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上海施高塔大陆新村9号，55岁的鲁迅停止了呼吸。这个消息最先击中的，不是报纸上的读者，而是楼上的孩子周海婴。他刚醒来，还不知道家中已经发生了巨变。
许妈没有像往常那样催他上学，只低声说：“今朝勿要去上学了，爸爸呒没了。”周海婴听懂后，立即跑下楼。鲁迅仍躺在床上，姿态看起来和平日睡觉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屋里的空气沉得厉害。
许广平把儿子拉到身边，母子俩紧紧挨着。就在这时，闻讯赶来的日本女护士又对鲁迅进行了一次急救。家属和在场人员当然明白，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诊疗，而是对生命所作的最后挽留。
没有奇迹发生。
周海婴后来回忆，那一刻他还在等父亲睁眼，等那句熟悉的“小乖姑”，也等那两撇胡子重新贴到自己的脸颊上。一个七岁的孩子，知道死亡，却很难接受死亡已经落到父亲身上。
鲁迅生前并非没有预感。1936年夏天，他在病中写下《死》，把身后之事交代得相当冷峻：丧事不要收钱，赶快收殓埋掉，不要举行纪念活动；孩子长大后，若没有才能，做点小事过活，也不要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些话不像遗言，更像他一贯的说话方式。鲁迅不愿意把自己塑造成被供奉的偶像，也不愿家人借丧事谋取任何名义上的便利。他甚至写道：“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语气很硬，正是那个时代的鲁迅。
然而，鲁迅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葬礼不可能简单处理。他长期批评国民党当局，又与进步文化界、抗日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治丧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干预。冯雪峰曾提醒，丧事不能由他们直接出面，否则容易遭到阻挠。
宋庆龄提出，可由救国会承办。这个组织公开活动较多，也便于联络各界人士。经过商议，出殡事务交由万国殡仪馆办理，治丧委员会则列入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等人。
有意思的是，名单登报后，不同报纸的处理并不一致。上海《上海日日新闻》的日文、中文版照录全文，其他一些报纸刊登时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这一细节，透露出当时舆论环境的复杂和紧张。
上午，鲁迅寓所陆续有人赶来。萧军几乎是哭喊着冲进房间，跪在遗体旁失声痛哭。冯雪峰、巴金、柯灵以及许多文学青年，也相继前来。有人低声安慰许广平，有人只是站在床边，久久不肯离去。
日本塑像家奥本杏花也在这时来到寓所，为鲁迅制作石膏面模。先在面部涂上凡士林，再敷上调好的石膏，等待凝固后，小心地从脸部取下。整个过程约半小时，周海婴一直盯着父亲的脸。
面模脱离时，鲁迅的眉毛和胡须被带下十几根。周海婴看到后，以为父亲会疼，想挣脱母亲上前质问。许广平把他紧紧抱住，没有让孩子靠近。那副面模因为鲁迅没有戴假牙，面部形态与生前略有不同，也让周海婴感到陌生。
与此同时，上海电影公司人员赶来拍摄遗容和室内陈设。镜头留下的，不只是鲁迅去世后的影像，也保存了他生活过的房间：床头的旧书桌、两支“金不换”毛笔、带盖的瓷茶蛊、藤躺椅，以及床头床尾的小书柜。
书桌上的凌乱尤其说明问题。鲁迅去世前一天，还曾给内山完造写便条，请他改约并速请医生，字迹多有涂改。10月17日，他还在继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个病情已经严重的人，仍在处理文章和书信，这种生活状态，比任何评价都更具体。
当天下午3点，在内山完造安排下，万国殡仪馆的车辆运走鲁迅遗体。殡仪馆先作简单整理和化妆。对周海婴来说，这是父亲第一次不再和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后来记得，那个晚上，家里安静得反常。
第二天清晨，工作人员再次整理遗体，并将遗体移到楼下大厅。鲁迅穿咖啡色绸袍，身上覆盖深色锦被，头发被梳理整齐，脸色经过处理后显得安详许多。遗体先后两次整理，既是殡仪程序，也改变了家属对“父亲已经离开”的直观感受。
入殓时，鲁迅换上白绸衫裤、白袜黑鞋和咖啡色长袍，外面覆盖同色锦衾。棺木为深红色楠木，带有铜环，内盖采用玻璃设计，便于吊唁者瞻仰。许广平和周海婴扶住他的头，周建人等人扶住足部，一家人亲手完成了最后的安置。
10月20日至22日上午，前来吊唁者不断增加。学生、工人、店员、教师和文化界人士，从上海各处赶到万国殡仪馆。相关记载显示，瞻仰遗容者超过六千人。这个数字背后，并不只是文学爱好者，还有许多把鲁迅文章当作精神支撑的普通青年。
出殡前，治丧人员曾讨论抬棺者和棺木覆盖的旗帜。胡风认为应由文艺界抬灵，章乃器则强调鲁迅同样属于中华民族。沈钧儒提出折中办法：起灵时由文艺界抬棺，到公墓后再由各界人士接替。
至于旗帜，使用当局名义显然不合鲁迅生前立场，不使用又难以表达民族共同哀悼。最后，沈钧儒写下“民族魂”三个字，白底黑字，覆盖在棺木之上。这个选择没有复杂仪式，却把鲁迅与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直接联系起来。
10月22日下午2点，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16人抬起灵柩。送葬队伍原计划经过较为繁华的道路，后来因当局不同意而改走相对偏僻的路线，但沿途仍有大批市民停步默哀。
队伍从六千多人逐渐扩大，工人、学生不断加入。有人散发印有救亡文字的传单，队伍中还传出为鲁迅创作的挽歌。巡捕和警察在沿途监视，却无法阻止人群聚集。灵车抵达万国公墓时，已是下午4点30分左右。
周海婴坐在车上，有人问起鲁迅，他说：“爸爸睡了，他在休息。”这不是孩子真的不懂死亡，而是那张经过整理的脸太安静，像随时还会从睡梦中醒来。
在公墓礼堂，蔡元培主持追悼会，沈钧儒致悼词。仪式结束后，写有“民族魂”的旗帜覆盖棺木，鲁迅被安葬于万国公墓。83小时里，急救、制作面模、两次整理遗体、公众吊唁和万人送葬接连发生，一位作家的私人死亡，最终成为整个时代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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