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洪水基本都是因暴雨形成的，其五大暴雨区——川西、大巴山、鄂西南、湘西北和江西中，有四个在上中游山丘区。这段区域的特点是两岸多崇山峻岭，江面狭窄，河道坡降陡，洪水汇集快，洪水叠加汇集到宜昌后，易形成峰高量大的洪水。
江汉平原是长江和汉江冲积平原，处在防洪保护区的前沿。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是长江、汉江的冲积平原，以50米等高线为界，范围西起枝江市姚家港，连接鄂西山地，东迄黄冈市黄梅县，连接龙感湖，北沿汉江、涢水到达钟祥、安陆以及麻城等地，连接大洪山、荆山，南部与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和幕阜山连接，分为荆南四河、四湖流域、汉南、汉北、鄂东、鄂东南六大片区，总面积约4.69万平方公里。江汉平原多年平均降雨量1266毫米，高于长江流域平均水平16.6%，长江、汉江年平均过境水量在7000亿立方米，洪水年超过8000亿立方米，历史上是长江流域著名的“水袋子”，洪涝灾害频繁，防洪减灾贯穿着整个地区的发展史。
制图丨木易
PART 01
江汉平原，
由水成陆
江汉平原是在地质运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后者在秦汉以后才产生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水稻种植效率提高，江汉平原进入持续800年的荆楚文化时期。
春秋时代的云梦泽主体在今江陵以东、江汉之间，部分在汉江北岸的天门、应城一带。至战国时代，由于汉江所挟带泥沙的充填，汉江北岸的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仅余长江与江汉之间的主体部分。随江陵以东荆江三角洲向东向南发展，便与来自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
到西汉时期，云梦泽的主体被迫退缩至古华容县（今潜江市西南）南境，其东其北虽仍属云梦泽，但均以沼泽形态为主。后因江汉地区新构造运动呈现出自北向南倾斜下降趋势，荆江分流分沙量均有逐渐南移汇集之势。
至东汉三国，云梦泽水体逐渐东移和萎缩。到隋朝，云梦泽已被分割成许多小湖沼，主体位置东移至沔阳（今仙桃市）、监利一线以东，东端达今蔡甸区境，有大泻湖（今仙桃市西境）、马骨湖（约今洪湖）、太白湖（今汉阳区南）等，云梦泽已消亡。唐宋时，这些湖泊已为葭苇弥望的沼泽所替代，大面积的水体不复存在，只剩下大小不一的湖泊。
新中国成立之初，湖北面积100亩以上的湖泊1332个（95%以上在江汉平原），称为“千湖之省”。到2012年剩728个，合计面积只剩2706平方公里，只有新中国成立时的32%，其中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湖泊只有洪湖、长湖、梁子湖和斧头湖，减少的湖泊都变成了农田或者水产养殖基地。
1931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事件，当时汉口因堤防失修，尽成泽国。图为圣若瑟女校（今武汉市十九中）受淹后，楼上设难民救济站。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PART 02
人水争地
水患不断
洪水是塑造山川与河流的主要驱动力，是自然现象；而洪水淹没农田、村庄和城镇会产生洪水灾害，这种破坏后果是洪水的社会属性。
魏晋以前，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及人口中心在北方，江汉平原人口较少，洪水带来的灾害不大，所以历史记载的洪灾次数很少。西晋后期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北宋后期的“靖康之乱”等北方三次大乱，大量人口先后涌向长江流域及江汉平原。随着人口增加，圩田造地、沿江修堤，逐渐缩小了蓄洪空间，人水争地，加剧了洪涝灾害。
汉魏以后，江汉平原开始圩田种地，这时云梦泽已经大面积沼泽化，为围湖造田创造了条件。垸堤使无法耕垦的土地免于洪水淹没，“无堤则无田，无田则无民”。垸田虽然起到了防洪作用，却未根除水患。为此，开始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闸，排涝保田。到明弘治时期，出现“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到明万历，江汉平原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稻米生产中心。
长江洪水固然对沿岸居民造成了生命威胁但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洪水消退后，在两岸沉积的巨量泥沙，也为人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江汉平原因此成为典型的鱼米之乡，物产十分丰富。荆州市的荆江大堤边，南水北调工程的施工人员在用高压水枪冲刷岸边淤泥，这些淤泥是长江多年沉积下来的。摄影 | 李风
垸田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荆江堤防的发展，因为要保证一般年份长江洪水不进入江汉平原，就得不断加长、加高荆江大堤。大堤越高，河道泥沙淤积越高，洪水位也越高，溃堤风险也加大了。
据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记载，晋桓温为荆州刺史时，“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从晋到唐，荆堤兴修无闻，这与当时长江挟沙量较小和长期安澜有关。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两江（夏水、荆江）南北分流阶段，北江过流量从小于南江(经洞庭湖区)逐渐向大于南江的阶段转变，北江变为长江的主流，南江逐渐淤塞为虎渡河。
五代时，在荆州府城的龙山门外修筑寸金堤以捍蜀江（川江）洪水。从南宋至元初，荆江两岸诸县沿江筑堤，以利开垦。至元大德年间（1297—1307），荆江南北虽然已经筑堤，但仍有不少穴口。大洪水来时，可以连同泥沙一起分别向南、向北宣泄，这也加剧了南北穴口的淤积，许多通江穴口都不同程度地形成自然堤，为后来穴口堵塞提供了条件。至明代，各穴口又陆续湮塞，江北只存郝穴一处，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江北又因水灾屡修黄潭堤，新筑文村堤。明弘治十二年（1499）、嘉靖十一年（1532），江水府西六十里，湮溺甚众，水绕城西，决沙市之上堤而南。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堵塞郝穴，荆江大堤北岸再无穴口。
1991 年长江发生区域性洪水事件，人们在湖北咸宁嘉鱼斧头湖抗击洪水。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至此，江汉平原再未分蓄江水，泥沙淤积也停止了，但从地质构造运动来看，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区一直处在构造沉降阶段，江汉平原与长江洪水位逐渐出现较大的高差，洪水威胁越来越大。后来，清朝当局在水灾之后，既不敢重开北岸分流穴口，否则将一泻千里，也不能堵塞南岸的分流穴口，从此，入洞庭湖水沙逐渐增加。以荆江中段沙市为例，自荆江大堤连城一线约500年间，洪水位上升约5～6米，荆堤外滩淤高约8～10米，河床洲滩的砂层顶部升高约10～13米。荆江洪水位的不断上升，使“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这正是三峡工程防洪的优先目标是保荆江大堤及江汉平原安全的原因。
根据历史文献统计，从西汉至清末（前206—1911年)的2117年时间，长江流域共发生洪灾214次，平均约10年一次，其中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时期平均5年一次，明清时期平均4年一次。无论长江、还是汉江遇特大洪水，江汉平原都是洪灾损失最大的区域之一。
PART 03
洪水管理，
与水共生
从大禹治水变“堵”为“疏”开始，给洪水以空间一直是治理洪水的基本战略。
荆江大堤连成一片以前，荆江南北的洞庭湖和江汉平原一直是分蓄长江洪水的主要场所。不是向北，就是向南，或者两边都分流洪水，所以，明朝以前，洪灾不大。荆江大堤连成一线后，中等以下洪水不再分流到江汉平原，超额洪水只能向南分流入洞庭湖。泥沙日益淤积，湖面不断扩大，到清中末期，洞庭湖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成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一旦遇长江特大洪水和汉江大洪水，江堤溃决，江汉平原洪灾十分严重。
明嘉靖之后，朝廷采取“舍南救北”的治水方针，有一定政治原因。一方面因为嘉靖父亲兴献王久居江汉平原北部的钟祥，嘉靖登基后，将其父尊为兴献帝，修明显陵，帝陵不能淹。到万历年间，明朝首辅张居正也是江陵人，淹没其家乡也不是朝廷的选项。另一方面，此时的江汉平原良田万顷，是南方的粮仓，所以，到清朝仍然沿袭明朝的分洪方略。
从新石器时期到近代江汉平原上人类文明聚居地的海拔随生产方式演变不断降低，从山区、高岗到冲积平原，最后布满江河平原，成为国家工农业生产重地。图为汛期来临，长江洪峰通过武汉。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道光年间，魏源在《湖北堤防议》和《湖广水利论》中均提出禁修溃堤，主张“废田还湖”。咸丰年间，湖北人王伯心著《导江三议》，主张“勿塞口，顺其势而导之”，实施南北并分，以疏泄洪水。“塞口还江”则起于荆南四口形成之后。光绪十八年（1892），刑部郎中张闻锦、汉寿绅士胡树荣等人要求堵塞藕池口。因为藕池口是在1860年才决口成河，此议也属合理。但湖广总督（总督府在武昌）张之洞派人到现场查看后，认为塞口工程巨大，而且藕池口成河后近四十年并无大灾，堵口又会引起新的纷争，所以没有实施。
民国年间，湖北人的废田还湖和湖南人的塞口还江曾长时间争论，也产生两者兼顾之策。1936年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在讨论洞庭湖治理时，提出应保持洞庭湖现有水面和蓄洪量，建议在四口建滚水坝，提出“言筑坝，以藕池可先，松滋可缓，太平可罢，调弦口作闸”等论述。1947年，时任湖南大学教授、长江水利工程总局顾问的何之泰，提出治理洞庭湖三策：认为浚湖和筑堤为下策；设法减淤、利用现有湖容维持蓄洪功能为中策；上策是综合考虑上游和中游水土资源，进行综合规划，通盘考虑洞庭湖之作用。
从天空俯瞰2020年长江洪水流经的景象。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1949年，长江中游遭遇大洪水，损失巨大。所以，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中央政府在武汉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领导长江流域综合治理。1953年林一山提出“治江三阶段”战略：第一阶段以修堤防为主，达到抗御1931年或者1949年（后来改为1954年洪水）实际洪水位的标准；第二阶段利用沿江湖泊洼地多的特点，修建蓄洪垦殖区以蓄纳1931年或者1954年的超额洪水量；第三阶段，修建山谷水库（三峡水库），以根治长江洪水。林一山的治江战略分别写入1959年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和1990年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中，得到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全面实施。
历史上长江流域性洪水事件频发，其中 1870 年的洪水为千年一遇洪水，是设定三峡水库校核洪水位的重要依据之一。1931 年的长江大洪水则是百年来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1954 年的长江特大洪水淹没区是长江防洪规划设置蓄滞洪区的主要依据。 制图 | 湖北省国土测绘院
堤防建设在1954年大洪水后基本完成，到1998年大洪水后，中下游主要干支流堤防全面达标。在中下游低洼地区规划了40处可蓄滞洪水50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其中在江汉平原及附近预留了383.83亿平方米的蓄滞洪区，占总蓄洪量容积的77%。2010年三峡工程首次达到175米正常蓄水位，至此三阶段任务基本完成。
目前，荆江防洪标准已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水平。2013年丹江口水库加高以后，汉江防洪标准也提高到百年一遇水平，中等以下洪水基本由堤防和三峡、丹江口等防洪水库调蓄就可以应对，只有遇到百年以上的特大洪水才需要使用蓄滞洪区。在防涝方面，采用“高低分排、先田后湖、自排提排、排蓄并重”，江汉平原的内涝问题大幅减轻。在防洪非工程措施方面，1998年大洪水以后，国家对长江及两湖地区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共平退圩垸1442处，恢复调蓄容积178.34亿立方米。
长江流域已建成报汛站13000多个，基本形成了一个分布及配套合理的流域水文测报站网体系。2012年开始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到2024年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增至127座（处），其中控制性水库53座、蓄滞洪区42处，总蓄洪容积583.7亿立方米，排涝泵站13座，总排涝能力2115立方米每秒，水闸9座，总设计泄流能力8078立方米每秒。
经过2000多年的治水实践，人们对洪水属性的认识也从传统的“重危害性、轻资源性、更轻功能性”到综合认识洪水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其中，自然属性包含着资源性和功能性。社会属性主要是通过工程和非工程综合措施防治洪水，即通过工程措施有效调控洪水，给洪水以空间，分散洪水风险，提高洪水资源利用率，实现除害兴利，同时通过预警预报、防洪区土地管理、应急避险等非工程措施，规范人类行为，减小洪灾风险和损失，协调人水关系，达到人与水共生、与自然和谐。
为扩大蓄洪容积，同时恢复湿地生态，2005 年以来，湖北洪湖大力开展拆围、退垸工作，水生植被明显增加。这里有着华中地区最大的野生荷花群落。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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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旭辉
美编：杨欣瑶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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