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香港码头人来人往，朱枫却没有登上回上海的船。她已经买好了船票，原本准备结束在港工作，回去与丈夫、女儿团聚。就在这时，一项秘密任务摆在面前：前往台湾，联络地下关系，传递重要情报。
这一去，朱枫很清楚，可能再也回不来。
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接受过较好的传统和新式教育。她早年嫁到东北，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故乡。丈夫去世后，她接触到进步人士，逐渐走上抗日救亡和革命道路。
她不是那种只会喊口号的人。
在镇海期间，朱枫组织青年宣传抗日，还参与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家里收藏的字画、工艺品，也被她陆续变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抗战。对一个出身富裕的女性来说，这意味着主动放弃原本安稳的生活。
1939年，朱枫随丈夫朱晓光辗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来进入武汉新知书店工作。书店表面上经营出版物，实际上也是传播进步思想、联系同志的重要场所。她负责经营，也负责掩护，常常要在顾客、便衣和陌生访客之间周旋。
有意思的是，朱枫还专门学习英语。她知道，地下工作不能只靠勇气，文化、判断和应变同样重要。新知书店受到监视后，她又转到重庆，在珠江食品店工作。这个食品店，是地下联络的一处掩护点。
她每天面对各色顾客，言谈举止与普通店员无异。真正的工作，往往藏在最平常的细节里：一张纸条、一句暗语、一次不动声色的转身。
1944年，朱枫调往上海。新知书店后来因内部混入特务，部分同志被捕，书店也遭查封。朱枫没有因为危险逼近而停手。夜里，她冒险返回被封的店面，取出账本和经费，设法交给需要转移的同志。
这件事风险极大。账本关系到人员和资金，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朱枫却没有把个人安危放在前面。1945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承担更直接的地下工作。
上海解放后，朱枫人在香港。她给丈夫写信，提到工作即将结束，很快就能回家。信写得平常，谁也没有想到，组织安排的下一站竟是台湾。
当时台湾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岛内特务系统严密，地下组织屡遭破坏。朱枫之所以被选中，一方面是因为她有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与她的家庭关系有关。
朱枫的继女阿菊已在台湾生活，女婿王朴与国民党方面有关系。朱枫以探亲身份入台，较容易取得掩护。这个安排看似稳妥，实际上也把她置于亲情和任务交织的险境之中。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出发前往台湾。抵达后，她先与蔡孝乾取得联系，随后又设法联络吴石。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同时是潜伏在国民党系统内的中共秘密党员，掌握着重要军事信息。
一次秘密接头中，吴石交给朱枫一份微缩胶卷，内容涉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和敌我态势等资料。朱枫将情报设法转出，为解放战争后期了解台湾军事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任务完成后，她准备离开台湾。谁知，地下交通线突然遭到破坏。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国民党特务随即展开大规模搜捕。朱枫的姓名也出现在追捕名单中。
吴石曾冒险为她办理特别通行手续，但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吴石随后被捕，朱枫也在舟山一带落入敌手。被捕后，她一度试图吞下金饰自尽，未能成功。特务机关对她进行审讯和劝降，甚至企图利用她的家人施加压力。
朱枫没有松口。
1950年2月10日，朱枫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她高呼“新中国万岁”“人民解放万岁”，随后遭枪杀，年仅四十五岁。她牺牲后，遗体被火化，骨灰一度由家属设法处理，但具体下落长期无人知晓。
标题中所说“女儿是特务”，需要把关系说清楚。阿菊是朱枫丈夫前妻所生的继女，并非朱枫亲生女儿；她的丈夫王朴与国民党系统存在联系，因此一些文章将这个家庭称为“特务家庭”。朱枫的亲生女儿是朱晓枫。把阿菊直接说成朱枫的亲生女儿，或断言她本人就是主动参与特务活动的人员，都不够严谨。
朱晓枫后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母亲遗骸。吴石遗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到大陆后，她更加希望母亲也能安葬故土。2003年，相关人员开始通过电视专题、旧档案和台湾地方人士寻找线索，过程并不顺利。
寻找一度卡在阿菊这里。年事已高的阿菊最初拒绝谈及朱枫，直到看到童年照片，才逐渐回忆起当年的经过。她曾向有关方面写信，希望领取朱枫遗物，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取回。
转机出现在2010年。一位上海籍人士在台北参加祭奠活动时，注意到一个编号为“77号”的无主骨灰罐，登记姓名为“朱湛文”。这个名字与朱枫的本名有关，消息随后传给寻找者。经过档案、姓名和相关经历反复核对，确认骨灰罐中的遗骸就是朱枫。
2010年12月9日，朱枫的骨灰跨越海峡，被接回大陆。她离开故土六十年后，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次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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