他离开空军后，辗转到台北飞行社担任教员。这里的飞机大多是教练机，燃油少、速度慢，无法支撑跨海飞行。真正具备条件的，只有那架赛斯纳。它有专门警卫，平时不对外开放，接近并不容易。
韦大卫没有急着动手，而是花时间熟悉飞机性能，搜集资料，观察蒋纬国使用飞机时的起降情况。他还主动接近警卫，以抽烟、聊天等方式取得信任。这个过程看似琐碎，却比临时起意更重要。没有长期准备，钥匙、燃油、飞机状况和逃跑路线都无法解决。
1956年1月6日傍晚，他先让警卫为飞机加满燃油，并以“试机”为名接近机库。当晚，他与两名同伴进入歌舞厅，表面上喝酒消磨时间，实际上是在等待机场戒备最松的时刻。
次日凌晨，三人返回松山机场。韦大卫用事先准备的钥匙启动飞机，却发现钥匙被拧弯，只得下机修理。警卫察觉异常后开枪，五发子弹没有击中要害。飞机从狭窄停机坪强行起飞，摇晃着越过机场边缘。
台湾方面立即调动战斗机戒备。韦大卫没有直奔福州，而是利用阴雨和低云贴地飞行，避开高空搜索。他熟悉台湾地形，战斗机却不敢在低空贸然追击，这让赛斯纳得以穿过台湾岛。
进入海峡前，他又发现海面上有美国军舰，只能改变航向，绕开可能的火力范围。飞抵大陆沿岸后，他没有贸然降落福州，而是转向泉州方向。这个决定相当关键：福州是军事目标，台湾方面也可能预判他的航线。
飞机接近泉州湾时，地面防空力量已经发现目标。高射炮短暂射击后停止，但零星枪火仍然袭来，飞机受损，韦大卫只能寻找迫降地点。他原本看见一处学校操场，因场内有学生，只得紧急改降在附近土路上。
解放军赶到后，三人表明身份。飞机被推入树林，并用树枝和伪装网遮盖。韦大卫随后受到福州方面接待，家人也通过有关渠道得到消息。多年后，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与有关祖国统一的工作。
1988年，蒋纬国方面曾通过人员联系韦大卫。对方转达说，蒋纬国并不怨恨，还认为台湾当局对这名飞行员处理不公。韦大卫听后颇感意外：“我把他的飞机开走了，他还不恨我？”这段迟来的联系，成为那架赛斯纳飞越海峡之后，留下的另一重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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