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10月，波士顿公园街教堂外，我的外曾祖父的曾祖父海勒姆·宾厄姆一世与妻子西比尔、朋友们站在一起，向家人告别，准备踏入未知的世界。接下来的五个月，他们将在拥挤的船上度过，驶向一片充满“贫困、堕落和野蛮”的异国土地。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回到美国。

与那些出海捕鲸或做生意的商人不同，他们的目标要大得多：将整个民族从异教中拯救出来，带入文明。用海勒姆自己的话说，要“以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最有效、最广泛地推进救世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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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在夏威夷群岛度蜜月时，第一次读到海勒姆的回忆录《在桑威奇群岛居住的二十一年》。我隐约知道家族与这片土地有些渊源，便决定深入查证。随着阅读的深入，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涌上心头——我在海勒姆的文字里，认出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传教士与有效利他主义者的惊人相似

今天的有效利他主义者真诚地希望做最大的善事，常常将国际发展视为改善生活的手段。然而，还有一群人同样符合这个描述：19世纪的传教士。

海勒姆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天堂和地狱不是隐喻，做最大的善事意味着从永恒的折磨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灵魂。他们自问：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答案是将福音传播给那些从未听过的人。全人类都需要救赎，异国他乡的人与身边的人同样重要。

作为传教目的地，夏威夷群岛（当时称为桑威奇群岛）有几个显著优势。首先，这些岛屿刚刚被发现，非常缺乏关注。虽然不如中国、埃及/巴勒斯坦或印度重要，但这里仍有相当规模的人口。更重要的是，与那些地方不同，这里几乎没有其他传教士或既有组织化宗教的竞争，使得改宗更容易推进。与其他传教任务相比，夏威夷传教团的成本效益非常突出——基本上只需要一艘船、一台印刷机和几位传授《圣经》的传教士。

如果19世纪初有EA论坛

换句话说，如果19世纪初存在有效利他主义论坛，我很容易想象会有一篇帖子论证：将福音带到桑威奇群岛是一个前景广阔的事业领域。

这个类比让我重新思考了“有效利他”这个概念本身。200年后的今天，我们讨论如何用数据、证据和理性来最大化善的影响，而海勒姆和他的同伴们，用他们时代的认知框架，做着同样的事情——计算灵魂的得失，评估传教地的“可转化性”，比较不同地区的“投入产出比”。

他们的努力确实改变了夏威夷。文字系统被引入，印刷机带来了书籍，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但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传统文化被系统性地抹去，一个民族的自我认知被重塑。今天回望，这究竟是拯救还是毁灭？

海勒姆的日记里没有这种犹豫。他确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就像今天的我们确信自己的善行一样。这种确信，既是力量，也是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