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立于中国史学的高峰，司马光及其团队历时十九年编纂，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一直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后跨越1362年。
战国七雄如何形成，秦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楚汉相争中，刘邦为什么最终击败项羽；汉武帝如何处理内外危局；东汉如何一步步走向分裂；三国之间如何反复结盟、背叛和制衡；西晋为什么在短暂统一后迅速崩溃；南北朝政权如何此消彼长；隋为什么二世而亡，唐又为什么能迎来贞观与开元；安史之乱之后，一个强盛帝国如何进入漫长的衰败期……
如果想沿着一条连续的时间线，理解中国中古以前一千多年的政治、人事与王朝兴衰，《资治通鉴》几乎是一部绕不开的书。
人人都说好的书，为什么总是读不下去？
《资治通鉴》的困难，首先当然来自文言。真正阻挡现代读者的，远不只是“之乎者也”。
传统史书有一整套与现代生活距离甚远的知识系统，年号不断转换，官职名称几经变迁，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称谓；一个人物可能同时拥有姓名、字、封爵、官职、谥号；不同政权又各用各的纪年。
我们今天看到“公元755年”，马上知道它与公元756年之间的关系。
古人看到的，却可能是“天宝十四载”与“至德元载”。
今天从北京到洛阳，在地图上是一眼可以辨认的空间距离；但在史书中，一个古地名究竟对应今天哪里，往往需要另外查阅舆图和地理志。
至于官制，就更加复杂。尚书、侍中、中书令、刺史、太守、节度使……这些官职究竟负责什么，在当时政治体系里处于怎样的位置，如果没有相关知识，读者往往认识每一个字，却不知道人物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
于是读《资治通鉴》，很容易变成一种不断被迫中断的阅读，可能需要读两页，查一个年号；读三页，查一个官名；人物还没认全，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与经典之间，隔着一千年的语言与知识系统。柏杨用了十年，试图把这道门槛拆掉。
柏杨何许人
柏杨（1920—2008），原名郭定生，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杂文家与历史写作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先以郭衣洞之名创作小说，后以“柏杨”为笔名撰写杂文，一生留下历史、小说、杂文等百余部作品，《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等作品在华人世界广泛流传。
柏杨的文字有一种非常鲜明的气质：犀利，却始终关心具体的人；谈帝王将相，也更在意制度之下普通人的处境。他曾困于狱中九年零二十六天，并在狱中完成《中国人史纲》；到了晚年，又将十年时间投入《资治通鉴》的译写。
这也使他的《资治通鉴》不只是一次语言转换——他以现代人的经验重新观看千年历史，在“臣光曰”之外写下大量“柏杨曰”，不断追问权力、人性、制度与普通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读柏杨，就是跟着一个经历过20世纪风雨的人，再回头看一次中国历史。
柏杨的野心 把《资治通鉴》重新“翻译”给现代人
1983年，柏杨开始了《资治通鉴》的白话译写工作。
这项工作最终持续了整整十年。在柏杨自己的回忆里，最初的计划远没有这么漫长。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时，他原本估计可以保持较快的推进速度，却很快发现，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之后，文字会大幅膨胀。
原本预计三年完成的工作，最终延伸成十年。他甚至形容，那十年几乎成了自己的“另一场新的监狱生活”：
书房变成了囚房，白天翻译，晚上仍在思考《资治通鉴》，遇到百思不得其解之处，连睡梦中都会突然惊醒。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与通常意义上的“古文翻译”很不一样。
柏杨没有只做逐句转换。他试图解决的，是一个现代人到底要怎样，才能真正进入《资治通鉴》的世界。
所以，他尽可能将复杂的古代纪年转换为更加直观的公元纪年，将古代地理与今天的地理空间建立联系，也对官职、制度与专有名词进行解释。
原本需要读者不停翻阅工具书才能弄明白的信息，被直接放进阅读过程里。
《资治通鉴》仍然是那部《资治通鉴》。
三家分晋、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秦灭六国、楚汉战争、汉武帝时代、三国鼎立、八王之乱、南北朝对峙、隋唐更替、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纷争……
历史没有被简化，人物没有被删掉，复杂的因果也没有被抹平。
柏杨做的，是把堵在读者与历史之间的那堵语言之墙拆开。
因此，与其说《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一套“简化版《资治通鉴》”，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现代读者进入《资治通鉴》的入口。
八百多条“柏杨曰”
如果只是翻译，《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不会拥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
真正让这套书带有鲜明柏杨印记的，是他在书中加入的大量评论——“柏杨曰”。
司马光在原书中有“臣光曰”。每当重大历史事件告一段落，司马光会暂时离开史官的位置，对人物得失、政治成败作出自己的判断。
柏杨决定与一千年前的司马光做一次隔空对话。他说：“我打算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杨曰’，写出我读史的心得。”
于是，在同一部书中，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两双观看历史的眼睛。一双属于十一世纪的司马光。一双属于二十世纪的柏杨。
司马光关注一个政治决定是否“有资于治道”；柏杨则不断追问，在宏大的王朝兴亡之外，一个具体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会评论帝王，也会评论制度；会分析政治成败，也会追问那些被辉煌叙事掩盖掉的代价。他尤其警惕权力、等级与制度对普通人的伤害。
在柏杨笔下，皇帝不因为是皇帝就天然值得尊敬，名臣也不会因为后来进入史书便自动变得完美。
他对历史人物常常直呼其名，试图剥掉帝号、庙号、谥号营造出来的神圣感，把他们重新还原成会恐惧、会贪婪、会虚荣、会误判，也会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普通人。
因此你会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读到一些非常锋利的判断，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环境里可能被评价为“通达”，也可能被评价为“顽固”；真正改变的，往往是时代的要求。你也会看到他反复提醒读者，再伟大的英雄，也可能被时代、环境与偶然性左右。这些文字之所以几十年后仍然具有冲击力，是因为柏杨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谁赢了。他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一个制度怎样从建立走向僵化？
一个看似英明的决定，为什么几十年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发生改变之后，他的行为为什么也会随之改变？
一个王朝最风光的时候，那些繁荣究竟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基础之上？
柏杨关心的，始终是历史背后的机制。
所以读他的《资治通鉴》，经常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你明明在读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的事情，却不断认出一些熟悉的人性。
练习一种“长时间尺度”的思考
历史最大的意义，并不是给今天提供几个可以直接套用的答案，它能够改变一个人观察问题的时间尺度。
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结果说服。一个决定短期有效，我们就认为它正确；一个人暂时成功，我们就倾向于相信他的选择英明；一次妥协换来了眼前安稳，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最优方案。
而《资治通鉴》偏偏拥有一种今天极其稀缺的东西：时间。
它可以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跨度，告诉你一个决定最终把人带到了哪里。
今天埋下的制度隐患，可能在几代人以后爆发；
一个当时看起来极其高明的权宜之计，可能只是把危机向后推迟；
一个帝王一生苦心维持的平衡，在继承人接手后很快瓦解；
而一些当时并不起眼的改革，真正的影响却可能在几十年之后才逐渐显现。当一件事情拥有足够长的后续，你才有机会真正判断它。
这也是《资治通鉴》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一个个历史故事并非孤立的，事件能够彼此连接。
前三六一年，公孙鞅奔秦。
前三三三年，苏秦、张仪分别提出合纵、连横战略。
前三〇七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
前二八三年，蔺相如完璧归赵。
前二六〇年，长平之战爆发。
前二二一年，秦最终统一六国。
当这些事件被重新放回连续的时间中，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历史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每一场巨变，都有漫长的前奏。
36册，一千多年
这一次的磨铁版《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共36册。
从公元前403年的战国时代出发，一直进入五代时期。每册约四百页，将原本极其庞大的历史叙事拆分为相对适中的阅读体量。
我们希望它首先是一套可以真正拿起来读的书。因此，在内容整理上，完整保留了柏杨序、柏杨再序等相关内容，并设置导读、世纪简介、史事提纲、中外大事对比、释义括注、公元纪年与年号纪年对照等辅助信息。
“司马光曰”与“柏杨曰”也被完整呈现。读者既可以顺着时间，从第一册一路读到最后一册；也可以从自己最感兴趣的时代进入：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但一旦真正读进去，你大概很快就会发现，编年体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
历史没有真正的“开头”。
安史之乱不是在755年突然发生的。
唐玄宗时代的繁荣、边疆军事制度的变化、节度使权力的扩张、朝廷内部的政治结构，早已一点一点将所有人推向那个节点。
秦统一六国，也绝不是秦始皇突然完成的一场奇迹。
从商鞅奔秦，到变法、军功制度、外交策略、列国竞争，几代人的选择早已经层层累积。
我们习惯把历史记成事件，《资治通鉴》则会迫使你重新把历史理解为过程。
值得长久放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
这样一部书，值得一种与它的时间重量相匹配的呈现。
磨铁以远流早期版本为重要底本，在整理过程中与相关资料互证，尽可能保留柏杨原有的文字风格与内容脉络，同时对相关讹误进行修订。
装帧上，全套采用精装硬壳、特种纸封面、锁线装订及烫金工艺。
视觉设计以“松柏”为核心意象。苍松翠柏，岁寒知节。它既回应“柏杨”这个名字，也让我们想到两位相隔近千年的写作者。司马光用了十九年写《资治通鉴》。柏杨用了十年重新进入《资治通鉴》。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立场不同，表达方式更不相同，却都把人生中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交给了同一部书。设计中又引入时代画像砖等视觉元素，让漫长历史留下具体的时代痕迹。
36册排列在一起时，它首先应该是一套完整、庄重的书；而当任何一册被从书架上抽出来时，它也应该是一件适合长时间阅读、反复翻阅的日常读物。
经典真正的归宿，不应该只是被供奉。而应该是被打开。
第一次想完整读《资治通鉴》的人，可以从这里进入；已经熟悉中国史的人，可以重新观察柏杨与司马光之间跨越千年的争辩；年轻读者可以借它搭起一条连续的中国史时间线；一个家庭也可以把它留在书架上，让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阶段读到不同的东西。
二十岁读，也许最容易被英雄吸引。三十岁读，开始注意人的选择。四十岁以后再读，可能越来越在意制度、周期，以及那些当时看起来无关紧要、后来却改变了一切的细节。这大概也是一部真正的经典能够陪伴一个人很久的原因。
一千多年的人事成败，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人怎样得到权力，又怎样失去权力；一个组织怎样兴盛，又怎样在最强大的时候埋下衰败的种子；一个时代怎样形成共识，又怎样被另一个时代推翻；还有那些从来没有写进帝王年表的普通人，怎样在一次次战争、赋税、改革与动荡中生活下去。
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一千年以后，“治道”早已不再只属于帝王。对今天的普通人而言，读历史也并不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赢家。而是让我们在面对眼前世界的时候，多一点时间的尺度，多一种理解复杂问题的方法，也多一分对于人的清醒。
1362年历史，36册书。司马光写下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判断。柏杨又用十年，把它重新讲给现代人。而现在，这部书再次来到我们面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