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献血救市长女儿，转正时没我，6月后她再需血，她爸打来了电话

我献血救市长女儿，转正时没我，6月后她再需血，她爸打来了电话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焊一个暖气管道接口，防护面罩里全是汗，顺着下巴往脖子里淌。手机在工装裤兜里震得厉害，我腾出一只手掏出来，屏幕上跳动着“赵主任”三个字。赵主任是我们厂办公室主任，平时跟我这种一线工人八竿子打不着。我摘下一边手套划开接听，那边声音压得很低，说小李你赶紧来趟办公楼，市长秘书来电话了，点名要找你。

我愣在那儿，焊枪还滋滋响着。旁边工友老孙踢了我一脚，我才回过神来，把焊枪递给他说帮我盯一会儿。我一路小跑穿过堆满钢材的过道，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市长秘书找我干什么。要说我跟市长唯一的交集，就是六个月前那档子事。

那天是周六，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轮到我值班看库房。早上八点多，厂门口突然来了两辆黑色轿车，下来几个人直接找厂长。我当时正蹲在库房门口啃油条，看见厂长陪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急匆匆往办公楼走，后面还跟着两个穿白大褂的。没过多久，厂长就冲我喊，小李你过来。

我走过去才知道，市长的女儿出车祸了，在市医院抢救，需要大量O型RH阴性血。这种血型稀罕，全市血库只有两个单位库存，远远不够。医院通过社保系统查到我的献血记录，知道我是这个血型，就紧急联系了单位。厂长说，小李，这是政治任务，你赶紧跟车去医院。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说行。上了车，那个戴眼镜的秘书才跟我说，市长女儿才十九岁，在省城上大学，放假回来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货车撞了，脾脏破裂，大出血。我坐在后座，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梧桐树，心里有点发紧。抽血我倒不怕，我这些年献过四次血了，每次都四百毫升。但听说是救市长的女儿，总觉得哪里不踏实。

到了医院，急诊楼门口已经围了一堆人，有几个穿黑夹克的站在两边拦着闲人。我被直接领到三楼的采血室，护士让我躺下，针头扎进胳膊的时候我偏过头，看见墙上贴着的献血光荣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因为我是私下献的，单位没组织过。

抽完四百毫升，护士说还得再来二百。我说行，反正身体底子好。抽完血，那个秘书给我端了杯红糖水，还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市长交代的，一点心意。我捏了捏信封的厚度，估计得有两千块，我当时就把信封推回去了，说不用，应该的。秘书愣了一下，也没强求，只是拍拍我肩膀说小伙子不错。

我回到厂里已经下午两点多了，库房门还开着，老孙帮我守着。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帮人献了点血。老孙撇撇嘴说你可真大方，回头别把自己累趴下。我笑了笑没接话，只觉得胳膊有点酸软，那天剩下的活儿都干得慢吞吞的。

接下来几个月，日子照旧。我在厂里干了快四年了，一直是临时工，每个月拿三千二的工资，五险一金只有养老和医疗，没有公积金，更没有编制。去年年底厂里说今年要转正一批优秀临时工，名额有限，按绩效考核和民主评议来。我绩效在车间常年前三，民主评议也不错，工友们都说这次肯定有我。

转正的消息是五月份公布的，公示栏贴出来那天，我端着饭盒去看，从头看到尾，没有我的名字。八个名额，给了七个年轻人，还有一个给了办公室的小刘，她去年才来的，大专学历，据说是某个副厂长的外甥女。

我在公示栏前站了很久，饭盒里的菜都凉了。老孙过来拍了拍我后背，说别往心里去，明年还有机会。我点点头，把饭盒里的饭三两口扒完，回车间继续干活。那几天我明显沉默了许多，焊活儿的时候走神，焊偏了两道缝，被质检退回来返工。车间主任老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最近没睡好。

老陈叹了口气，说你那事儿我知道，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你是劳务派遣过来的，编制归人社局管，不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我听着没吭声，心里却明白，名额给了小刘那天，我亲眼看见她妈拎着两盒海参进了厂长办公室。

日子还是得过。我租的房子在老城区，一间二十平米的单间，月租六百，没有独立卫生间，上厕所要去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每个月发了工资，寄给我妈一千二，她一个人在老家县城，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药不能断。剩下两千块，刨掉房租水电和吃饭，每个月能剩个三四百，存着预备急用。

我妈打电话来问转正的事，我说还没批下来，快了。她在电话那头咳嗽了好几声，说儿啊，你要是有编制了，妈就能安心了，咱家就你一个，你爸走得早，妈就盼着你能安稳。我听着鼻子发酸，说我晓得，你好好吃药，别心疼钱。

六月初，厂里接了个大订单，要做一批特种阀门，工期紧，天天加班到晚上九点。我每天都累得跟散了架似的，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中间去医院复查过一次，医生说上次献血量有点大，建议我多补补铁，多吃红肉和动物肝脏。我嘴上答应着，回头还是天天馒头就咸菜，偶尔买根火腿肠算开荤。

就在我快把献血这事彻底忘了的时候，赵主任那通电话把我拽了回来。

我跑到办公楼，赵主任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脸色不太好看，说市长秘书的电话直接打到厂办，说市长女儿又出状况了，需要再次输血，还是那个稀罕血型，问你能不能再去一趟。赵主任顿了顿，又说，这次对方说可以给报酬，五千块营养费。

我站在走廊里，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响着。六月的天已经热了，我穿着工装，后背全是汗。我说赵主任，我上次献了六百，这才半年不到，身体还没缓过来。赵主任搓着手说我知道我知道，但人家点名要你，说你血型匹配，上次献过没问题。又说这次市长特别重视，亲自过问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赵主任，我转正的事您知道吧？赵主任的表情僵了一下，含糊地说那个事啊，厂里在研究，再研究。我说赵主任，我在这厂里干了四年，焊工证、安全证、压力容器证我都有，绩效从来没掉出过前三，这次转正没有我，我想知道为什么。赵主任没接话，只是说先把眼前这个事办了，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转身回了车间，拿起焊枪继续干活。那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回到出租屋，我烧了壶水泡了包方便面，坐在小板凳上吃着，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本地座机。我接起来，那边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很低沉，说你是李建国吗？我说是。他说我是周志刚。

我筷子停在半空。周志刚，市长就叫周志刚。

他说李建国同志，我女儿现在情况很危险，医生说需要再次输血，我们查了全省的血库，只有你匹配。我知道上次你已经献了六百，这次再开口确实为难你。但作为一个父亲，我实在没办法了。他声音有点哑，说我女儿才十九岁，还在重症监护室，医生说再不输血器官就要衰竭了。

我放下筷子，拿着手机走到窗边。窗外是黑乎乎的巷子，对面楼的灯稀稀拉拉亮着几盏。我说周市长，我不是不愿意，我上次献完血到现在，连块肉都没舍得买过，身体确实还没恢复好。再说了，我献了血能有什么？我在这厂里干了四年，转正都没我的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李建国同志，你转正的事我有所耳闻。他顿了顿，说你这次来，我当面跟你谈。你相信我，我周志刚这么多年，说话算话。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我想起我妈在电话里的咳嗽声，想起公示栏上那一排名字，想起小刘拎着海参进厂长办公室的背影。我又想起医院里那个十九岁的姑娘，我不认识她，但她爸打来电话时的声音，和我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一样的。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起来了。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的衣服，给车间主任发了条信息说上午请个假。然后我出了门，坐公交车去了市医院。

还是上次那栋楼，还是那个采血室。秘书在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来，明显松了口气，把我领进去。护士抽血的时候，我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数上面的灰尘斑点。这次只抽了三百，护士说身体要紧，不能再多了。

抽完血，秘书把我领到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他比电视上看着瘦一些，眼袋很重，头发也有点白了。他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说李建国同志，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我说周市长，您别客气。他示意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说关于你转正的事，我了解了一下。你所在的厂是国企，编制归人社局管，去年底确实有一批指标，但分配权在厂里。他看着我，说这件事我会让秘书跟人社局和你们厂里沟通，但你要明白，我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我只能从政策层面督促他们按规矩办事。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凉了半截。按规矩办事，按什么规矩？按规矩我绩效前三就该转正。但我也知道，市长说得没错，他不能直接下令让厂长给我转正，那不是他的权力范围。

周市长像是看出我的心思，说李建国，我今天以个人身份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事，关键在于你们厂里搞的那套民主评议和绩效考核，有没有真正公开透明。如果程序上没问题，那就是指标不够的问题，明年可以再争取。但如果程序上有问题，我会让人查。

他这番话让我心里稍微活泛了一些。我说周市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说这是五千块钱营养费，你收着。我犹豫了一下，收下了。上次没要，这次我要了，因为我确实需要钱。我妈的药快没了，这个月工资还没发。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上靠着窗户，胳膊上的针眼还隐隐发疼。窗外是熟悉的街景，卖早点的摊子收得差不多了，上学的小孩背着书包跑过斑马线。我把信封揣在内兜里，想着回去先给我妈转两千过去。

接下来半个月，日子照旧。我继续在车间焊管子，继续加班，继续吃馒头咸菜。转正的事我没再提，也没人跟我提。赵主任见了我还是笑眯眯的，但不再提那天电话的事。工友们私下问我市长女儿怎么样了，我说不知道，我就是去献了个血。

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车间干活，赵主任又来了。这次他脸色比上次还难看，说小李，你来一趟厂长办公室。我放下焊枪，擦了擦手，跟着他去了。

厂长办公室里坐着厂长、副厂长，还有两个人我不认识，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一个穿西装的中年女人。厂长让我坐，然后说小李，今天叫你来，是市人社局和国资委的同志来了解你转正的事。你把你的情况跟他们说说。

我看了看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他朝我点点头，说李建国同志，我们是按程序来走个调查。你只需要如实说就行。我就把我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干了几年，什么工种，什么证书，绩效排名，民主评议结果，转正公示的日期和名单。那个中年女人在本子上记着，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

说完之后，瘦高个问厂长，说李建国同志的绩效和评议材料能提供一下吗？厂长说可以可以，让办公室去拿。过了一会儿赵主任抱着一摞材料进来，瘦高个翻了一遍，又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为什么小刘能转正而李建国不能，民主评议的具体打分标准是什么。

厂长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但还是陪着笑一一解释。他说指标有限，只能综合考量，小刘学历高，又是办公室的，岗位匹配度更好。瘦高个没反驳，只是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

他们走的时候，厂长送出去好远。我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副厂长跟我说小李你先回去干活吧，该你的跑不了。我出来的时候，看见赵主任站在走廊尽头抽烟，看见我就把烟掐了，说小李你别着急，这事有眉目了。

八月初，公示栏又贴了一张新的公告。我看的时候，周围已经围了一圈工友。公告上说，根据人社局复核，本次转正工作中存在程序不规范的问题，现决定补充转正名额一名，拟转正人员：李建国。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老孙在旁边拍了我一巴掌，说成了成了你小子终于成了。我咧嘴想笑，但嘴角有点发僵。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说妈，我转正了。我妈在那边愣了半天，然后声音颤抖着说真的？我说真的。她就在电话那头哭起来了，说儿啊，妈给你炖排骨，等你回来吃。

转正手续办下来很快，九月初我就正式签了合同，工资涨到四千八，五险一金齐全，还有了住房公积金。我换了个稍微好点的房子，一室一厅带独立卫生间，月租一千二。把妈从老家接过来住了几天，带她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医生说病情还算稳定，按时吃药就行。

那个牛皮纸信封里的五千块钱，给我妈转了两千交药费，剩下的三千存着了。我胳膊上的针眼早就长好了，但偶尔阴天下雨的时候，针眼附近那块皮肤会隐隐发酸。

十月份的时候，厂里开表彰大会，给我发了个“优秀职工”的奖状，还有五百块钱奖金。我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看见台下坐着的厂长冲我点头微笑，我也冲他笑了笑。散会之后，老孙拉着我去厂门口的小饭馆喝酒，他喝了二两白酒就开始上头，拍着桌子说建国你这回真是命好，献个血献出个编制来。

我说老孙，我这编制不是献出来的，是我四年焊出来的。老孙摆摆手说都一样都一样，反正你现在是正式工了。我没再争，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喝得有点多，回到新家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想起周市长那天在会议室说的话，他说他不能直接干预，只能从政策层面督促按规矩办事。我想起那个瘦高个来调查的时候，在本子上记的东西。我想起厂长后来给我办转正手续时的客客气气。

这事从头到尾，没有人因为我献了血就直接给我编制。周市长没有打电话给厂长说必须给我转正，调查组也没有因为我是献血者就网开一面。他们只是来查了程序，发现程序确实有问题，然后按规矩补上了。而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活，拿了该拿的绩效，等到该等的结果。

但这中间如果没有那次献血呢？如果周市长的女儿没有出事，如果我不是那个稀罕血型，如果我那天没有去医院，那我现在是不是还在库房门口蹲着啃油条，每个月领三千二，盼着明年那个不知道能不能轮到的名额？

我翻了个身，从茶几底下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钱已经取出来了，信封我一直留着。我把它举到灯底下看，上面印着市政府的地址和电话。我想了想，把信封折好，塞进了抽屉最里面。

十一月中旬，下了一场雪。那天我轮休，正在家里擦窗户，手机响了。赵主任打来的，说你赶紧到厂里来一趟，又有人找。我问他谁，他说市长秘书，但不是上次那个，是另一个，说有事当面跟你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想着是不是那姑娘又出什么事了。我换上外套打车去了厂里，到了办公楼门口，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那儿等着，自我介绍说姓刘，是周市长的秘书。他把我领到赵主任的办公室，关上门，说李建国同志，周市长让我转达他的谢意，说他女儿恢复得不错，已经出院回学校了。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他递过来一个信封，这次不是牛皮纸的，是白色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站在大学校门口笑，阳光很好，她的脸有点苍白但精神不错。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谢谢李叔叔，我会好好活着。”下面签了个名字，字迹很清秀。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眼睛有点发酸。小刘秘书说周市长还让我问你，最近工作生活都好吧？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都挺好，替我谢谢周市长关心。小刘秘书点点头，说那行，我就先走了，周市长说照片务必送到你手上。

他走后，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那姑娘十九岁，跟我外甥女差不多大。我不认识她，这辈子大概也不会认识她。但她写的那行字，让我觉得那天在医院躺下来伸出胳膊的时候，其实没想错。

雪还在下，我把照片揣进内兜里，走出办公楼。工友们正在车间门口铲雪，老孙看见我就喊，建国快来搭把手。我跑过去抄起铁锹，跟他们一起把门口的雪铲到一边。雪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凉丝丝的。我铲着铲着，忽然笑了一下。

老孙说你笑啥？我说没笑啥，雪下得挺好。老孙翻了个白眼，说神经病，下雪有什么好的。我没接话，继续铲雪。

晚上回到家，我把那张照片夹进一本书里，放在床头柜上。窗外路灯照着雪地，白晃晃的一片。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有人看电视，放的好像是新闻联播，主持人字正腔圆地说着什么。

我想起我爸走的那年，我还在上初中。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做人要实在，该你得的你跑不了，不该你得的你别惦记。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我焊了四年的管子，每个焊口都仔细，从不糊弄。我献血的时候也没想过要换什么，就是觉得那是一条命。

后来该我的，确实没跑掉。虽然绕了点弯子，虽然中间有过委屈，有过不甘心，有过半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不通的时候。但最后，事还是那个事，结果还是那个结果，只不过中间多了些人，多了些电话，多了些信封和照片。

我关了灯，翻了个身。胳膊上那个针眼的地方又有点酸了，我用手揉了揉。恍惚间想起那天在采血室里，护士说你这个血型真稀罕，一百万人里才有一个。我当时笑了笑说那我还挺特别。护士也笑了，说特别的人就该干特别的事。

我当时没懂她这话什么意思。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

特别不是因为我生来就特别，是因为在某个时刻，我做了个选择。那个选择之后发生的事情，有些是我能想到的，有些是我想不到的。但不管想得到想不到，日子都在往前走，管子还是一根一根地焊，雪还是一场一场地下，人也还是一个一个地遇见。

遇见周市长，遇见小刘秘书，遇见那个调查组的瘦高个，遇见照片上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这些人我都不熟，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但他们在我生活里留下了一些东西，就像雪落在地上，化了就化了，但化之前，总归是白过一场。

我闭上眼睛，听见雪还在下，簌簌地敲着窗户。明天还得上班，车间那批阀门月底要交货，焊枪得拿稳，手不能抖。

我翻了个身，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