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节前后，贵州贵阳的一次茶话会上，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钟赤兵，遇见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熟人”——王家烈。此时的王家烈已经成为民主人士，却没有认出眼前这位拄着手杖的将军。
闲谈间，王家烈问起钟赤兵的腿伤。钟赤兵笑了笑，说：“这条腿，是贵军的双枪兵在娄山关拿走的，不知道王先生什么时候还我？”
一句话出口，王家烈立刻明白过来。19年前，正是他的部队守卫娄山关，也正是在那场恶战中，钟赤兵失去了右腿。
有意思的是，钟赤兵没有追究旧账。他对王家烈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今后还要一起做事。”这份处置，并非忘记伤痛，而是因为两人的身份和时代都已经发生变化。
真正让钟赤兵付出一条腿的，并不是一次普通负伤。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准备二渡赤水，重新夺取遵义。红三军团第12团担任重要突击任务，钟赤兵时任团政治委员。
娄山关是黔北险关，山路狭窄，峰峦陡峭。王家烈部队凭借地形固守，红军若不能迅速突破，后续行动便会受到牵制。钟赤兵率部在浓雾和冷雨中向点金山发动进攻，战斗从拂晓持续到黄昏。
敌军数次反扑。红军弹药逐渐耗尽，战士们用刺刀、马刀甚至石块与敌人拼杀。钟赤兵始终在前沿指挥，右小腿被子弹击中后，仍没有立即撤下。
警卫员发现鲜血不断涌出，急忙劝他后撤。钟赤兵只说：“小伤，不碍事。”说完又撑着身体回到阵地。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极大代价，破碎的骨骼和肌肉在继续行军、作战中受到反复损伤，伤势迅速恶化。
当时红军医疗条件极其有限。没有正规手术室，也缺少麻醉药，能够使用的器械十分简陋。医生为保住他的生命，只能进行截肢。第一次手术后，伤口感染，高烧不退，随后又连续进行两次手术。
半个月内，钟赤兵三次截肢，右腿最终全部截去。手术时没有麻药，他只能咬紧牙关承受剧痛。战友们担心他无法继续长征，曾考虑把他安置在群众家中养伤。
钟赤兵却找到彭德怀，提出要跟部队走。彭德怀知道他的脾气，明确表示：“就是用一个团抬，也要把他带上。”于是，这名失去右腿的红军干部，被放在担架上随队前进。
长征途中，担架并不意味着安全。部队要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还要躲避敌机侦察和轰炸。钟赤兵的伤口尚未痊愈，身体又经历了长期颠簸，能够坚持下来，本身就是一场极限考验。
1935年4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云南一带。干部休养连行至盘县附近的猪场地区时，遭到敌机袭击。担架员一死一伤，钟赤兵难以自行转移，危险很快逼近。
贺子珍当时就在附近。敌机再次俯冲时，她没有躲进掩体，而是冲到担架旁，用身体压住钟赤兵。炸弹在近处爆炸，钟赤兵保住了性命，贺子珍却被大量弹片击中。
许多弹片当时无法取出，贺子珍因此留下终身伤病。她救下的这个人，也没有辜负这份舍命相护。两人都带着伤痛走完长征，后来又分别接受治疗。
1937年，钟赤兵经组织批准前往苏联治伤。疗养期间，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只能休息的伤员，而是坚持锻炼，还设法学习军事知识。语言不通，他便借助字典和笔记听课，后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苏德战争爆发后，钟赤兵回国受阻，一度滞留在蒙古地区。直到1945年，他才历经辗转回到祖国。此后，他参加东北解放战争，担任过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司令员等职务，继续在新的战场上工作。
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有人曾因他的刚直性格提出非难，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是功臣，要保护。”
这句话，既是对钟赤兵个人品格的评价，也是对他革命经历的确认。他的右腿留在了娄山关，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1975年12月20日，钟赤兵因突发心肌梗死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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