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一纸调令送到王范手中：调往七一人民公社，任工业副部长。对一个曾负责重要城市检察工作的干部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岗位调整，而是连续降职十级。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问道：“哪个王范？”身边工作人员提醒，是延安时期抓特务、1949年负责中央机关进北平安全的人。毛泽东听后说：“我要亲自过问此事。”
这句话背后，牵着一段并不寻常的经历。
1905年，王范出生在江苏如皋一个佃农家庭。家里没有像样的田地，辛苦一年，大部分收成要交给地主，剩下的粮食常常不够一家人糊口。少年时代的王范没有条件读多少书，却练出了一副硬朗身板。石锁、扁担，都是他的器械；不平之事，也常常让他按捺不住。
1926年北伐军进入江苏后，农民运动逐渐兴起。地下党员王盈朝在夜校讲解革命道理，王范听得认真，很快加入共产党。这个人性格直，遇事敢冲，但并非只有一股蛮劲。组织观察他后认为，王范胆子大、嘴巴严，关键时刻能担事。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王范转入地下，曾设法支援红军武装，也曾多次更换身份躲避追捕。为了脱身，他有过化装成洗衣妇的经历。后来，他进入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工作，表面上是巡捕，实际上承担着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任务。
巡捕房这个身份危险而特殊。王范既要搜集敌情，也要掩护地下同志，还要处理叛徒和内奸留下的隐患。许多事情不能留下纸面痕迹，更不能向旁人解释。有人评价他“话少、手快、心里有数”，这类性格，恰好适合隐蔽战线。
1932年，王范因叛徒出卖被捕。租界方面审讯无果，随后将他移交给国民党当局。鞭打、灌水、老虎凳轮番用上，他始终没有供出组织。敌人找不到确凿证据，只能以嫌疑罪名判处十年徒刑，将他关进南京军人监狱。
监狱没有让他消沉。王范负责挑水、送饭，借着这些差事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联系。不久，他与狱中党支部取得关系，秘密阅读《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书刊，也把监狱变成了特殊的学习场所。他后来对人说：“肚子里有东西，出去才撑得住场面。”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周恩来等人开始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王范获释后，没有只顾自己离开，而是尽力回忆狱中仍被关押的同志，把姓名、住处和情况整理出来，为后续营救提供线索。这个细节，说明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始终没有把个人安危放在组织之前。
抗战时期，王范在延安从事保卫和锄奸工作，后来被授予“锄奸模范”称号。抗战胜利后，他又先后在承德、赤峰、锦州等地参与肃清潜伏特务、建立保卫机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但不少重大案件，都留下了他的名字。
1949年3月，北平即将迎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主力。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专列抵达清华园车站。王范承担着重要的安全警戒任务。为了确保中央机关进城，他提前摸排道路、桥梁、可疑住户和可能被利用的爆破点，连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也作了标记。
警戒布置得过密，很快引起了意见。毛泽东前往香山途中，沿线岗哨层层设置，群众行动受到影响。周恩来提醒安全工作不能只看周密，还要考虑城市秩序；毛泽东也指出，不能把群众挡在外面，弄得像旧军阀进城一样。王范当场承认：“是我考虑得不周，马上调整。”
有意思的是，抵达清华园车站那天，王范一度没有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周恩来询问他的去向，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片刻后，王范端着刚做好的鲤鱼赶来。原来，他去检查首长的伙食安全了。面对埋怨，他解释道：“首长吃得放心，厨房也不能出问题。”一句话让现场的紧张缓和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王范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面对复杂的社会改造和案件审理，他强调证据与程序，反对把审查过火当成工作成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坚持并不讨巧，也容易让他与一些急于求成的做法发生冲突。
1958年的职务处理，使王范从重要岗位跌落基层。毛泽东得知后要求过问，相关决定一度被重新审视。遗憾的是，王范的性格始终没有改变。该说的话他说，该坚持的原则坚持，并没有因为职务起落而改变处事方式。
特殊年代到来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70年冬，王范在长期压力下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许多共事多年的老同志闻讯后久久无言。1978年4月，江苏省委作出平反决定，撤销此前对王范的不当结论，恢复其应有的历史评价。文件并不长，却为这位从地下战线走出来的老党员，留下了迟到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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