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设宴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席间本该是中日关系破冰后的热烈场面，却因为一句措辞轻描淡写的话，空气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田中角荣说，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日方原意是表达歉意，可在经历过抗日战争苦难的中国人听来，“麻烦”二字远远不足以概括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侵略和灾难。
这不是普通的用词争论。
中国政府在推动建交时，始终把历史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中日两国有长期交往，但近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亡。建交可以向前看，却不能用模糊语言把侵略责任一笔带过。
据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周恩来听到这句话后神情明显严肃起来。周恩来很清楚，田中角荣本人有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愿，但日本国内仍有不同声音，东京方面也在法律表述上留下了回旋余地。
田中角荣之所以急于访华，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密切相关。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松动。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面对这一变化，东京担心自己被排除在东亚外交重组之外。
田中角荣在1972年7月出任日本首相后，很快把日中邦交正常化列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他知道，访华并不只是一次礼节性访问，而是要处理战争责任、台湾问题、赔偿问题以及两国关系定位等一系列难题。
中方也没有被表面的积极态度牵着走。
周恩来一面推动民间交往，一面通过外交渠道摸清日本政府的真实立场。7月10日，孙平化以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日的名义前往日本。周恩来交代得很明确：如果有机会见到田中，就转达中方意见，只要首相愿意到北京当面谈，许多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解决。
这是一种很有分寸的外交安排。舞团是公开身份，接触却承担着沟通任务，既避免过早把谈判推向聚光灯下，也给日本方面留下了观察和试探的空间。
8月，孙平化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多次接触。9月9日，日方又派古井喜实访华，带来关于共同声明的基本设想。双方已经接近正式谈判，但真正的分歧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暂时包裹在礼貌措辞之中。
矛盾集中在台湾和战争状态两个问题上。
日本当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认《日台条约》。中方提出的复交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必须承认这一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条约应当失效。
日方却担心，如果完全按照中方表述，就等于承认过去二十多年对国会和国民的解释存在问题。日本条约局官员还试图从法律角度切入，认为日本已经放弃对台湾的权利，不必在共同声明中作出过于明确的说明。
周恩来没有接受这种模糊处理。
他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政治问题，不能被一堆旧条约牵着走。周恩来对田中说：“既然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日台条约自然失效。”这句话看似平静，实际把问题的核心点了出来。
对战争状态的表述，中方同样十分谨慎。周恩来不愿让文字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中日之间早在旧金山和约之后就已经结束战争状态。他要求双方重新斟酌措辞，不能让法律技术掩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9月26日，周恩来正式回应了“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他的态度很直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不是‘添麻烦’一句话可以带过去的。”在周恩来看来，这种说法不能被中国人民接受。
田中角荣听出了其中的分量。
周恩来并没有因此关闭谈判大门。他承认田中主张从政治上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入法律条文争执，这一点有利于两国建交。但前提是，日本也必须照顾中国的立场，不能一边要求中方理解日本的国内困难，一边回避日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赔偿问题也在谈判中出现。日本方面试图援引台湾当局放弃赔偿的做法，暗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应再提出相关要求。周恩来认为，这种说法混淆了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带有对中国立场的冒犯，不能接受。
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
有意思的是，双方并没有因为争执而中断会谈。周恩来把原则和策略分得很清楚：历史问题必须说清，台湾问题不能含糊，但只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其他技术性问题仍可以协商。
经过连续几天磋商，双方逐步形成共同文本。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从田中角荣9月25日抵达北京，到联合声明签署，正式谈判只用了几天。速度很快，却不是仓促决定的结果。此前数月的试探、沟通和文本准备，已经为会谈铺好了路。
宴会上的那句“添了很大麻烦”，成为谈判中最刺耳的插曲。它提醒日方，建交不只是握手和签字，更不能以含混语言处理战争责任。周恩来没有让谈判停在情绪上，也没有让原则退到文字背后。直到共同声明落笔，历史责任、台湾问题和外交关系才被放进同一份文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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