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1日清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格外阴冷，空气中弥散着消毒水与松柏叶的味道。灵堂里白幡招展，挽词林立，中央领导人和陈毅的旧部分立两侧。肃穆的送别流程刚走完，毛主席在搀扶下正准备离场，目光忽然停在东侧的一副墨迹未干的挽联上。主席微微眯眼读完落款，立刻转身问张茜：“此人来了吗？”张茜低声答：“刚返京，户口还未解决，不好出面。”毛主席沉吟片刻，又道：“可惜，传话给他，请他安心。”
这位“此人”便是张伯驹。许多人知道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却不了解他与陈毅之间的情分，也不了解他用尽半生守护古籍书画的执念。早年张伯驹不事军旅、不问财路，唯对古物情有独钟。少年时他写下“但使国宝永存吾土”八字，自此将全部家底和心血押在一轴轴残卷断简上。1937年，他以四万银元购得《平复帖》，又为八百两黄金典卖宅第换得《游春图》，这些传奇故事在京津文士中口口相传。有人笑他痴，他只淡淡一句：“书画可归国，我归不归去都可。”
1949年后，北平和平解放。张伯驹将《平复帖》等一批重宝捐与故宫博物院，接着把余下三十余件精品送往新建的吉林省博物馆。捐赠现场，人们记住了他那句略带方言的感慨：“我把孩子都交给国家了。”而就在那一年，志在北平拱卫新政权的陈毅，因军务繁忙，错过与这位“书画痴人”的首次谋面。直到1957年春季上海美术展，两人才真正相识。
那次展厅灯光昏黄，陈毅驻足在《洛神赋图》前，忍不住询问：“这卷谁捐的？”随行人员回答：“张伯驹。”当晚，陈毅设家宴相邀。席间两人随意吟诗唱和，陈毅说：“君词带北宋气，汝胸怀却更大。”张伯驹回敬：“将军气吞山河，笔底仍有江南柔情。”自此，军中儒将与民间藏家的友谊一发不可收。数年间，逢京津有展，两人常在画卷前品评笔意；酒酣耳热，陈毅操吴侬软语朗诵古诗，张伯驹半阖双眼轻抚古琴，场景别致动人。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闲雅。1966年初夏，风暴骤起，张伯驹出身军阀家庭的身份再度成为话柄，夫妇被迫离开北京，辗转至吉林。彼时陈毅已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仍时时托人关照老友。张伯驹到吉林后，为省博物馆起草展陈大纲，又肩挑鉴定、教学、写作数职。行李中，除了几件亲手抄录的唐诗宋词稿，再无他物。
1969年，吉林漫长的寒冬中，张伯驹捧来最后的珍藏《元人秋景山口待渡图》，交给博物馆时说：“我的力已尽，这卷就在这儿落根吧。”外人难以想象，此刻的他，身上仅剩的棉袍已补了又补。1971年秋，张伯驹携妻返京养病，却因长期人事关系缺位，居无定所，只得暂住东交民巷一间旧平房。陈毅闻讯后，数次托人探视。未及再聚，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北京301医院。
奔丧成了张伯驹最后的牵挂。他咳嗽不止，仍整夜伏案写下那副长联：
“仗剑从云作干臣，军声震淮海，遗爱满江南；
挥戈挽日接祖俎，豪情贯九泉，伫看遍红旗。”
字势遒劲，墨色沉厚，情义尽显。送交张茜时，他只说一句：“无以为赠，唯此而已。”而在灵堂里，毛主席读罢此联，想到战友与知己的情谊，也想到张伯驹颠沛数载的困厄，才有了那声急切的询问。当天傍晚，毛主席把情况告知周总理，建议尽快妥善安排张伯驹的工作与生活。三天后，中央文史研究馆向张伯驹发出聘书，待遇与资深馆员等同，户口、住宅问题旋即解决。周总理亲自批示：“其人品学兼优，所藏可贵，宜使其各得其所。”
得以安顿后，张伯驹仍旧每日坐在北海公园西岸的书屋，研墨临帖、修订《丛碧书话》。1975年，他配合国家文物局完成《历代书画目》初稿，同年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对于坊间流传“挽联定前程”之说，他只轻声一笑：“哪是挽联，分明是老朋友的真情。”1979年9月17日，张伯驹病逝北京，享年83岁。其遗作《丛碧词稿》由夫人潘素整理付梓，序言中记下了一句旧话——“守得云开月终明”，算是对他六十年心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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