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西北某地，31岁的张连芳再次怀孕。这个消息没有立刻带来欢呼，反而让她心里压上了一块石头。两次流产的经历，使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腹中的孩子来之不易，也经不起外界议论和身体上的意外。
张连芳的领导得知情况后，没有让消息扩散，而是先安排她暂停工作，前往条件更好的医院检查。临行前，领导特意叮嘱：“先不要告诉别人。”这句话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有很深的考虑。
此前两次怀孕，张连芳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担心她的身体，有人私下议论她曾经参加核试验，甚至把流产归咎于那段经历。真真假假的话传来传去，给她造成了沉重负担。领导不愿让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张连芳出生在东北普通家庭。高中毕业那年，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她几乎没有犹豫便报了名。身体条件合格、训练成绩突出，她被选入航校。那时的女飞行员并不多，能够真正进入航空部队，更是难得。
在航校里，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很明确：把飞行本领练出来，保卫国家。毕业后，她成为解放军航空兵部队的一名领航员。女同志从事飞行相关工作，面对的要求并不比男同志低，甚至常常要用更严格的标准证明自己。
1964年，张连芳接到前往大西北执行任务的通知。任务性质没有公开说明，出发前，她只知道必须服从命令。她拍下一张黑白照片，交给未婚夫张文波。张文波没有追问，只说：“保重。”
这两个字分量很重。那时，核试验属于高度机密，参加任务的人也无法向家人解释具体内容。张连芳离开后，张文波看着照片，心里明白，这次出发可能存在极大危险。
抵达马兰后，任务内容才逐步明确：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提供空中保障，并获取有关数据。原子弹的威力，大家都从战争报道中听说过，却没有人真正面对过核爆现场。危险究竟多大，谁也说不准。
任务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张连芳很快站了出来。她并非没有害怕，而是明白，越是关键的任务，越需要有人承担。此后，她和战友在罗布泊一带反复训练，熟悉航线、飞行高度以及接近爆心后的操作要求。
罗布泊的艰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机场周围多是盐碱地，饮用水要靠车辆运送，生活设施十分简陋。没有澡堂，厕所也只能临时搭建。风一起来，席子和雨布就被吹得东倒西歪，战友们常拿厕所开玩笑，张连芳也只能跟着苦中作乐。
生活困难还能忍受，真正让飞行人员紧张的，是核爆后的飞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地面人员看到巨大的蘑菇云升起，张连芳却没有停留在欢呼之中，她要驾驶飞机接近爆心，完成空中观测和数据采集。
飞机穿入核爆形成的云团，时间并不长，却足以让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按照任务要求，她完成一次飞行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数据采集。那不是表演，也不是象征性的靠近，而是在设备、时间和安全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取得可靠资料。
飞机落地后，相关人员立即对她进行清洗和检查。后来她出现脱发、内分泌紊乱等身体反应。对于这些异常，她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头发重新长出来后，便又投入了工作。遗憾的是，核试验留下的影响，并不会因为表面恢复就彻底消失。
原本，张连芳与张文波已经商定任务结束后结婚，但婚期因她的身体状况推迟到1965年。婚后，她仍能吃饭、睡觉、训练和飞行，平日里很难看出明显问题。真正让夫妻二人忧虑的，是迟迟没有孩子。
检查之后，医生认为她需要长期调理。张连芳担心丈夫是独生子，曾对医生说，若自己不能生育，不愿耽误对方。张文波却没有把责任推给她，反而劝道：“没有孩子，我们也能过日子，你的身体要紧。”
治疗一度见效。张连芳先后怀孕，却因为身体原因两次流产。周围的议论又一次聚集过来，使她承受了比病痛更难摆脱的精神压力。张文波看在眼里，尽量不让她操持家务，也反复劝她不要勉强自己。
1967年，第三次怀孕后，张连芳格外谨慎。她不愿声张，甚至觉得去大医院检查有些兴师动众。领导却没有同意，明确告诉她：“你生下孩子，不仅是你个人的事。”在领导看来，她曾为核试验作出贡献，组织有责任尽力保障她和胎儿的安全。
这一次，张连芳按照安排接受检查和调理，孕期情况逐渐稳定。后来，她顺利生下一名女儿。为了纪念那段在西北执行的特殊经历，孩子的名字也带有试验任务的印记。
生育之后，张连芳没有离开航空岗位太久。她重新回到熟悉的工作中，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三年后，她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两个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她放弃天空，家庭与工作成为她此后生活中同时承担的两份责任。
直到54岁，张连芳才离开飞行岗位。她把大半生交给了航线、机场和训练场，也把那次核试验中无人知晓的风险，默默带进了自己的生活。多年以后，面对采访，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核辐射时，她的回答依旧简短：“就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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