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延安一孔窑洞前，曾志见到正在烧水的毛泽东，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喊了一声“老毛”。两位老战友相视而笑。此时的曾志，已经历过战火、失子和生离死别，却仍保留着直爽利落的性格。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24年，她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那时的女子，很少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她却没有顺从安排，而是走进了反对旧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的革命活动中。
1926年，曾昭学报名参加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填写报名表时，她把名字改成了“曾志”。有人问她为何改名，她回答：“我要为女同志争志气。”这不是一句漂亮话。讲习所里，她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年纪最小的学员之一，却不肯把自己当成需要照顾的“小妹妹”。
在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曾志认识了夏明震。夏家是当时湖南革命中牺牲极为惨重的家庭，夏明翰后来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就义诗，夏明衡、夏明霹等亲属也相继牺牲。
曾志与夏明震共同从事农民运动，后来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28年，郴州发生严重变故，夏明震在斗争中被反动武装杀害，年仅21岁。曾志赶到现场时，看到丈夫身上布满伤口。她没有停留太久，擦干眼泪，继续投入善后和组织工作。
那一年，她还不到18岁。
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生活安排。夏明震牺牲后，曾志又与蔡协民结为夫妻。蔡协民曾任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后来负责福建地区的革命工作。两人都知道，结婚意味着共同承担风险，而不是拥有安稳的小家庭。
1928年11月，曾志生下长子。井冈山斗争条件极其艰苦，红军医院缺少粮食和药品，树皮甚至被用来铺床。孩子若跟随部队行军，随时可能落入敌手。曾志和蔡协民商量后，将孩子交给当地赖姓夫妇抚养，孩子后来取名石来发。
把亲生骨肉交出去，谈何容易？曾志后来回忆，孩子被抱走时，她一直掉眼泪。可在那个年代，母亲的眼泪不能改变行军路线，也不能挡住敌人的搜捕。留下孩子，或许只是让母子一起陷入危险。
1952年，曾志把已经24岁的石来发接到广州，希望他参加工作、学习文化。石来发却惦记井冈山的养父母和故土，表示愿意回家务农。曾志没有强迫儿子。后来，石来发在家乡种地、养鸡鸭，生活朴素，也很少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
长子的选择，恰恰说明这段母子关系并非靠物质补偿维系。曾志给不了他完整的童年，石来发也没有因此索取什么。一个留在山村，一个走在革命道路上，母子之间隔着多年岁月，却始终有牵挂。
1931年，曾志生下次子，乳名铁牛。那时厦门地下党经费极其困难，蔡协民把组织的困境告诉妻子。夫妻二人经过商议，将孩子交给一位医生夫妇抚养，对方支付了100块大洋，这笔钱随即被蔡协民全部交给党组织。
标题中的“被卖100大洋”，说的就是这一段经历。但从实际处境看，这更接近革命家庭在极端环境下的托付。遗憾的是，铁牛后来感染天花，不久夭折。钱救不了孩子，父母也无法守在病床前，这成为曾志一生难以摆脱的痛苦。
1933年，曾志又生下第三个儿子。由于生产条件恶劣，她产后患病，孩子出生仅三天便被送给他人抚养。孩子因营养不良患上淋巴腺结核，后来接受手术，身体留下严重残疾。童年时期，他靠在街头卖香烟、瓜子维持生活，连完整的学校教育都没有接受。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曾志托人寻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儿子。方毅得知情况后安排人员接他到身边。见到孩子瘦弱的身体，方毅一度没有立即送他远行，而是先让他调养。1950年，母子终于在武汉相见，曾志把他改名为曾春华，并安排他继续读书。
曾春华后来进入工业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厂担任技术员。身体有残疾，却没有把它当作向组织伸手的理由。他和妻子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工作上也不肯落后。对曾志而言，这或许是迟来的安慰，却无法抹去儿子已经承受的那些苦难。
1934年4月，蔡协民接受任务前往中央苏区，途中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5月，他在漳州英勇就义，年仅33岁。曾志此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与陶铸结为夫妻。1941年，女儿陶斯亮出生在延安，相比三个哥哥，她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
曾志晚年患病时，石来发、曾春华和陶斯亮都曾陪伴身边。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她生前留下遗愿，不办盛大仪式，骨灰一部分归葬井冈山。6月30日，家人将她安葬在小井红军医院附近，墓碑上刻着“魂归井冈——老红军战士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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