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城内，摆摊卖烟的杨登瀛因隐瞒历史身份被捕。审查人员查出，他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任职，还担任过反省院、感化院一类机构的职务。案情送到法院后，重判意见逐渐形成。

临近处理时，杨登瀛没有像一般犯人那样哭喊求饶，反而坚持说：“陈赓能证明我的身份。”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一个曾经挂着中统招牌的人，为什么要找解放军高级将领作证？

南京法院院长鞠华没有急着下结论。他先后两次致信陈赓，请求核实杨登瀛的真实情况。当时陈赓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政务繁重，但收到信后仍作出说明，证明杨登瀛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反革命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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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证明，改变了案件走向。杨登瀛被释放。多年后，他的家人仍记得老人反复说，自己不是叛徒，也不是内奸，只是“有些事情说不清楚”。这句话，恰好道出了他一生最复杂的地方。

杨登瀛并非本名，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他年少时长期生活在日本，熟悉日本社会，日语水平也远超过一般留学生。1919年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翻译、撰稿等工作，逐渐进入各类政治人物和社会人士的交往圈。

他的优势不只在语言。杨登瀛熟悉日本人的处事方式，又懂上海租界的复杂规矩，待人圆融，消息灵通。这样的人，在军阀混战、租界林立的上海，很容易成为各方都愿意接近的中间人物。

1925年前后，他结识了杨剑虹。两人同为广东人，关系十分密切。杨剑虹后来投靠陈立夫，参与国民党调查系统的筹建，也把杨登瀛介绍给陈立夫、张道藩等人。杨登瀛由此逐渐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杨登瀛与进步人士也保持着联系。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发行科的陈养山是中共党员，曾以学习日语为由接近杨登瀛。两人交往后，陈养山发现这个人虽然身处国民党圈子，却并不认同蒋介石的高压统治。

1928年，国民党调查科成立，陈立夫负责主持。杨剑虹希望杨登瀛加入其中，替调查科在上海开展工作。杨登瀛没有马上表态，却把杨剑虹谈到的情况转告给陈养山。陈养山随后向陈赓报告，事情也由此进入中共中央特科的视线。

陈赓与杨登瀛的秘密接触，成为整件事的关键。按照相关回忆材料，陈赓曾以化名与他见面，劝他利用自身条件打入调查科，同时保持与租界巡捕房、淞沪警备系统以及国民党要员的关系。

杨登瀛担心风险，也谈到交际和办事需要经费。陈赓当场给予支持，并安排人员负责联络。此后，杨登瀛成为国民党调查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同时向中共特科提供情报。表面上，他是调查科的高级侦察；另一面，则承担着秘密交通和情报任务。

这种身份极其危险。情报不能直接取走，行动也不能留下痕迹。杨登瀛往往通过“破获”传单、查抄刊物等方式，帮助自己在敌特机关中建立功劳和信誉。国民党方面越信任他，他能够接触到的内部消息就越多。

杨剑虹后来因贪污案和青帮纠纷自尽，上海调查机构出现空缺。陈立夫不得不更加倚重杨登瀛。1929年徐恩曾主持调查科后，对他也颇为信任，杨登瀛遂成为上海特务系统的重要负责人。

他提供的情报，曾涉及营救被捕人员和追查叛徒。1929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后，杨登瀛利用自己与租界方面的关系设法营救。彭湃被捕后，他也曾帮助查明审讯和押解情况。遗憾的是，彭湃最终于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营救未能成功。

同年11月，叛徒白鑫准备离开上海。杨登瀛通过国民党内部渠道掌握其行踪，并将消息转交出去。白鑫于11月11日晚在上海被中央特科人员击毙。类似的情报工作，杨登瀛做过不止一次。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赓曾提醒杨登瀛离开，但他认为自己与张道藩等人关系深，仍选择留下。后来他被捕，虽一度获释，却已经失去国民党方面的信任，与中共特科的联系也逐渐中断。

这段经历决定了杨登瀛晚年的尴尬处境。他确实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过职，不能把这段经历简单抹去；但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年代，他又曾冒险为中共方面传递情报、营救人员。若只看履历，他是特务；若追问实际行为，事情远比履历复杂。

上海解放后，杨登瀛没有逃往海外，也没有改名潜藏，而是留在南京靠摆摊卖烟生活。1951年镇反期间，他以为自己曾为革命做过事情，便没有主动登记，结果因身份暴露被捕。若不是法院继续核查，陈赓及时出具证明，这段被尘封多年的往事，很可能只剩下“中统特务”四个字。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病逝。临终前，他对家人说，周恩来知道自己的事情。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病重期间还曾提到杨登瀛，并留下嘱托：“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