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21日，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面对一份份前线电报，作出了停止对印自卫反击、部队后撤的决定。此时的战场并非失利，相反，印军已经遭受重创。问题在于，能不能打赢一场战斗，和能不能长期支撑一场战争，从来不是一回事。
中印边界争端并不是1962年突然出现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西藏南部和西部边境留下了许多未经双方正式确认的划线。印度独立后，逐步把这些单方面划定的界线当成既成事实，并向争议地区推进。中国政府则认为，边界问题应通过谈判解决，不能靠驻军和修筑据点强行改变现状。
1959年，朗久、空喀山口等事件相继发生，双方关系明显恶化。此后，印度提出“前进政策”，不断在中印边境建立新的哨所，有些据点甚至深入中国一侧。到1962年，印军认为中国不会大规模反击，便把这种试探逐渐变成了军事冒险。
毛泽东曾判断，印度方面是在“进攻政策”上越走越远。10月17日，中央作出自卫反击的部署。10月20日，东段克节朗地区和西段阿克赛钦方向相继开战。解放军采取集中兵力、分割包围、重点突破的办法，迅速打掉印军多个据点。
战斗只持续了32天，却改变了边境局势。按照中方公布的战果，印军被歼灭约8900人，其中包括被俘人员3968人。印军第七旅等部队受到重创，许多依托山口和道路建立的阵地相继失守。战场上的结果很清楚：印度军队在当时的部署和指挥下，难以抵挡解放军的连续突击。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中央军委谨慎的，恰恰不是前线能不能再打一仗，而是打下去之后怎么办。
中印边境地形极为复杂。东段山高林密，雨季道路泥泞；西段则是高寒荒漠，海拔高、气温低，人员和车辆都面临严峻考验。解放军部队的主要补给，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内地。粮食、弹药、燃油和冬装，都要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运输线才能抵达前沿。
印军的补给距离相对较短，印度北部已有铁路、公路和机场体系，部队可以从纵深地区获得支援。解放军虽然在局部战场集中兵力形成优势，但这种优势依赖突击速度。一旦战事拖长，后勤差距就会逐渐显现。
当时西藏交通条件远不能与今天相比。汽车要在高原公路上行驶，燃油消耗大，车辆故障率高，遇到大雪和塌方，运输线随时可能中断。许多物资仍需依靠骡马、牦牛和人员肩背转运。前线能打，后方却未必供得上，这就是高原作战最现实的限制。
重武器也不是想用就能用。坦克、大口径火炮和大量弹药，不仅需要道路，还需要燃油、维修器材和稳定的技术保障。解放军在战斗中更多依靠步兵、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装备，既有战术考虑，也受到运输能力制约。若进入长期对峙，印军还可能扩大空中支援，战场形势便会复杂许多。
“再往南追，能不能守住？”前线指挥员曾反复考虑类似问题。打过山口并不等于能够建立稳固防线，越过原有作战区域后，补给线会被拉得更长，部队也更容易陷入孤立。军事胜利如果无法转化为持续控制，就可能变成新的负担。
国内经济状况同样不能忽略。1959年至1961年，中国经历了严重困难，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1960年前后急剧恶化，苏联撤走专家、撕毁部分合作协议，外部援助和技术支持受到影响。美国则继续对中国实施遏制和封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没有条件把一场边境反击战扩展成长期战争。
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国只从战场角度判断问题。美国肯尼迪政府公开向印度提供支持，并考虑通过运输机、装备和物资援助印度。苏联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中苏关系已经紧张，中国无法完全排除北方出现意外压力的可能。
当时中国还在推进核武器研制。1962年，国际局势本就敏感，古巴导弹危机也使美苏对抗达到高点。中国如果继续向印度纵深推进，很可能被西方进一步塑造成“扩张者”，甚至给美国扩大干涉留下借口。对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国力有限的新中国来说，这种连锁风险必须计算。
因此，解放军这次作战的目标并不是占领印度领土，而是清除印军在中国一侧建立的据点，打击其“前进政策”，迫使印度回到谈判轨道。目标达到后，继续追击的收益迅速下降，代价却越来越高。
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停火，并从12月1日起后撤。东段部队撤至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北，西段则保留了对阿克赛钦地区的控制。这个决定看起来像是“打赢后主动收手”，实质上是把战果、后勤、外交和国力放在一起衡量后的选择。
战场上的胜负，靠的是部队训练、指挥和勇气；战争能否继续，拼的却是铁路、公路、工业、燃油、财政以及外交空间。1962年的中国可以在局部战场击退印军，却还没有能力在喜马拉雅山南北长期维持一条庞大战线。撤军并非没有代价，而是避免把一次有限的自卫反击，拖成超出国家承受能力的持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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