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陪孩子学英语，刚好学到了自然灾害这一单元。一开头，我就叹了口气，因为英语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屎堆代码，语言的音形意严重割裂。相反，我们的汉字实在是太形象了。
我跟孩子们说，你看我们汉字的“灾”多形象，房子着火了就是“灾”。孩子们立刻举一反三，问“灭”字是“火”上面加一横，是不是因为用什么东西把火盖住，火就灭了？
我说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甲骨文最初使用类似武器的东西（戉）去扑火，“戉”（yuè）字后来又被写成了“戌”（xū）字，篆文又在甲骨文基础上，增加了“水”，简化字直接用了一横把火“盖灭”。
在这一单元我还跟孩子们讲到，由于文明类型不一样，世界各个民族面对自然灾害选择的应对办法也不一样。我说全世界就数中华民族最重视抗灾救灾。
这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主脉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一定得定居生活，你的主要财产都是不动产，你必须得守护好家园，房子你搬不走，土地和庄稼也带不走。
不像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这地方旱了淹了都无所谓，大不了换个地方放羊。也不像西方海盗文明，水来了就找艘船出去躲躲（诺亚方舟），反正海里的鱼虾有的是，大不了再去抢别人点儿。
给孩子们上课，咱们不能讲太深了。就从“灾”和“灭”两个字的演化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薪火不绝，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地创新、完善、发展和升级。
这个过程，既十分漫长也十分艰辛。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关键节点，每一个节点，都让中华文明跨上一个大台阶，最终让中华文明成为独一档的人类文明。
按时间顺序说，首先是黄帝统一华夏，第二是周公创建周礼，第三是孔子创立儒学，第四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五是汉武帝的大一统，第六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第七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帝的伟大之处，不仅终结了各部落相互厮杀的历史，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让各部落人民告别了茹毛饮血，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最终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华夏族。
周公创立周礼，也是划时代的创举。我觉得原因有三：第一，终结了相对野蛮的商朝统治，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和天下秩序；第二，以人为本，奠定了无神论文化基因；第三，对后世影响极大。
周朝之前的商朝，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已经是世界第一，不然也造不出来那么多、那么大、那么精美复杂的海量青铜器，并且很多青铜器上还有铭文。
商朝的文化也很发达，比如光殷墟就出土了16万片的甲骨文。需要注意，甲骨文并不是汉字最早的形态，只是刻在甲骨上汉字被保存了下来而已。
我们商朝及以前的先人，正常书写应该是在竹简和布帛上，不信你看甲骨文的“册”字，就是用绳子把竹简编在了一起，甲骨文的“典”就是手捧竹简，而不是手捧甲骨或青铜鼎。甲骨文的笔，就是手拿毛笔。
只不过竹简太难以保存了，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竹简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简，书写年代约为公元前433 年，距今约2400 多年，跟商朝还隔着一千年。
但商朝也有愚昧和野蛮的一面。去过殷墟的朋友估计都会被震撼到，因为商朝的人祭和人殉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其中人祭更为残忍，人要被砍成几段、焚烧、蒸煮等。
殷墟有200多个祭祀坑，仅1976年发掘的191座祭祀坑中，就发现1178具人骨架。据不完全统计，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人祭的甲骨有1350片，卜辞1992条，共用人牲1.4万人。
1984年在殷墟王陵区的西北冈祭祀坑里，挖出了一件已经压变形的青铜甗（yǎn）。锅里卡着一颗人头骨，牙齿清晰可见。
1999年再次出土了一个完整的青铜甗（yǎn），击碎了人们的三观。甗中的头骨属于女性，死亡时大约只有15岁。这位少女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更高的祭祀价值。
商朝人殉和人祭，跟他们信仰有关，商朝非常相信神权，也非常崇拜自己的祖先，所以事情无论大小，都要进行占卜，也就是问鬼神和祖先，见面礼就是人祭。
然而周朝建立后，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制订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树立了以德为核心的世俗道德体系，把中国人的信仰从鬼神扭转到了敬天法祖上，确立了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
周礼的伟大之处，直接把神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这点太伟大了，比号称“以人为本”的欧洲文艺复兴早了2500年。欧洲走出黑暗愚昧、阴森恐怖的中世纪才五百多年。
在《周礼》中，祭祀对象被严格划分为天神、地祇（qí）、人鬼三类，祭品明确规定为牲畜（如牛、羊、猪），严禁使用活人。祭祀仪式转变为表达敬意和祈求国泰民安的礼仪，而非血腥的献祭。
周礼影响多大？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与礼仪制度基础，也奠定了中国的精神底色，是华夏文明新生的里程碑，现在传统的婚丧嫁娶仪式，基本上还是按照周礼来进行的。
周礼不仅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确立了天下秩序体系。周礼体系下的华夷区分，核心依据是是否遵行华夏礼乐，而非血统出身，这就是华夷之辨。
蛮夷如果主动学习、尊奉周礼，认同华夏文化，就可以逐步被纳入华夏序列，成为诸夏的一员。原本属于华夏的诸侯国，如果抛弃中原礼仪、改用蛮夷习俗，也会被周礼体系视作蛮夷。
比如夏朝后裔的杞国，因改用夷礼就被《左传》降格称为“子”，不再被视作正统华夏。这种“用夏变夷”的开放逻辑，让周礼的天下秩序具备了文化包容性，而非绝对的种族隔绝。
从这个角度，我们顺带批驳一下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元清非中国论”。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华夷体系中的一员，蒙古人的祖先还曾向周王室纳贡。
贞观初年，蒙古人的祖先——室韦各部归附唐朝，贞观年间已“朝贡不绝”。公元668年，唐朝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管理东北地区事务（后移治所于辽宁省境内）。
期间，唐朝又设立了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和室韦都督府。唐朝任命当地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大都督，同时派官员监督军政事务。他们都归安东都护府统辖，受平卢军节度使节制。
唐朝末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只不过后来北宋只统一了中原地区，没能统一少数民族地区的割据政权而已。
1271年，忽必烈颁布了著名的《建国号诏》，并在汉人儒臣刘秉忠的建议下，正式立国号为“元”（源自《易经》大哉乾元）。诏书里说得很明白：自己是继承尧舜禹汤、周秦汉唐的道统，要“绍百王而纪统”。
忽必烈非常积极地推动汉化，积极学习儒家思想，沿用中原官制，为宋辽金修史，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对外自称“中国”，元朝还在1314年恢复了科举考试。
元朝有很多缺点，存在民族压迫，但更多的阶级压迫，蒙古族的底层过得更是猪狗不如，所以元朝国祚不到100年就结束了，但是民族融合却大踏步向前，很多蒙古人改汉姓、说汉话，过上了汉人的生活。
虽然朱元璋提出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但需要注意的是，他驱逐的是蒙古族的统治者，并不是所有蒙古族人。
部分蒙古人获准在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定居，与汉族居民和睦共处，这就是后来的内蒙古，内蒙古汉化程度很高。
满清入关，也属于地方政权造反，随后趁机取得了全国政权；而日本侵华，则是要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比如说努尔哈赤家族，世世代代都是明朝干部，也都颇有战功。需要注意，这种干部身份并不是世袭的，也要看表现，而且每次都需要经过中央任命。
努尔哈赤年轻时是个小商贩，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售卖。后来努尔哈赤投奔了明朝守将李成梁，并因屡立战功受到器重。1583年，努尔哈赤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1589年，明朝敕（chì）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qiān）事、左都督。又因为抗击倭寇有功，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并御赐他一把龙虎宝剑。龙虎将军，已经是明朝武官正二品了。
努尔哈赤本人，非常感佩万历皇帝的知遇之恩，对这柄剑呵护有加，也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遗物。他对抗倭大业也非常上心，缴获的倭刀倭碗等战利品，专门弄了个陈列室。
这一切都说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属于地方政府造反，跟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性质接近，属于中国内战。李自成杀入了北京，然后清军又打败了李自成，进而入主中原。
所以清朝入关，跟日本侵略性质完全不同。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且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根上挖断中华文化血脉。
当然，清朝统治者做了很多坏事，包括民族压迫、文化专制、闭关锁国以及后期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所以清朝也被推翻了。但无论清朝历史有多么不堪，我们多么痛心疾首，它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革命成功并建立新中国，这几个历史节点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实现跃迁的关键节点。而且它们层层递进，哪一个环节万一卡一下，我们都不会有现在的辉煌。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往纵深发展，人类面临着变乱交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虽然势不可挡，但也面临着严重挑战。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外部击败中国，我们最大的问题还在内部。
坏消息是，敌对势力也深谙这一点，一直试图从内部搞乱我们。他们惯于把民族议题武器化，将中西民族治理差异视为中西文明竞争，将周边泛民族主义思潮倒灌我国边境民族地区，抹黑攻击中国民族政策，宣扬解构中华民族的一系列错误史观。
从国内看，受西方民族理论话语影响，仍有人只讲民族之分，不讲民族之融；只讲各少数民族，不讲中华民族；只研究民族特殊性，不重视各民族共性，否认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主脉。
越是接近伟大复兴，越是需要建设更加团结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是一项彪炳史册举措，将成为中华文明迈向更高阶文明的历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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