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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民智国际研究院）
民智评论
作者：朱欣月，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 4300 字，预计阅读时间 20 分钟）
在美国城市治理讨论当中，洛杉矶的无家可归危机人数始终是观察本土社会政策失灵的重要样本。
每年一度由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主导的 PIT 时点统计（Point‑in‑Time Count），也就是单晚街头普查。
该统计每年仅选取一个夜晚依靠志愿者实地目视清点，属于快照式调查，长久以来被媒体、政客、公共机构当作衡量危机轻重的权威标尺。
这套统计产出的总人数，被用来评估政策成效，分配数十亿公共救助资金，同时也成为两党辩论社会政策时反复引用的证据。
但兰德公司在基于洛杉矶的实地调研后提出尖锐判断：
如今单纯依靠 PIT 公布的无家可归人数，已经无法讲述危机的全部真相。
这种失真并不只是志愿者清点漏人这样简单的技术失误，它深深植根于美国国内政治运行逻辑；
受到地方选举激励、财政分配机制、联邦‑地方府际博弈、官僚机构利益以及深层结构性制度矛盾等多角度共同塑造。
▲ HUD官方图表，展示 2007‑2024 年 PIT 统计下全美全部无家可归者、庇护所内、露天露宿三类人口的年度变化趋势。
（ 图源/ HUD 2024 官方报告）
危机变形：帐篷消失，但人并未“消失”
危机形态本身发生的重大转变，是统计失效最直观的起点。
洛杉矶市政府推行的清理安置项目（Inside Safe），大规模清除城市公共空间内视觉冲击强烈的帐篷营地。
从城市街景来看，随处可见的帐篷大量消失，给公众制造出危机正在缓解的直观印象。
然而帐篷被拆除，不等于无家可归问题得到解决，大量流浪者并没有获得长期稳定住房，只是被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生存环境。
曾经聚集在帐篷营地、容易被志愿者识别清点的人群，分散到桥下、灌木丛、偏僻巷道、河道沟渠，或是选择居住在私家车内部，依靠在亲友家中沙发暂住、辗转廉价汽车旅馆度日。
这些生存模式缺少帐篷这种醒目的外部标识，PIT 依靠目视识别的清点方式天然会产生大规模漏计。
兰德调研测算，在斯凯德罗、威尼斯、好莱坞等核心重灾区，户外无家可归人口漏计比例达到 32%，斯凯德罗一地漏算高达 39%，全城范围潜在漏计人数接近 7900 人。
与此同时，Inside Safe 项目本身存在显著局限性，数据显示大约 43% 接受临时酒店安置的群体，后续会再度流落街头。
这就形成一种特殊循环：一部分人短暂进入安置项目，之后重新回到社会，却不再以帐篷露宿的形式存在，转变为 “看不见的无家可归者”。
而 PIT 这种静态的一晚快照统计，很难捕捉这种反复流动。
原本用于客观记录社会问题的统计对象，其可见程度被政府治理行为人为改变，统计的基础条件已经被政策干预重塑。
在此背景之下，PIT 输出的数字变化，反映的不一定是无家可归人口的增减，更多是流浪者空间分布与生存形态的迁移。
▲ 整齐排布多顶流浪人员露营帐篷，是美国城市显性无家可归帐篷营地的典型景象（图源/工人世界新闻摄影）
比漏计现象更进一步的是，PIT 统计只计量 “被清点到的人数”，却完全不反映危机本身的质量。
一个总数字只能告诉公众有多少人在统计当晚被发现露宿或者待在庇护所，却无法展开群体内部复杂的现实。
无家可归群体内部存在巨大分化，其中包含很高比例患有重度精神疾病、药物成瘾、慢性躯体疾病的个体，不同种族、性别、创伤经历的人群，面临的生存风险、救助需求截然不同。
死亡率、恶劣生存条件、暴力伤害风险这些衡量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完全不会体现在人口总数当中。
除此之外，大规模周期性流离失所的动态过程被数字掩盖：
大量个体在街头、庇护所、监狱、医院、亲友住处之间来回切换，并非全年持续露宿。
他们属于事实上的流离失所，却落在 PIT 统计口径之外。
只看冰冷的人数，外界只能看到危机的规模，看不到危机给个体带来的伤害深度，也看不到安置之后大量人群重返街头这一关键现实。
当统计剥离掉生存质量、人群流动、群体脆弱性等维度，数字就容易变成一种简化甚至具有误导性的叙事工具。
▲ 政府工作人员开展 PIT（Point‑in‑Time Count）时点街头清点工作（ 图源/长滩市政府官方新闻纪实照片）
多层级的政治博弈：联邦-地方的制度拉扯
PIT 统计的失真，是一套贯通地方、市县官僚机构、联邦政府的多层级政治博弈结果，统计数据同时承担竞选宣传、财政分配、政策范式对抗的多重功能。
01
党派叙事争夺与官僚利益绑定
在地方层面，统计数字已经演变为政绩表演与党派叙事的工具。
Inside Safe 项目实施之后，显眼的帐篷被拆除，PIT 统计随之出现账面数字下降。
地方行政当局便可以引用这份统计结果，对外宣告街头露宿人口减少，以此作为施政成果面向选民展示。
围绕同一套 PIT 数据，两党还会爆发激烈的叙事争夺战。
当官方发布无家可归人数小幅下降，民主党地方官员就以此佐证 “住房优先（Housing First）” 政策路线的有效性，主张继续扩大住房建设预算；
加州共和党阵营则会援引民间实地观察，强调统计存在严重造假与低估，现实当中危机仍在恶化，以此批判民主党治理失败。
两党都选择性截取对自身政治立场有利的部分证据，PIT 统计不再是中立客观的社会记录，沦为选举辩论的攻防武器。
当地司法实践当中，已有法官公开批评洛杉矶无家可归服务局 LAHSA 对外发布的数据带有明显政治博弈色彩。
与此同时，统计直接绑定巨额财政资源，进一步放大官僚机构的利益倾向。
PIT 清点结果绝非仅供参考的调研报告，它直接决定数十亿美元资源的流向，涵盖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HUD 拨款以及加州本地 Measure A 销售税专项救助经费。
资金分配规则很大程度按照各个社区统计到的无家可归人口数量进行配比。
这套规则带来一个致命后果：大规模漏计会直接造成公共资源错配。
斯凯德罗作为危机最严重的片区，PIT 仅仅统计到真实露宿人口的 61%。
当地实际救助需求最为迫切，但因为大量流离失所者没有被志愿者清点在册，该区域获得的救助经费随之缩水，公共资金反而流向那些统计数字更高、现实压力相对更小的街区。
最需要资源的社区拿不到匹配的支持，根源正是被现实治理扭曲后的统计数据。
LAHSA 作为市‑县联合机构，管理层经由市议会和县监事会共同任命，长期处在多方政治力量拉扯之下。
该机构的预算规模、机构存续的合法性，高度依赖对外呈现出来的治理成效。
多次审计报告披露 LAHSA 存在财务管理混乱、救助拨款发放滞后等问题，联邦政府甚至曾经威胁冻结联邦层面的救助资金，地方和联邦相互指责对方将资金监管政治化。
身处这样的压力环境，官僚体系天然存在动机去输出观感更好的数据，以此维护机构预算与生存空间，统计于是掺杂机构自身的利益考量。
▲ 图表展示 2015‑2024 美国无家可归人口增长，标注家庭与个体群体同比涨幅（ 图源/ Statista）
02
联邦-地方意识形态冲突
向上延伸至联邦-地方关系，党派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异化数据的解读逻辑。
加州属于民主党稳固票仓，每当联邦政府政党轮替，洛杉矶无家可归的 PIT 数据就会成为联邦与地方博弈的战场。
两党本身持有完全分歧的治理范式：
民主党主流坚持住房优先模式，主张先提供住房住所，之后再配套精神健康、成瘾康复服务；
共和党阵营质疑这套模式成效不足，提出安置应当附加治疗与行为约束条件，强化对街头营地的执法清理。
两套政策理念都拿洛杉矶 PIT 数字作为自我辩护的证据。
如果 PIT 数字出现下滑，民主党就将其作为住房优先政策可行的证明，要求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
一旦社会观察到街头困境加剧，共和党便强调统计严重低估现实，论证民主党现行政策已经破产，必须更换治理路径。
联邦 HUD 会依据 PIT 全国数据调整救助资源导向，甚至以此为依据削减加州部分项目经费；
加州州政府则反击联邦出于党派偏见打压地方民生项目。
03
统计数据的问责功能失效
而这套救助体系权责高度碎片化，进一步消解了数据的问责价值。
无家可归救助体系权责分散：联邦负责拨付资金，加州提供专项税收，洛杉矶市与县两级政府共同落地执行。
一旦社会问题趋于恶化，各方习惯性互相甩锅：市政府指责县级精神健康服务供给不足；
县政府批评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迟缓；联邦指责地方机构滥用救助资金；
地方控诉联邦拨款政策反复变动，缺乏稳定性。
而PIT 只输出结果，不拆解危机成因，恰好适配这种责任推诿的政治需求。
它没有办法区分危机恶化究竟源于哪一级政府的政策失误，责任边界被模糊处理。
各方可以共用同一个数字，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层级，数字的模糊性恰好适配了府际之间相互推诿的政治现实。
▲ HUD 统计对比 2019 与 2022 年美国庇护所居住人群，首次入住庇护所人员占比由 60% 上升至 65%，体现每年新增大量陷入流离失所的人口。
（图源/HUD 2022 AHAR Part2 官方报告）
制度性根源：美国住房政治的深层困局
相较于前两部分讨论的治理手段、党派博弈等表层诱因，PIT 统计的固有缺陷根植于美国住房政治的结构性矛盾。
统计口径的设定本身，是美国社会长期政策选择的产物，它不只是技术规则，更是一套价值筛选机制，过滤掉制度失灵催生的大量隐性流离失所群体。
这套由联邦 HUD 制定的统计规则，将统计范围严格限定于街头露宿者与庇护所居住人员，将大量处于住房边缘的周期性流离失所者，均不计入官方总人数。
这部分群体的形成，不是个体层面的偶然不幸，而是多重社会政策失灵叠加的结果。
美国大都市租金持续飞涨，低端可负担住房供给持续萎缩；
公共精神卫生体系长期投入不足，大量重症精神障碍者脱离公共照护；毒品成瘾问题持续蔓延；
刑事司法系统频繁将有居住困难的人口释放回社会，多重因素共同制造出庞大的边缘居住人群。
但 PIT 的统计框架从源头就把这部分人群排除，使得官方统计天然低估危机的总盘子。
▲洛杉矶城市街道，无家可归者搭建绵延的露天营地，堆放大量家具杂物（图源/洛杉矶时报）
而危机难以化解的核心梗阻，来自美国地方层面的邻避政治（NIMBY）。
加州虽然投入数十亿美元专项债券与地方税收用于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但保障性住房、救助类住房项目在地方社区屡屡遭遇强烈抵制。
选区选民抗拒救助住房落地于自家周边，地方政客出于选票压力，不愿意强力推动保障性住房的规划落地，造成海量资金投入的同时，可负担住房的供给缺口持续扩大。
这是无家可归危机反复发酵的底层制度诱因，但 PIT 的人口统计完全无法捕捉土地管制、地方利益集团、选区政治博弈这些制度背景。
统计只能回答 “统计当晚有多少人流落街头”，却无法解释为何社会持续源源不断产生新的无家可归者。
在此制度背景之下，政策评估也失去客观标尺。
Inside Safe 项目可以对外公布成功安置数千人的亮眼政绩，但 PIT 静态快照的统计逻辑无法追踪安置对象的长期居住状态，看不见安置之后的高回流率。
政客可以反复宣传安置工作的短期成果，却回避大量服务对象无法实现长期稳定居住的现实短板。
换言之，统计体系适配的是 “看得见的治理表演”，却无力检验制度层面改革是否真正生效。
▲ 洛杉矶高速公路高架桥下方，一名无家可归男子搭建起物资杂乱的隐蔽栖身点（图源/洛杉矶时报）
结语
洛杉矶 PIT 无家可归统计的失效，不能简单归因为志愿者清点工作的疏漏。
它是一套被政治深度浸润的数据产物。地方政府的清理行动改变流浪者生存可见度，人为制造统计盲区；
选举周期下，数字成为展示政绩、党派辩论的工具；救助资金直接和统计结果挂钩，催生资源错配与官僚机构美化数据的动机；
联邦-地方权责碎片化，两党政策范式冲突，各方选择性使用数据相互攻讦、彼此甩锅；
联邦设定的统计口径本身又过滤掉大规模隐性流离失所人群，遮蔽邻避政治、住房供给不足等结构性根源。
PIT 数字并非毫无价值，它可以追踪显性露宿人群的年度变化趋势，支撑局部救助规划，但不能作为评判整体危机严重程度、政策成败的唯一指标。
但仅仅依靠公开的无家可归总人数，公众看到的只是经过治理干预、政治筛选之后的局部图景。
它既看不到危机真实规模，也看不到群体生存苦难，更看不到造成危机背后盘根错节的国内制度与政治博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的统计人数，已经无法完整讲述洛杉矶无家可归危机的全部真相。
PIT 的困境也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现代治理悖论：
当危机必须被量化才能被承认，量化本身就会反过来塑造危机—直到数字不再指涉现实，而是取代现实。
撰稿：朱欣月
编务：朱欣月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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