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迎来了中央红军。此时的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兵力和物资都十分有限，四周却分布着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部，蒋介石嫡系部队也在后方紧追不舍。
吴起镇并不是终点。
红军要开赴抗日前线，必须处理好陕北周边的军事关系。若继续同所有国民党军队硬碰硬，不仅难以打开东进通道，也可能陷入多面受敌的困境。毛泽东很快看出，西北各部虽都挂着国民党番号，内部利益和政治立场却并不完全相同。
这便是统一战线能够展开的现实基础。
1935年11月，红军准备南下作战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高桂滋。高桂滋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属于地方实力派，在陕西定边一带有较深的影响。他曾参加北伐，也曾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同日军作战，并非一味执行蒋介石命令的中央嫡系。
红军派人接触后，双方很快摸清了彼此的底线。高桂滋不愿无休止地同红军作战，更担心自己无论胜负，最后都只是替蒋介石消耗力量。毛泽东随即写信，提出两军互不侵犯，并以抗日、反对内战为共同目标。
信中有一句话很关键：“红军到达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这不是一般的劝降信，而是把高桂滋的个人经历、地方处境和民族危机放在了一起。毛泽东还提出，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建立秘密联络，彼此保障人员安全，在高桂滋尚未准备公开行动之前，红军愿意替他保守秘密。
条件并不苛刻。
高桂滋部若遭到蒋军攻击，红军可以协助；红军同其他部队作战时，高桂滋只需不向红军之敌提供援助。粮秣、柴火和药品，也可以在双方许可的范围内互相接济。这样的安排，既照顾了高桂滋的现实困难，也给他留下了退路。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高桂滋简单看作“敌人”。他在信中专门提到对方参加北伐、长城抗战的经历，实际是在提醒：既然曾经抗日，如今又何必把枪口对准同胞？这类说法很有针对性，比空泛的政治口号更容易打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将领。
高桂滋最终同红军达成了协议。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对东北军的争取更加明显。1935年11月，红军在直罗镇歼灭东北军第109师和第106师一部，第109师师长牛元峰自杀。战斗结束后，红军没有把重点放在羞辱俘虏上，而是释放部分军官，请他们向第106师师长沈克和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传话。
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既谈战场结果，也谈东北军的处境。他指出，东北军将士的家乡已经被日本占领，却被调到西北同红军作战，这种内战局面很难长期维持。红军愿意同东北军互不侵犯，对愿意抗日的官兵既往不咎，伤员也给予医治。
彭德怀在前线采取的办法更直接。攻打甘泉县城时，他让被俘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向城内喊话。高福源后来前往洛川，同王以哲会面，张学良也亲自到洛川与他交谈。张学良通过高福源表示，愿意派代表同共产党方面商谈共同抗日问题。
这一步十分重要。
张学良当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东北军又同日本有直接的血海深仇。毛泽东随即派李克农作为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此后，东北军同红军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双方开始从战场对峙转向政治谈判。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信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1935年12月5日，他在信中说明红军到达陕北的目的，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劝杨虎城不要替蒋介石继续承担消耗。汪锋受命携信前往西安，经过接洽，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形成了共识。
这些信件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回避过去的冲突，却把未来的合作说得十分具体。不是只讲“团结”，而是明确互不侵犯、交换代表、建立通讯、优待俘虏。对于手握部队的将领来说，这些细节比口号更重要。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红军渡过黄河后，先后进占部分城镇，阎锡山感到压力，蒋介石也调中央军进入山西。红军为避免内战扩大，于5月5日撤回黄河西岸。5月25日，毛泽东又给阎锡山写信，指出蒋介石正在借红军东征之机加强对山西的控制，劝阎锡山考虑同红军联合抗日。
“红军不打晋军，晋军也不打红军。”这类承诺，正是阎锡山最关心的事情。毛泽东并未要求他立刻公开倒向红军，而是先提出停止冲突、保存实力，再谈共同抗日。对地方军阀而言，这种策略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
随后，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宋哲元、傅作义等人，都曾收到毛泽东方面的书信或派人接触。信件对象不断扩大，说明红军的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争取某一支部队，而是试图把西北各派力量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以集体名义致信蒋介石。信中没有只作军事威胁，而是劝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承担抗日责任，并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1天后，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前一封又一封寄出的信，最终同西安谈判、东北军的态度变化以及全国抗日要求交汇在一起，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前的重要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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