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楔子
1979年，夏末，豫东平原。
月亮像个被啃了半边的白面馍，懒洋洋地挂在杨树梢上。玉米地里的青纱帐密不透风，叶子上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腿，冰凉地贴在脚脖子上。我猫着腰，手指头已经摸到了那根玉米棒子，沉甸甸的，苞叶上的须子像老头的胡须一样扎手。
“咔嚓”一声，棒子掰下来了，干脆利落。我把它塞进怀里，心脏跳得像在生产队打谷场上被拖拉机追着跑。才十八岁，手抖得跟筛糠似的，这已经是第七个了。口袋快装不下了。
“顾长生。”
一个声音从地头传来，不轻不重，却像一根冰溜子直直地扎进我的后脊梁骨。我僵在原地，怀里的玉米棒子差点滚出来。
月光底下，地头上站着个女人，穿着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胳膊上套着红袖章，上面“大队妇女主任”几个黄字在夜色里都看得分明。她三十来岁，短发齐耳，脸在月光下白得像块羊脂玉，嘴角微微翘着，说不上是在笑还是在看戏。
“两条路。”她慢慢走过来，脚步很轻，踩在田埂上像只猫，“去公社派出所，还是……”
她在我面前站定，身上有一股淡淡的万紫千红雪花膏味儿，混着玉米地里的青草气。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鼓鼓囊囊的怀前停了停，然后仰起脸，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还是跟我回家。”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家里七口人，爹瘫在床上，娘一个人挣工分，四个弟妹饿得夜里哭。我是老大，我没办法。
但我没想到，那个夜晚，那一句话，会把我的一生都拐进一条我做梦都没想过的道儿上。
## 第一章
我叫顾长生，爹给起的。他说，五八年闹饥荒，村里饿死的人一堆一堆的，我生下来才四斤二两，像只剥了皮的猫崽子，都以为养不活。后来硬是靠着半碗玉米糊糊吊住了命，爹说这孩子命硬，就叫长生吧，图个吉利。
一九七九年，我十八岁，豫东平原上大刘庄生产队的一个普通社员。家里穷得叮当响，三间土坯房，屋顶上露着天，下雨天得拿盆接着。我爹顾老栓原来是个好把式，在生产队赶大车，一手好鞭子使得虎虎生风。可前年冬天，马惊了，把他从车上甩下来，腰撞在石磙上，人没死，脊梁骨断了，从胸口往下没了知觉。生产队赔了三百块钱，一袋红薯干，就再没下文了。
我娘刘桂兰，四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她一个人拉扯我们五个孩子，还要照顾瘫在床上的爹。生产队里上工，妇女一天七个工分，男劳力十个。她拼了命地干，到年底分粮食的时候，还是年年倒欠队里。
我是老大，下面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顾长河，十六岁，在公社中学读高中，成绩好得吓人，老师说他将来准能考上大学。二弟顾长江，十四岁，小学没读完就回来帮家里干活了。三弟顾长水，十二岁。最小的是妹妹顾长霞，九岁。
那年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我从十六岁开始就上工挣工分，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打场、犁地、挖河、修路，手上的茧子比树皮还厚。可就算这样，家里的粮食还是不够吃。七口人，就靠我和娘两个人的工分，爹还要吃药，长河还要交学费。
今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断粮了。娘把最后一把玉米面熬成糊糊，给爹盛了一碗，剩下的几个孩子一人一口，她自己就喝了点刷锅水。我看着她蹲在灶火前，用黑乎乎的锅底刮那点糊糊渣子往嘴里送，嗓子眼儿里像堵了团棉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外面蛐蛐叫得心烦。我忽然想起了村东头的那片玉米地，那是生产队的，现在正是玉米灌浆的时候，棒子已经鼓起来了。偷，我心里一个激灵。这可是犯法的事儿，抓住了要游街、要挨斗、要进派出所。可是不偷呢？长霞说饿，长水说饿，长江说饿，长河在学校里连食堂最便宜的二分钱咸菜都买不起……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散发着霉味的被子里。耳边是爹在里屋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
第二天晚上，我揣着一个补丁摞补丁的粗布口袋出了门。月亮很亮，照得地上白花花的。我沿着村后的小路，拐过砖窑，穿过打谷场，远远就看见了那片玉米地。青纱帐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片墨绿色的海。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每走一步，都觉得脚底下有根绳子要把我绊倒。我蹲在地头上，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只有虫子叫，没有别的动静。深吸一口气，我钻了进去。
玉米的叶子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脸和胳膊，我也顾不上了。摸了第一根棒子，手是抖的；第二根，还是抖；第三根，才稍微稳当点。掰到第七根，口袋沉甸甸的了。我想着，差不多了，够吃两三天了，正准备往外走，就听见了那个声音。
“顾长生。”
我浑身的血像是被抽干了，眼前一阵发黑。
她叫秦月娥，大刘庄的妇女主任，三十三岁，男人死了三年。她男人叫刘大柱，原来是大刘庄的民兵连长，有一年在公社水利工地上，塌方砸死了。那时候秦月娥才三十岁，没孩子，村里人都说她命硬，克夫。可这话没人敢明着说，因为她毕竟是妇女主任，管着全大队妇女的事情，计划生育、家长里短、婆媳矛盾，都得她点头。
我从来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在村里碰到，就是点点头叫一声秦主任。她平常不爱笑，脸上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那天晚上她笑了，那笑容在月光底下看得我头皮发麻。
“跟我回家。”她又说了一遍，声音软了不少，像棉花套子里裹着根针。
我跟着她往村里走。她走在前面，步子不紧不慢，胳膊上的红袖章在月光下像一道血印子。我走在后面，怀里还抱着那七根玉米棒子，扔也不是，留也不是。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有一声狗叫，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她家在村北头，三间砖瓦房，还带个院子。她是妇女主任，又是烈属（她男人是在工地因公殉职），队里照顾她，给她盖了砖房。院门是木头的，她推开，吱呀一声。我跟进去，院子里挺干净，墙根下种着几棵月季，红红白白的开得正盛。
她让我进屋。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照得她的影子在墙上晃。她指了指墙边的凳子：“坐。”
我坐下了，怀里的玉米棒子再也藏不住，稀里哗啦掉出来，在地上滚了几个。我的脸烫得像火炭。
她没看那些玉米，转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递给我：“喝点水。”
我接过来，手指头碰到她的指尖，凉凉的。那缸子里是白糖水，甜丝丝的，我嗓子眼儿里干得冒烟，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缸子。
“饿了吧？”她问。
我没说话，低着头看自己的脚趾头从破鞋里露出来。
她进了灶房，一会儿工夫端出来两个玉米面窝头，还有一小碟咸菜。窝头还是热的，冒着气。她把碗推到我面前：“吃。”
我抬头看她，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就安安静静地坐在煤油灯旁边，看着我。
“秦主任，我错了，我……”我声音哑着，话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
“先吃，吃完再说。”
我是真的饿了。那窝头的香味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在夜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抓起窝头，狼吞虎咽，差点噎着。她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背：“慢点，别急。”
两个窝头下肚，我才缓过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我。我摆摆手，用手背擦嘴。她也没坚持，把手绢收回去。
“顾长生，你知道偷生产队的东西是什么性质吗？”她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我点点头，腿肚子都软了。破坏集体生产，偷盗集体财产，往轻了说游街批斗，往重了说就是进派出所，弄不好要坐牢。
“知道还偷？”她盯着我。
“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我咬着牙说，“我爹吃药，我兄弟上学，我……”
我说不下去了。那些话在肚子里打转，像一锅煮不开的稀粥。
她沉默了一会儿，煤油灯的火苗忽长忽短，她的脸在明暗之间变幻不定。
“你回去之后，打算怎么办？”她问，“这些玉米，你能吃几天？吃完了呢？再去偷？”
我没说话。她说到了根子上。可我能怎么办？在这个靠工分吃饭的年月，一个没有壮劳力的家庭，就像一条漏水的船，怎么舀都舀不干净。
“我明天再想办法。”我说，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虚。
她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我坐着，她站着，煤油灯的光从她身后照过来，她的影子把我整个罩住了。她弯下腰，脸凑近我，那股万紫千红的香味又飘了过来。
“长生，你是家里的老大，十八岁了。”她的声音低下来，像在我耳边说话，“有些事，光靠硬扛是不行的。你得动脑子。”
我抬起头，对上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像两口深井，里面映着跳动的火苗。
“我有个提议。”她直起腰，回到她的凳子上坐下，跷起一条腿，那只脚上穿着一双黑面布鞋，鞋口露出一截雪白的袜子，“你呢，替我办几件事。办得好，今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办不好……”
她顿了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办不好，这七根玉米棒子，可还在我家地上躺着呢。”
从秦月娥家出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偏西了。村子沉在睡梦里，偶尔有风过，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像许多人在低语。我的怀里揣着一包红糖，是秦月娥塞给我的，她说给爹冲水喝，对腰上的伤有好处。那七根玉米棒子，她留下了，说下不为例。
我走在路上，腿还是软的。不是怕，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踩在棉花上，又像喝了几口高粱烧。秦月娥的影子在我脑子里晃，她说话的声音、她看我的眼神、她站在月光下朝我笑的样子……
她让我办什么事？她没说。她只说三天后去找她。三天。这三天里，我心里像揣着二十五只兔子，百爪挠心。
可我知道，从今晚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十八岁的我，还不知道那个叫秦月娥的女人，会成为我命里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 第二章
三天。
说短不短，说长不长。
那三天里，我像被架在火上烤。白天上工的时候，远远看见秦月娥在田埂上走过，我赶紧低下头，装作专心锄草。她就那么目不斜视地过去了，红袖章在太阳底下亮得刺眼，好像那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晚上躺在炕上，我盯着黑漆漆的屋顶，反反复复地回想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她说“替我办几件事”，是什么事？她一个妇女主任，要办什么事不能光明正大地办，非得拿我偷玉米的事来要挟？我心里七上八下，像揣着一窝蚂蚁。
到了第三天傍晚，收工的钟声响了。社员们三三两两地往家走，我故意落在后面，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才拐向村北头。
她家院门半掩着。我站在门口，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正犹豫着，院门从里面拉开了，秦月娥站在门后，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个时候来。
“进来吧。”她侧了侧身子。
我跨进院子，傍晚的阳光从西墙头上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今天没穿那件月白的确良衬衫，换了一件浅蓝色的碎花短袖，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洋槐花肥皂的清香。
“坐。”她指了指院子里的小马扎。
我坐下了，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老老实实地搁在膝盖上，像个等着挨训的小学生。
她进屋里端出来两碗绿豆汤，放在院子里的小方桌上。绿豆汤是凉的，碗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她递给我一碗，自己端起另一碗，呷了一小口。
“这三天，想清楚了吗？”她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秦主任，您让我办什么事？”
她把碗放下，抬头看着天边的晚霞。那晚霞烧得正烈，半个天都是红通通的，把她的脸也映得红扑扑的。
“长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她转过头看着我，“你觉得，咱们这个生产队，还能撑多久？”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哪里想过这种大事。生产队就是生产队，从记事儿起就是大家伙一起干活、一起分粮。能撑多久？这不是上头的事吗？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看透了很多事，又懒得说破。
“去年冬天，安徽小岗村的事，你听说了吗？”她压低声音，虽然院子里就我们两个人，她还是不自觉地凑近了些。
我浑身一紧。小岗村的事，我隐约听过一点，大刘庄离安徽不算远，有些风言风语像长了腿一样传过来。说是有个村子，十几个农民按了血手印，把地给分了。这是要掉脑袋的事，谁也不敢明着说。
“听……听说过一点。”我的声音也压得很低。
“那你知道，上面的政策要变了。”秦月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那天晚上煤油灯里的火苗，“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早晚的事。”
我张了张嘴，没敢接话。这话要是被别人听见，可是不小的罪名。可秦月娥似乎一点也不怕，她说得轻描淡写，像是说今天的天儿不错。
“大刘庄的地，旱的旱，涝的涝。村东头那块河滩地，种玉米长不好，种红薯也收不了多少。可要是把河滩那片沙地改种花生，再挖条渠把西河的水引过来，你信不信，收成能翻三倍？”
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好像那些花生地、水渠已经在她眼前铺展开了。我心里暗暗吃惊，秦月娥一个妇女主任，满脑子想的不是家长里短，竟然是这些事。
“所以，你要我办的事，跟这个有关？”我问。
她点点头，从屋里拿出来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还画着图。她把纸铺在小方桌上，指着其中的一张给我看。
“这是大刘庄的地形图。我用了半年时间，把每一块地的土质、水源、朝向都摸了一遍。你看这里。”她的手指点在纸上的一块区域，“村东头这块地，表层是沙土，往下挖一尺半就是黏土。这种地最适合种花生。还有这里，这是西河……”
她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脑子里。她说得头头是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浇水、怎么施肥、怎么防病虫害，全是内行话。
我听得入了迷。说实话，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听人把种地这件事说得这么有门道。生产队里上工，都是队长吆喝一声，大家伙呼啦啦上去，能出三分力气就绝不出五分。地里的收成，反正不是自家的，谁也没心思琢磨。
“所以，你想让我帮你种地？”我试探着问。
“不止。”她摇摇头，收起图纸，“种地只是一小部分。我要你办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她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锐利起来，像在打量一匹还没上过套的骡子，看它到底能拉多重的车。
“顾长生，你脑子活，手脚勤快，嘴也严。最重要的是，你有胆子。”她慢慢地说，“那天晚上你来偷玉米，村里那么多人，就你敢。就冲这一点，你比村里那些只知道低头拉车的闷葫芦强得多。”
我被她夸得脸发烫。那天晚上偷玉米的事，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提，她倒好，说得好像我干了件什么光彩的事。
“您到底要我做什么？”我有些急了。
“跟着我干。”她说，干脆利落，“从现在开始，我教你认地、教你算账、教你跟公社的人打交道。等将来政策一松，咱们第一个在村里把地包下来，搞经济作物，搞副业。我男人在世的时候是民兵连长，跟公社里有些人熟，我也认得一些。这里面的门道，我慢慢教你。”
我愣住了。我本以为她会让我帮她干点力气活，修修院子、挑挑水什么的，没想到她要的是这个。
“为什么是我？”我问。
她沉默了一下，低头看着碗里的绿豆汤。那碗绿豆汤已经不太凉了，碗壁上的水珠慢慢滑下来，像眼泪一样一道道往下淌。
“因为我在这个村里，能信得过的人不多。”她的声音低下来，带着一丝疲惫，“我是寡妇，这个身份你懂。我在这个位置上，多少人盯着我看，巴不得我出错。村里那帮男人，嘴上叫你秦主任，背后嚼舌头的还少吗？我用他们？他们转头就能把我卖了。”
她抬起头，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但那天晚上你跟我走的时候，你连个不字都没说。你怕，我看得出来，但你扛住了。长生，在这个世道上，能扛住事的人不多了。”
我被她说得心里发热。一个十八岁的半大小子，头一回被人这么看重，而且是村里人人都敬畏的妇女主任。那种感觉，像是有人在你胸口点了一把火，烧得你浑身是劲儿。
“我干。”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秦月娥笑了。那天晚上在玉米地头的那种笑，这次我看出区别了。那晚的笑里带着算计、带着试探，而此刻的笑，是真正的欢喜。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好几岁。
“行，那咱们说正事。”她坐直了身子，脸上的笑容收起来，又变成了那个干练的妇女主任，“第一件事，你要想办法把西河那边的水引到村东的滩地。这事不能明着干，得想个由头。”
“挖渠？”我说，“队里能同意吗？”
“队里当然不同意。”她哼了一声，“你没看队里现在什么状况？生产队长刘守财，满脑子就是混日子等退休。副队长刘二毛，整天琢磨着怎么往上爬。会计刘能，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就是从来不为队里办一件正事。你跟他们说挖渠？他们能把你轰出去。”
“那怎么办？”
她站起来，在院子里慢慢踱步。晚霞已经褪尽了，天色暗下来，一颗两颗星星从东边冒出来。她的蓝布碎花衫在暮色中像一团雾。
“下个月，公社要派人来检查农田水利。”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西河那段堤坝，去年被水冲了个口子，一直没修好。你去队里提，就说怕检查的时候丢面子，建议把那个口子修一修，顺便把渠道疏通一下。刘守财最要面子，这事儿他能同意。”
我琢磨着她的话，觉得有道理。刘守财这人我了解，当队长当了十几年，最怕上头的检查。每次公社来人，他都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东补西补。
“可是修堤坝的工分怎么算？”我问。这是关键。队里出工，都得记工分，要是没工分，谁愿意白干？
秦月娥笑了笑，从屋里拿出来一个本子，翻开给我看。上面是她自己记的一些数据。
“修堤坝，大队里本来就有专项工分，按人头算，一人一天十个工分。但那个缺口不大，五六个人干个十来天就能修好。剩下的时间，你就带着这几个人继续把渠往东挖。队里不会细查，刘守财巴不得你们多干几天，显得他重视水利。”
我点点头。这个计划说得通。
“那几个人呢？”我又问，“光我一个人也干不了。”
“我给你找。”她说，“村里的年轻人，有些想干活没门路的，我帮你物色。但有一条，你记死了。”
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出去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牵头，不要提我的名字。明面上，你还是队里的社员，我还是妇女主任，咱们俩没有别的关系。”
她说“别的关系”四个字的时候，语气稍微顿了一下，我的心也跟着顿了一下。
“明白了吗？”她盯着我。
“明白了。”我点头。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待到快十点。她又给我盛了一碗绿豆汤，还炒了两个鸡蛋。我吃着炒鸡蛋，心想这可是稀罕东西，平常过年才能尝到。她看着我吃，自己就着咸菜啃了半个窝头。
“你家里，你爹的腰怎么样了？”她问。
“老样子。瘫着，起不来。”提起爹，我的喉咙又开始发紧。
“我那包红糖，你给他冲水喝了吗？”
“喝了。”我点头，“娘说谢谢秦主任。”
“谢什么。”她摆摆手，“你爹顾老栓，以前赶大车的时候帮过我们家。那年刘大柱去公社开会，半夜里得了急病，是你爹套了马车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的。虽然最后没救回来，但这份情，我记着。”
我心里一动。这事我以前听爹提过。爹说刘大柱走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他赶着马车跑了二十里地，到了卫生院人已经没了。秦月娥当时哭得昏死过去。那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所以，你帮我，不全是为了拿那七根玉米要挟我？”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完我就后悔了。
秦月娥看着我，眼神复杂。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那七根玉米的事，我已经忘了。你最好也忘了。”
我低着头，嗯了一声。
“长生，我再跟你说一句。”她走到院门口，准备送我出门，“这世上的事，没有无缘无故的帮。我拉你，是因为我看得上你这个人。你要是将来对不起我……”
她没往下说，但我明白她的意思。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认真得可怕。
“我顾长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说。那一刻，我是真心的。
她点了点头，打开了院门。
我走进夜色里，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蓝布衫的影子被月光拉得细长。她朝我挥了挥手，然后门关上了，吱呀一声。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比来时轻快了许多。脑子里全是她说的那些话，挖渠、种花生、包产到户、分田到岗……这些东西像一扇扇窗户，在我面前一扇接一扇地打开。十八年来，我头一回觉得，日子好像有盼头了。
可我又哪里知道，从那个晚上开始，我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条路上有风光，也有深渊；有恩情，也有孽债。而秦月娥这个女人，从始至终，都在那条路的尽头等着我，或者是，跟我一起走。
## 第三章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换了一个人。
白天上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了。以前挖地，锄头抡起来都是没精打采的，现在不一样，每一锄头下去，我都在琢磨秦月娥跟我说的话：这块地什么土质，适合种什么，浇水该怎么浇。
收工之后，我就往秦月娥家跑。为了避人耳目，我从来不走正门，从村后的土坡绕过去，翻她家后墙进院子。那后墙不高，我手一撑就过去了。有一回被她撞见，她没说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年轻人腿脚倒是利索。”我就嘿嘿笑。
她教我很多东西。她家里有一个小木箱，里面全是书和本子。有农业技术手册，有记账的账本，有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土壤学基础》。每天晚上，她点起煤油灯，铺开那些图纸和本子，一点一点地给我讲。讲得晚了，她就去灶房下一碗面条，窝个荷包蛋。
我那时候才慢慢发现，秦月娥跟村里别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她读过书，念到了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女人里算是有文化的。她男人刘大柱当年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好把式，县里的农业技术员下村指导，别人都躲着走，就刘大柱凑上去问东问西。秦月娥跟着她男人，也学了一肚子的农科知识。后来刘大柱走了，她就自己琢磨，自己看书。
“大柱走之前，一直说想搞一片试验田。”有天晚上，她坐在灯下，摩挲着一本旧书，声音有些飘忽，“他说，等将来政策松了，就把村东那片滩地改造成良田。他走了，这个念头我一直没放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掉下来。我坐在对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低着头看她那本旧书。书的封面已经破了，用糨糊粘着，上面写着“农田水利”四个字。
“长生，”她忽然叫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女人，挺不守本分的？”
我赶紧摇头：“没有。我觉得您是干大事的人。”
她笑了，那笑容在灯下格外柔和：“干大事谈不上。我只是不想像村里的女人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男人在的时候围着男人转，男人走了就等着儿子长大，再围着儿子转。那样活着，没意思。”
她的这番话，我记了很多年。
半个多月后，我开始按照她教我的，在队里活动。
正赶上公社要来人检查水利，我在队部里找到了生产队长刘守财。刘守财五十多岁，矮胖，脸上一团和气的肉，说话总是笑呵呵的，但村里人都知道，这人精着呢，滑不溜手。
“队长，我听说公社下个月要来检查水利？”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
刘守财眯着眼看了我一眼：“你小子消息倒灵通。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西河那个缺口，去年被大水冲的，一直没修。要是检查的人看到了，怕是不好看。”我顿了顿，“我想着，要不我找几个人去修修？反正队里有水利工分，不花额外的钱。”
刘守财的眼珠子转了转，没说话。我知道他在盘算。修坝的工分是上头拨下来的专项资金，用了也就用了。要是缺口修好了，检查的时候他脸上也有光。但要是修不好呢？他怕担责。
“你有把握吗？”他问。
“有。”我挺起胸，“那个缺口我看了，不大。五六个人，半个月准能修好。”
刘守财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年轻人有干劲。这事儿你去办，我让会计把工分记上。”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秦月娥后来跟我说，刘守财这个人，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事是他的功劳，他就不会拦着。果然，我在队里挑了五个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平时干活不惜力，但家里条件都不算好，正愁没地方挣工分。我跟他们说修坝能挣工分，他们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那半个月，我们是真下力气。西河的缺口在村西头，水势不大，但要把被冲毁的堤坝重新垒起来，也不轻松。我和五个小伙子从早干到晚，挖土、挑土、夯实，手上的血泡磨了一层又一层。
秦月娥有时候会在傍晚过来看看。她从来不走近，就站在远处的田埂上，假装路过。我知道她是在看进度。等我们收工之后，她会让人给我传话——有时候是一块烙饼，有时候是一壶凉茶——但从来不出面。
半个月后，堤坝修好了，结结实实。刘守财来看了一趟，满意得直点头。公社检查的人来的时候，他带着人在堤坝上走了一圈，腰杆挺得笔直。检查的人夸了句“这堤坝修得不错”，刘守财回来就给我们一人多记了二十个工分。
但真正让我兴奋的，还不是这些工分。趁着修坝的由头，我带着那几个人，开始按秦月娥图纸上的路线，从西河往村东挖渠。这一段不在队里的计划内，刘守财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修坝的时候“顺便”多挖了一段。
这事干得不轻松。村东那片地离西河有将近两里地，中间隔着一条旧沟，一条土路。要挖一条能通水的渠，工程不算小。我们六个人，靠铁锹和镐头，一点一点地刨。白天上完工，傍晚再来挖两个钟头。晚饭都顾不上吃，秦月娥就让人给我送几个窝头和咸菜。
干了一个多月，渠终于通了。虽然还很粗糙，有些地方只是浅浅的一道沟，但水能流过来了。村东那片河滩地，有史以来头一回被西河的水浸透了。
我看着那混浊的河水流进干涸的土地，泥土发出吱吱的吸水声，像是大地在喘气。那一刻，我站在地头上，浑身是汗，满手是泥，心里却痛快极了。
“这才是第一步。”秦月娥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她没戴红袖章，穿着一件半新的灰布衫，头上裹着一条毛巾。
“下一步呢？”我问。
“种花生。”她走到地里，蹲下来捏了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现在地湿了，再过半个月就能种。花生的种子我已经托人从县里弄到了，二十斤，够种一片试验田。”
“可这片地是队里的，种出来的东西归队里。”我提醒她。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嘴角微微一翘：“先种了再说。”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但还不太清晰。秦月娥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也不解释，只说：“长生，以后你会明白的。”
那年秋天，我们在村东的滩地上种下了二十斤花生。那片地谁都不看好，连刘守财都说：“那种沙地，种啥啥不长，白瞎种子。”但他也没拦，反正那块地荒着也是荒着，有人愿意去折腾，他不花一个工分，乐得看热闹。
可我跟着秦月娥，浇水、施肥、除草，一个步骤都没落下。她教我，花生最喜欢沙土，但沙土保不住水，所以要勤浇少浇；磷肥要上足，不然光长秧子不结荚。我把她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记在心里。
到了秋收的时候，那片滩地上的花生拔出来，连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花生棵子不大，但下面的荚果密密麻麻的，一个接一个，像一群胖娃娃挤在根上。村里人围在地头看，刘守财也来了，蹲在地里拔了一棵，数了数上面的花生，半晌没说话。
“这地，真的能长花生。”他嘟囔了一句，抬头看了我一眼，“长生，你小子行啊。”
那天，生产队组织社员把花生收了。整片滩地种出来的花生，足足装了几十麻袋。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村里人都说，顾老栓家的大小子长本事了。我娘听了，脸上头一回有了笑模样。
而我的心思，已经飞到了更远的地方。
秦月娥说得对，包产到户的风越来越近了。那年冬天，公社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最新精神，说是要扩大农村经营自主权。虽然还不明确，但大家都知道，要变了。
大刘庄的空气也紧张起来。刘守财变得格外敏感，三天两头开会，强调集体生产的重要性。副队长刘二毛倒是活跃起来，到处找人谈话，拉拢人心。秦月娥提醒我，这段时间不要冒头，枪打出头鸟。
我听了她的话，白天老老实实上工，晚上还是偷偷去她家。但去得少了，有时候三两天才去一次。她也不催。
有一次，下了大雪，我翻墙进去的时候，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头。她从屋里跑出来，看我摔在雪地里，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她伸出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她的手很小，很软，却很热乎。
“这么冷的天，你还跑来做什么？”她一边给我拍身上的雪一边问。
“我想你了。”这句话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说完我自己先愣住了。
她也愣了。手里的动作停在那里，雪花一片片落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过了好半天，她轻轻笑了，在我脑门上弹了一下。
“胡说八道。”
那天晚上，她给我煮了红糖姜茶，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喝。屋子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把她的脸映得红通通的。她今天穿了件红色的棉袄，那颜色衬得她格外的白。
“长生，过完年，你就十九了。”她忽然说。
“嗯。”我点点头。
“该说媳妇了。”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
我抬头看她。她的目光落在炉火上，火光在她眼睛里跳动。
“我不急。”我说。
“你娘不急？”她问。
我没说话。娘确实急。村里和我一般大的后生，有的已经订了亲，有的孩子都抱上了。可我家这条件，哪个姑娘愿意嫁过来？爹瘫在床上，四个弟妹要养，三间破土房，拿什么娶媳妇？
“等日子好了再说。”我闷声道。
她叹了口气，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但那天晚上，她看我的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让我心里又乱又慌。
过完年，是一九八零年。
春天的风像刀子，刮着大刘庄的土地。但那股风里，终于带来了解冻的消息。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下发了，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可以试行。消息传到村里，像热油锅里泼了一瓢凉水，炸开了。
刘守财连夜召开社员大会，宣读了文件。会场设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男人们抽着旱烟，女人们纳着鞋底，都在竖着耳朵听。刘守财念文件的声音有点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就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户……自主经营……”他结结巴巴地念着，额头上渗出了汗。
会场上一片嗡嗡声。有人兴奋，有人害怕，有人半信半疑。我站在人群后面，远远地看到了秦月娥。她站在妇女堆里，没说话，但那双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
散会之后，秦月娥在人堆里经过我身边，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今晚来。”
那天晚上我照旧翻墙进了她家院子。她已经在院子里等我了，穿一件深蓝色的灯芯绒外套，怀里抱着一叠纸，坐在小马扎上，看着东边升起的月亮。
“时机到了。”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这四个字。
我在她对面坐下。
“大刘庄一共多少户？”她问。
“一百三十七户。”我答。这数字我早背得滚瓜烂熟。
“多少劳动力？”
“三百一十二个，其中男劳力一百八十七个，女劳力一百二十五个。”
“多少地？”
“一千二百三十亩。其中水浇地四百二十亩，旱地八百一十亩。”
她点头，眼里带着赞许：“所以，如果包产到户，你算算，一户能分多少地？”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一百三十七户，一千二百三十亩，平均一户不到九亩地。”
“对。”她展开手里的纸，“但如果按人头分，就不一样了。家里人口多的，地就多。你家七口人，能分到十几亩。”
我看着那纸上的数字，心跳快了起来。十几亩地，如果都是自己的，那日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刘守财不会轻易把地分下去。”秦月娥的声音沉了下来，“包产到户，是断了生产队的命根子。他这个队长，管了一辈子的集体，到老没了权，他能甘心吗？”
“那怎么办？”我问。
“所以，你要站出来。”她定定地看着我，“长生，你是大刘庄的年轻人，家里的条件最差，最有理由要求分地。你站出来，代表着村里那些穷苦人家的声音。刘守财挡不住。”
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意味着，我要站在风口浪尖上。生产队里那些既得利益的人，会把我当成眼中钉。
“怕了？”秦月娥问。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她笑了一下。
“怕是对的。但怕也得干。这天，早晚要变的。你要是不抢在别人前头，你家的地就分不到最好的。村东那块滩地，现在已经改良了，水渠也通了。等到分地的时候，谁分到那块地，谁就占了天大的便宜。”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的手心滚烫，热力透过衣裳传进我的皮肉里。
“顾长生，我帮你，但地的事，你得自己去争。我能给你出主意，但不能替你出面。你明白吗？”
“明白。”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像烧着一团火，把我浑身的血都烤热了。
那一夜，我们商量到后半夜。她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阻力、所有能争取的人、所有该说的话该走的路，都帮我捋了一遍。她脑子清醒得像块冰，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严丝合缝。
我离开她家的时候，天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春天的早晨还很冷，我缩着脖子往家走，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忽然停住了脚。
我回头望了一眼秦月娥家的方向。晨雾蒙蒙，什么都看不清。可我知道，她在那里，她在等我把事情办成。
而我心里，除了那些宏大的计划之外，还挤进了一点别的东西。那东西像一粒种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种进去的，现在开始发芽了。我不敢去想它是什么，只能把它压在心窝最深处，让它在暗地里生长。
## 第四章
一九八零年春天，大刘庄闹起来了。
事情是从一次社员大会开始的。那天刘守财又在打谷场上开会，说的还是老一套，什么“集体生产不能丢”“革命传统不能忘”。话说得漂亮，可下面的社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手里搓着麻绳的、奶孩子的、打瞌睡的，没人听他啰嗦。
等到他讲完了，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场上一片沉默。刘守财满意地点点头，正要说散会，我站了出来。
“队长，我有句话想说。”
场上的目光哗啦一下全聚到我身上。我听见人群中有人小声说：“那是顾老栓家的大小子。”我感觉到娘在旁边拽我的衣角，可我没回头。
刘守财皱了皱眉头：“长生啊，有什么话，散会了到队部去说。”
“这事得让大伙儿都听听。”我提高了声音，感觉自己的喉咙在发抖，但我拼命压住了，“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可以试行，咱大刘庄为什么不行动？”
打谷场上“嗡”地一声炸了锅。男人们交头接耳，女人们也忘了纳鞋底，全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刘守财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你一个小娃娃懂什么！包产到户，那是别处的事。咱们大刘庄有自己的情况，集体生产搞得好好的，分什么地！”
“搞得好？”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些面黄肌瘦的社员，“队长，你说集体生产搞得好，那为什么队里年年倒欠？为什么社员家里断粮的断粮、欠账的欠账？咱们大刘庄的地，一千多亩，一年打多少粮食？交了公粮、提留，分到社员手里的还剩多少？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几句话像针扎在气球上，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炸开了。有人大声说：“长生说得对！我家里三个月没见白面了！”又有人说：“工分挣了，年底一分钱拿不到，还倒欠队里！”声音此起彼伏，刘守财的脸变得铁青。
“你……你这是要造反！”刘守财指着我的鼻子，手指头直哆嗦。
“我不是造反。”我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反而稳了下来，“我是响应中央的号召。包产到户，中央的文件都说了，凭什么咱们不执行？队长，你怕什么？怕分了地，你手上没了权？怕大家伙儿自己种地，不靠你吃饭？”
这话太狠了。刘守财的气焰一下子矮了半截。他环顾四周，那一张张社员的脸，不再是平常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眼睛里都带着一股子饿急了的光。他吞了吞口水。
“这事……这事得公社批准。不是我说了算的。”他退了一步。
“那你就去公社申请。”我紧追不放，“我们等你的消息。”
散会之后，刘守财黑着脸走了。社员们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议论。有人拍我的肩膀说“长生，好样的”，也有人说“你小心点，刘守财不会这么算了”。
娘从人群里挤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脸上的表情又急又怕：“长生，你疯了吗！出这个头做什么？枪打出头鸟，你懂不懂？”
“娘，你别怕。”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粗糙得像砂纸，“咱家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再这样下去，长河考上了大学，拿什么交学费？长霞长水拿什么吃饱饭？这地不分，咱家就永远翻不了身。”
娘的眼圈红了，松开我的胳膊，把脸扭到一边去。过了好一会儿，她哽咽着说：“你跟你爹一个脾气。”
当天晚上，刘二毛来了我家。他是副队长，四十来岁，精瘦，一双眼睛骨碌骨碌转。他坐在堂屋里，先东拉西扯地说了半天闲话，然后才拐到正题上。
“长生啊，你今天在会上的话，说得好。我也觉得该分地。”他压低声音，“但是刘守财那关不好过。他在公社里有人。”
我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秦月娥早就跟我说过，刘二毛这个人不可信。他今天来，多半是探虚实，看我这股风能不能借。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我反问他。
刘二毛凑近了些：“要我说，咱俩联手。你年轻，在社员中有威望；我在队里有人脉，知道不少内幕。咱俩联手把刘守财弄下去，然后这分地的事，不就好办了吗？”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刘二毛见我不接话，又说了几句，起身走了。
他前脚走，秦月娥后脚就让人给我捎了个口信：小心刘二毛。
我回了个信：知道。
果然，第二天就出事了。刘守财在队部贴了一张告示，说生产队经过研究决定，暂不实行包产到户，理由是“条件不成熟”。告示一贴出来，队里炸开了锅。有人来找我，说刘守财这是明摆着要压下去。
我又去找刘守财。这次不是在会场上，是在队部的小办公室里。刘守财坐在桌后面，抽着烟，眼皮都不抬一下。
“长生，你不要被人利用了。”他慢悠悠地说，“包产到户，国家说的是可以试行。可试不试，什么时候试，得公社批准。上面没批，你着什么急？”
“那你就去申请。”我说。
“申请了。公社说再研究研究。”刘守财吐出一口烟，脸上的肥肉抖了抖，“研究到什么时候，那就不好说了。”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秦月娥教我的话：跟这种人讲理没用，得逼他。
“队长，公社我去过了。”我平静地说。
刘守财的烟头差点掉了。他猛地抬起头看我：“你去公社了？”
“去了。”我盯着他的眼睛，“公社的张副社长说，包产到户的文件是中央下的，哪个大队要搞，只要写个申请报备就行，不用批准。张副社长还说，欢迎社员直接向公社反映情况。”
这是我瞎编的。我根本没去过公社。但刘守财不知道。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长生，你……你这是在逼我。”
“我是在为队里着想。”我一字一句地说，“刘队长，你当队长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吧。队里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不想分地，我也理解，分了地，队长的官就没了。可你拍拍自己的胸口问问，这些年你带着大家伙儿，日子好过了吗？村头刘寡妇家，三个孩子连冬衣都没有，去年冬天冻得不敢出门。顾老三家，粮食不够吃，靠挖野菜掺着过。这些都是你治下的社员！”
我的声音很大，办公室的墙都不隔音，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刘守财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像被人当面扇了几个耳光。
“我……我又没说不分。”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只是……只是得有个章法。这么大一个队，一千多亩地，怎么分？按人头？按劳力？好坏地怎么搭配？这些事不搞清楚就分，分了也是乱子。”
我暗暗点头。秦月娥说过，到这一步，刘守财一定会拿“分地难度”来拖延。应对的法子，就是把方案直接摆在桌面上。
“我有方案。”我从怀里掏出一叠纸，展开来放在他面前，“这是我把全队的地按照好坏、远近、水源分类，按人头承包的方案。谁分到什么地，怎么搭配，都写清楚了。队长，你看行不行？”
刘守财接过那叠纸，脸色越来越差。那张方案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每户的分地亩数、地块位置、好坏搭配比例。甚至还有一张简图，把每一块地的承包人标注得明明白白。那是我和秦月娥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出来的。
“这……这怎么行！村东的滩地是新改良的，你全分给了……分给了你们这些……”他说不下去了。
“分给了谁？”我反问，“按人头承包，地好的就少分一点，地差的就多分一点。滩地是沙地，亩产低，本来就该多分几亩。这个方案公道不公道，你可以让社员们自己评判。”
刘守财把纸往桌上一拍：“不行！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那你的方案呢？”我的声音也硬了起来，“你要是不同意，就拿出你的方案来。要是拿不出来，这个方案就交给社员讨论。民主嘛，对不对？”
屋子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声音越来越大。我听见有人在喊：“让长生说！让长生说！”还有人喊：“刘守财，你就会拖着！我们等不了了！”
刘守财的脸色终于垮了下来。他瘫坐在椅子上，手里的烟头已经熄了，还在嘴里叼着。他环顾四周，那张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此刻都变成了一堵墙，朝他压过来。
“下……下个星期的社员大会，讨论这个方案。”他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点点头，转身出了队部。身后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凯旋的将军，浑身轻飘飘的。但我很快冷静下来，因为我知道，刘守财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到了晚上，秦月娥叫人传话，让我去她家。我翻墙进去，她正站在院子里，脸色不太好。
“你今天在队部说，你去了公社？”她劈头就问。
“我骗刘守财的。”我老实交代。
“你胆子也太大了。”她皱起眉，“万一他去公社核实，你不就露馅了？”
“他去核实，说明他心虚。等他在公社打听到政策确实允许，回来也只能顺着走。”我解释道，“再说了，我看他那个样子，未必敢去。”
秦月娥摇摇头，神色凝重：“你想得太简单了。刘守财在公社确实有人。他要是不核实，直接让人把方案卡住，你怎么办？你总不能天天去闹。”
“那怎么办？”我有些慌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你明天去一趟公社。不用找刘守财说的人，直接找办公室，就说大刘庄的社员想了解包产到户的政策。你留个名字，留个大刘庄的地址。这样一来，公社就知道我们村有人在推动这件事，刘守财就算想压，也得掂量掂量。”
我点头，心想这法子更稳妥。
“还有，”她忽然压低了声音，“你跟刘二毛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他来找过我，说要联手对付刘守财。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做得好。刘二毛这人，最会算计。你跟他走近了，迟早被他卖。但你也不能完全推开他。这个人，在分地的事上，可以利用。”
那天晚上，我又在她家待到很晚。临走的时候，她照例送我到门口。我正要走，她忽然拉住了我的袖子。
“长生。”
我回头。
“你今天的表现，很好。”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没有看错人。”
我被她夸得耳根子发热。月光下，她的脸柔和得像一块暖玉，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星星。
“我会把这件事办成的。”我说。
她点了点头，松开了我的袖子。
我翻墙出去，走到路上，回头望了一眼。她的身影还站在院门口，像一尊安静的雕像，在月光里站了很久很久。
## 第五章
那个星期，大刘庄像开了锅。
社员大会还没开，各家各户已经开始悄悄议论了。大槐树下、碾盘旁、井台边，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离不开“分地”两个字。上了年纪的人摇着头说“变天了”，年轻的后生则一个个摩拳擦掌。女人们凑在一起，盘算着分到地之后种什么好。
我那套方案被秦月娥私下传了出去，村东头几户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滩地虽然亩产低，但分得多了几亩，算下来不吃亏。村南头的地好，但分得少，有人就不乐意了，跑来找我闹。我按照秦月娥教我的，一一给他们算账。好地一亩顶三亩的产量，少分几亩是合理的。大部分人都能想通，想不通的，看到大多数人都支持，也不好再说什么。
刘守财这一个星期基本没露面。有人说他病了，有人说他去了公社，还有人说他躲在家里喝闷酒。倒是刘二毛，四处活动，见了人就笑，笑里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劲儿。
开社员大会那天，天气很好。打谷场上挤得满满当当，连墙头上都骑了半大小子。刘守财坐在台上，脸色蜡黄，眼袋快垂到下巴了。他面前摆着一叠纸，就是我那份方案的副本。
“经过生产队研究，并报公社备案……”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像断了捻的爆竹，“大刘庄生产队从今日起，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方案如下……”
场下的社员屏住呼吸，连奶娃娃都不哭了。刘守财念得磕磕巴巴，但每一个字都像鼓点一样敲在大家心上。念到分地方案的时候，有人开始低声算自己家能分多少地。念到承包年限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三十年。
“承包期为三十年。各户自负盈亏，公粮提留按承包地亩数分摊……”刘守财念完最后一句，把纸放下，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
场上一片寂静。然后，不知道是谁先鼓的掌，接着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有老汉抹眼泪，有妇女呜呜地哭，有年轻后生把帽子扔上了天。我被人群簇拥着，有人在拍我的背，有人在攥我的手，我整个人像飘在云端。
但我没飘。我在这热闹的人堆里，目光越过无数攒动的身影，找到了站在角落里的秦月娥。她没有鼓掌，也没有笑，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株迎风独立的树。她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那一眼，比所有的掌声都让我心里舒坦。
分地工作比想象中顺利。因为方案做得好，各家各户按图索骥，带着木桩和石灰去地里划界。我和队里几个年轻人在田埂上来回跑，量地的、打桩的、记账的，忙得脚不沾地。秦月娥不出面，但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她家，把当天的进展说给她听，她再帮我把第二天的事宜理顺。
到了春耕的时候，大刘庄的土地上出现了多少年没见过的景象——天还没亮，地里就有人了。各家各户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精耕细作，连平常最懒的二流子也起早贪黑地干。那种劲头，跟以前在生产队混日子完全是两个样。
我家分了十四亩地。村东三亩滩地种花生，村南五亩水浇地种小麦和玉米，还有六亩旱地种红薯和黄豆。我爹虽然瘫在床上，但脑子还清楚。我把地里的情况讲给他听，他躺在床上，眼睛亮得吓人，一条一条地给我说种地的门道。有些话跟秦月娥说的一样，有些是他自己几十年的经验。
“长生，种地这事，就跟伺候人一样。”爹的嗓子哑哑的，慢悠悠地说，“你糊弄地，地就糊弄你。你用心了，地不亏你。”
我听着，记在心里。
那年春天，我整个人像上了发条。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手被锄把磨出厚茧，脚底满是泡。村里有人路过，总会停下来看几眼，说“长生这小子真下力气”。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么干，不光是为了家里的日子，还因为秦月娥的那双眼睛。
她偶尔会在傍晚的时候，端着簸箕路过我的地头，往地里看几眼。从不当面夸我，但第二天晚上我翻墙进去的时候，她会给我下一碗面，里面卧两个荷包蛋。两个鸡蛋，一个意思是我干得不错，另一个，是我知道她心疼我。
这两个鸡蛋的事，我们都不说破。
到了夏天，麦收的时候，大刘庄的地里一片金黄。那麦穗沉甸甸的，压弯了腰。收割那天，天刚亮，全村人都下地了。镰刀在晨光里闪着银光，割麦子的沙沙声像一首曲子。我和大弟长江在前面割，娘和长水在后面捆。长霞小，就提个篮子跟在后面捡漏掉的麦穗。
那年的收成，是好多年没有过的。我家五亩水浇地收了整整两千多斤小麦，交完公粮和提留，还剩下不少。我永远记得那天傍晚，我和长江把装满麦粒的麻袋扛进屋里。娘摸着那鼓鼓囊囊的袋子，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这要感谢长生。”娘抹着泪说，“要不是他闹分地，咱家哪有这些粮。”
“娘，这是咱自己种的。”我说，心里酸酸的。
爹在里屋听见了，咳嗽了两声，叫我的名字。我进去，他靠在被垛上，脸上少有的红润。
“长生。”他的声音很虚弱，但清楚，“你干了一件大事。”
“爹，天变了。以后，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蹲在炕沿边，握住他干枯的手。
他点了点头，浑浊的眼睛里泛着光。
而秦月娥那边，我没有忘了她。收完麦子后的一个晚上，我带了一个麻袋去她家。麻袋里是五十斤刚打下来的新麦，颗颗饱满。
她打开门，看到那个麻袋，脸色变了：“你做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地打的粮。”我说，“送给你尝尝鲜。”
“我不要。”她的语气很硬，“你自己家七口人等着吃饭，送我做什么？”
“我家粮够吃。”我固执地把麻袋搬进院子里，“秦主任，没有你，我顾长生没有今天。这五十斤麦子算什么？你要是不要，就是看不起我。”
她瞪了我一眼，没再推辞。那天晚上，她用我带的新麦磨了粉，给我做了一顿手擀面。那面条切得细细的，下在滚水里，捞起来浇上蒜汁和芝麻酱，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进去。
“好吃吗？”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
“比什么都好吃。”我嘴里塞满了面条，含糊不清地说。
她笑了，伸手把我嘴角的酱汁擦掉。那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得像做了很多次一样。我僵住了，她也意识到什么，手缩回去，眼睛看向别处。
屋子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煤油灯的光轻轻晃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影绰绰地重叠在一起。
“长生，你今年多大了？”她忽然问。
“虚岁二十了。”我说。
“我三十四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自言自语，“比你大十四岁。”
我的心狠狠一跳。那个数字像把刀一样插进来。大十四岁。她三十四，我二十。
“我知道。”我说，声音干干的。
“你知道什么？”她转过头看我，眼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你知道村里人会怎么说吗？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我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寡妇，跟你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秦主任！”我提高了声音打断她，“那些嚼舌根的话，我不在乎。”
“可我在乎。”她苦笑了一下，“这些年在村里，我走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我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尤其现在，你刚出了头，我更不能连累你。”
“那你就……”
“长生。”她又一次打断我，语气轻柔下来，像在哄一个孩子，“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不明白。我不是你的归宿。你应该找一个跟你年龄相当的姑娘，成个家，好好过日子。”
我沉默了好久。胸口的火苗被她一盆凉水浇灭了一半，可还有一半在倔强地烧着。
“我谁也不找。”我说，“我就想跟着你干。干出一片天来。至于别的，我……”
我没说下去。因为有些话，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知道，秦月娥这个女人，已经刻进我的骨头里了，抹都抹不掉。
那晚我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夜风吹起她的头发，有几缕落在脸上。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朝我挥了挥手。
“早点回去，路上慢点。”
我走了。走到半路，我停下来，站在那片已经收割过的麦田里。麦茬在月光下白茫茫一片，像满地碎银。远处的村庄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杨树梢的声音。
我抬头看着月亮，那月亮又大又圆，亮得不像话。
我对自己说，顾长生，你要记住这个晚上。
## 第六章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分地之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大刘庄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公社来的人到田里转了一圈，眼睛都直了。刘守财虽然还没下台，但说话做事明显软和了不少。他也不怎么管事了，整天背着手在村里转悠，像个退了休的老头。
刘二毛倒是上蹿下跳，总想找机会往上面爬。可惜大刘庄的人现在都忙着种地，谁也没心思理他。
我那三亩滩地的花生，长得一年比一年好。秦月娥托人从县农科所弄来的优良品种，结出来的荚果又大又饱满，拿到集市上，还没摆稳就被抢光了。那年秋天，光花生就卖了二百多块钱。对当时一个农家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我用那笔钱做了三件事：给爹买了一个新轮椅，给娘扯了一身新衣裳，给长河寄了三十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我悄悄攒了起来。
长河来信说，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全大刘庄头一个大学生。我把信给爹娘念了三遍。爹老泪纵横，说顾家祖坟冒青烟了。娘哭得眼睛跟桃儿似的，一边哭一边笑。
长河走的那天，我送他到公社的汽车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的解放鞋是我新买的。他瘦高个，戴着副眼镜，站在车站那破破烂烂的月台上，挺精神的。
“哥，我走了。”他抓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
“好好读书。钱的事你别操心，哥供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发现他已经比我高了半寸。
“哥，你在村里也要小心。”他压低声音，“我听说你最近跟秦月娥走得很近。哥，她是个寡妇，比你大那么多……”
我脸色一沉：“谁跟你说的这些？”
“村里人都传。”他低下头，“哥，我是为你好。”
“你管好你的书。”我的语气硬起来，“我的事，我自己有数。”
长河叹了口气，转身上了车。汽车开走的时候，他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朝我挥手。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破汽车扬起一路尘土，渐渐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长河说得对，村里人已经在传了。
其实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二十岁的大小子，天不怕地不怕。可秦月娥在乎。她是一个把名声看得比命还重的女人。那些流言蜚语像刀子一样往她身上扎，她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她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晚上也不再轻易让我去她家。
有一次我在井台边打水，听见几个婆娘在背后嘀嘀咕咕：“那个秦月娥，都三十好几了，还跟顾家小子勾勾搭搭的，不要脸。”我猛地回过头，那几个婆娘立刻住了嘴，躲着我的眼神。
我挑着水回到家，坐在院子里发愣。娘看出我不对劲，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娘叹了口气，在我旁边坐下。
“长生，有些话娘本不该说。”她的声音很低，“秦主任对你、对咱家是有恩的。但你得想想，她是个寡妇，你还年轻。你俩要是……娘不怕丢人，娘怕你将来后悔。”
“娘，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闷声说。
娘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翻墙进了秦月娥家。她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面前的石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可她没在看，就那么坐着，看天。
“你来了。”她的声音淡淡的，像在等我很久了。
“有人跟你说了什么？”我走到她面前。
“说了什么不重要。”她摇头，“长生，咱们以后……收敛一点吧。”
“收敛什么？我做错什么了？”我的火气上来了。
“你没有错，但别人不会管你错没错。”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底有深深的疲倦，“我说过，这个村里，一个寡妇的名声，比命还重要。”
“那我就娶你。”
这三个字从我嘴里冲出来，像打雷一样。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可说完之后，我反而平静了。
秦月娥瞪大了眼，嘴唇微微张开，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月光照在她脸上，那张白净的脸一点点红了起来。
“你……胡说八道什么！”她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翻了，发出咣当一声，“我是你长辈！我比你大十四岁！”
“那又怎么样？”我上前一步，逼到她面前，“秦月娥，你告诉我，你对我有没有一点心思？你要说没有，我顾长生转身就走，从今往后再也不踏进这个院子！”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胸脯剧烈起伏着。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连蛐蛐的叫声都听不见了。
过了很久，她慢慢闭上眼睛，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
“长生，你不该这样。”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还在微微发抖。她挣扎了一下，没挣脱。
“我就是这样。”我说，声音因为激动而沙哑，“我顾长生从第一天晚上跟你走进这院子的时候，就回不了头了。你不是不知道，你早就知道了。你帮我，你教我，你看我的眼神，你当我感觉不到吗？”
她终于不再挣扎了。她扑进我怀里，头埋在我的胸口，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紧紧地抱住她，像要把她揉进我的骨血里。她的身体很软，很热，万紫千红的香味混着咸咸的泪水味，淹没了我所有的理智。
“长生……长生……”她喃喃地叫我，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这个名字刻进她的命里。
“我在。”我的嘴唇贴着她的头发，那发丝上带着洋槐花皂角的香味。
那一夜，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盛，红的是火，白的是雪。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秦月娥的命运彻底缠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而在那之后的日子，如我所料，村里人的闲话更多了。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像一头被激怒的牛犊子，眼睛血红，只想把日子过得更好，让所有人都闭上嘴。
秦月娥倒是平静了很多。她不再躲我了，也不再顾忌别人的眼光。白天，她照样做她的妇女主任，该管的管，该说的说。傍晚的时候，她会来我家地里，帮着我干活，或者站在田埂上跟我说几句话。那些婆娘们背后嚼得更凶了，可秦月娥照样昂着头走路，面不改色。
“你不怕了？”有一天我问她。
“怕也没用。”她笑了笑，“再说，我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未婚，我未嫁，谁规定不能说话了？”
“那你同意嫁给我了？”我抓住她的话头。
她拍了我一下：“想得美。你先把你家那几口人养好再说吧。”
她嘴上这么说，可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的亮光。那亮光让我浑身是劲，觉得天塌下来都能顶住。
可老天爷，有时候就喜欢跟人开玩笑。
那年秋天，我带着几个村里的年轻人，把西河的水渠又扩宽了一倍，还修了一条通往村南的支渠。那一片旱地全都变成了水浇地。我领着人干得热火朝天，还琢磨着明年要搞一场大的：把村西头那片盐碱地也改了。
刘二毛忽然来找我。他鬼鬼祟祟的，把我拉到村口的砖窑后面，压低声音说：“长生，公社里来了人，调查你呢。”
我皱起眉：“调查我什么？”
“说是有人举报，你破坏集体经济，私自占用集体土地，还说你跟妇女主任有不正当关系。”刘二毛的眼睛骨碌碌转，“这事可大可小，你小心点。”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冷笑。刘二毛这套把戏，秦月娥早就提醒过我。他这是拿假消息来探我的底，顺便拉拢我欠他一个人情。
“谁举报的？”我故意装作紧张的样子。
“这我不能说。”刘二毛摆出为难的样子，“不过长生啊，你要知道，在队里没人护着可不行。刘守财虽然不太管事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要是有个靠山……”
“我要什么靠山？”我打断他，“我家那十四亩地，正大光明承包的。至于我跟秦主任的事，犯法吗？我们一个没娶，一个没嫁，谁管得着？”
刘二毛被我噎住了，干笑了两声，悻悻走了。
但没过几天，公社真来人了。两个穿蓝色中山装的人，骑着自行车进了村，直接去了大队部。刘守财把他们领进了办公室，关起门来谈了大半个钟头。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村，说公社要查顾长生。
娘的腿都软了，拉着我不让我出门。爹在屋里床上急得直喊：“长生！长生！你进来！”我进去，他抓住我的胳膊，瘦得皮包骨的手像爪子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他急得脸都白了。
“爹，没事。”我安抚他，“可能是有人背后使坏。你放心，我没做过犯法的事。”
“是不是刘二毛？”爹忽然说。他虽然在床上，但村里的动静他比谁都清楚。
“很可能。”我点头。
“这个杂种……”爹咬着牙，“当年我跟刘大柱赶车去公社，刘二毛就是队里的记工员，他偷工分被刘大柱抓住了，记了仇。后来刘大柱走了，他一直想往上爬……”
我听爹说这些，心里更有了底。刘二毛这种人，为了往上爬什么都能干。
秦月娥也在第一时间找到了我。她脸色不好，但一点都不慌。
“是刘二毛干的。”她说得笃定，“他写的举报信，说什么你霸占集体水利设施、非法经营、还有……还有咱们的事。”
我攥紧了拳头，指关节咔咔响。这个刘二毛，我非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去公社，把事情说清楚。水渠是修在集体土地上，受益的是全队的人。花生种植是合法的。至于其他的……”我看了她一眼，“他们管不着。”
秦月娥摇了摇头：“你不能去。你去，就是心虚。对付刘二毛这种小人，要用小人的法子。”
“什么法子？”
她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我听完，眼睛亮了起来。
“这样行吗？”
“行。”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冷光，“他既然撕破了脸，就别怪我手狠。”
## 第七章
第二天，秦月娥去了公社。
她去的时候，穿着一身干净利落的蓝布外套，胳膊上戴着那个红袖章，脚上蹬着一双半新的黑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甚至还擦了点雪花膏。那副模样，走在路上就是个正儿八经的妇女干部，比公社那些办公室里的人还像那么回事。
她去找了张副社长。张副社长四十多岁，河南人，说话带点口音，管着农水和妇女工作。秦月娥当年当妇女主任，就是张副社长考察后推荐的。两人有交情，但不算深。
秦月娥在办公室里跟张副社长说了半天话，具体说了什么，她回来没跟我细讲。大意是：大刘庄的水渠是响应公社号召搞的水利建设，顾长生是队里有经验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修渠引水，受益的是整个生产队，没有任何问题。花生种植是在自有承包地上进行的，品种是县农科所推广的，合法合规。至于别的，都是村里一些人妒忌闲扯，捕风捉影。
张副社长点点头，说公社本来也没当回事，就是收到一封匿名信，按例行程序派人去看看。不过，张副社长还是提醒了一句：“大刘庄有些人反映你们村的干部作风问题，你跟那个叫顾长生的年轻人，注意点影响。”
这话是善意的。秦月娥听了，笑着说知道了。
从公社回来的路上，秦月娥特意绕到刘二毛家门前。刘二毛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她，脸上的表情跟吃了死苍蝇一样。
“刘副队长。”秦月娥笑着打招呼，声音不高不低，“公社张副社长让我捎句话，说某些人写匿名信的习惯不太好。组织上是不提倡的。”
刘二毛的斧子差点砸了自己的脚。
秦月娥说完就走，高跟鞋踩在土路上，留下一串小小的坑。
第二天，公社那两个调查的人来了大刘庄。他们在村里转了一圈，到西河水渠看了看，又到我的花生地里问了问。我如实回答：水渠是群众自愿出工修的，地是自己的承包地，花生卖得的钱是自己的合法收入。他们又问了几户社员，大家伙口径一致，都夸水渠修得好，夸我带着他们改善了生产条件。
调查的人走了，再没下文。
这事，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但秦月娥跟我说，刘二毛不会死心。这个人，必须从根子上解决。她说她有办法，让我等。
果然，没过多久，刘二毛自己出了事。有人向公社举报，说刘二毛利用副队长的职务之便，私吞了队里的柴油指标，转卖给外村的运输户，牟利数百元。公社来人一查，属实。
刘二毛被撤了副队长的职，还罚了款。整个人一下子就蔫了，走路都低着头，跟以前那个到处钻营的“笑面虎”判若两人。
这事是谁干的？秦月娥只字未提。但我知道，那段时间她频频去公社开会，每次回来都神色从容。她是怎么找到刘二毛的证据的，用了什么手段，她从不跟我说。我也不问。这个女人，手上有我永远都看不透的牌。
但有一件事，在刘二毛的事情之后，让我和秦月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是深秋的一天，天气已经很冷了。她让我晚上去她家，说有事商量。我照例翻墙进去。院子里点着灯，她坐在屋里，面前摆着一个木匣子。那匣子我以前见过，从没见她在我在场时打开过。
“坐。”她指了指旁边的凳子。
我坐下了。她打开木匣子，里面是一些旧物：一张黑白照片、一枚奖章、一本红色塑料皮的小本子、一叠信札。
她拿起照片递给我。那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半身像，浓眉大眼，穿着旧军装，嘴角带笑。是刘大柱。
“这是大柱。”她说，声音很平静，“当民兵连长时拍的。”
我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
“我跟大柱结婚八年。”她慢慢地说，“他没走之前，我们的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过得有滋有味。大柱人好，肯干，脑瓜子也灵光。他跟我说过，等以后政策好了，要办一个养殖场，养鸡，养兔，发家致富。”
我安静地听着，不插嘴。
“他走的那天，天很冷。工地上塌方，他去救人。别人拉住了，他没拉住。他是替别人死的。”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工地给他评了烈士。可烈士有什么用？人没了，什么都没了。”
她的眼泪掉下来，落在照片上，一滴一滴，晕开了那黑白影像上的笑容。
“那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完了。三十岁守寡，没孩子，没盼头。村里人说我是克夫的命，我自己都想，是不是真的是我害了他。”
“不是！”我脱口而出。
她抬头看我，泪眼模糊中挤出一丝笑：“你急什么，我话还没说完。”
她用手背擦了擦泪，继续说：“后来，我当上了妇女主任。我把自己埋在工作里，不让自己有空想别的。可是越忙，我心里越空。晚上一个人躺在这屋里，四面墙像棺材板一样压过来。我怕。我真的怕。”
“直到那天晚上。”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你在玉米地里偷玉米，慌慌张张的样子。我本来想吓唬你一顿，把你放了就完事。可你跟着我走的时候，那个眼神……让我忽然觉得，我还活着。”
我喉头发紧，说不出话。
“长生，我知道这样不对。你小我十四岁。在别人眼里，咱们就是一个笑话，一个把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她的声音破碎了，“我三十四了，不是小姑娘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
我站起来，把她拉进怀里。她伏在我胸口，哭了很久，久到我胸前的衣裳湿了一大片。
“月娥。”我第一次这么叫她，没有叫秦主任。
她的身子一颤。
“月娥。”我又叫了一声，“你听着。我顾长生不在乎你比我大多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要是不嫌我穷，不嫌我小，我娶你。等咱们把日子过好了，谁爱说什么说什么。”
她抬起头，那满脸泪痕的脸在灯光下有种惊心动魄的美。
“你这个傻子。”她哽咽着说，“你知道娶了我，你要面对什么吗？村里人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带着我这么一个……一个女人，你会后悔的。”
“后悔？我顾长生字典里没这两个字。”我握住她的肩膀，盯着她的眼睛，“月娥，你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有我。”
她的眼泪又涌出来。她踮起脚，在我嘴唇上亲了一下。很轻，很快，像一只蝴蝶擦过花瓣。
那是我们之间第一个吻。
那晚之后，我和秦月娥的关系，算是彻底定了下来。虽然她没有正式答应嫁给我，但她的态度变了。她不再推开我，不再说那些“你应该找年轻姑娘”的鬼话。她会在我翻墙进来的时候给我留一盏灯，会在天冷的时候给我准备热汤热水，会在我出门的时候帮我把衣领拉好。
村里人还在说闲话，但她已经不在乎了。有一次在大槐树下，几个女人正嚼舌根，她径直走过去，目光一瞪，那几个女人立刻噤了声。
“有空管别人的事，不如回家管管自家男人的嘴。”她冷冷地丢下一句，转身就走。
我远远看着，心里又痛快又好笑。
到了那年冬天，我决定干一件大事。
我要在村西头那片盐碱地上挖鱼塘。
这个想法，是秦月娥和我商量了好几个晚上定下来的。那片盐碱地有二十来亩，种什么粮食都不行，地里白花花一片，全是碱花。但秦月娥说，那种地挖成水塘，养鱼是最好的。地下水浇地不行，养鱼正合适。
“可是挖鱼塘要投入不少钱。挖土方得请人，买鱼苗得花钱，还要修塘埂、弄进排水……”我心里算着账，不免打鼓。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秦月娥说，“我攒了一笔钱，本来是想给大柱修坟的。他……用不上了。”
我坚决不同意用她那笔钱。可她比我更坚决。两人争执了半宿，最后各退一步：她出钱买鱼苗，我出力挖鱼塘。人工不用愁，村里有的是愿意干活挣钱的年轻人。
那年冬天，二十来亩盐碱地上，一场大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带人挖塘。秦月娥找鱼苗、买饲料。干活的人有十五六个，都是村里的后生，管饭就能干。我娘每天在大锅上蒸窝头、熬大锅菜，长水长霞都来帮忙。秦月娥每天傍晚过来，给大伙儿送热水，顺便看看进度。
鱼塘挖了一个多月，到腊月里才完工。二十亩水面，在冬天的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鱼苗放下去的那天，村里不少人都来看热闹。刘守财也来了，背着手在塘埂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
“长生，你是真能折腾。”他说，语气里有羡慕，有不甘，也有点感伤。
“队长，等我赚了钱，请你喝酒。”我笑着说。
开春之后，鱼塘的鱼苗开始疯长。秦月娥从县农科所请了个技术员来看了两回，说了几个防病的要点。我像个学生一样拿着小本本记。到了夏天，第一批鱼出塘，拉到公社集市上，被抢得精光。净赚了七百多块钱。
七百多块！在大刘庄，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年也分不到这么多现钱。
消息传出去，连外村的人都跑来取经。我站在鱼塘边上，给那些外地来的人讲怎么挖塘、怎么放水、怎么喂食。秦月娥站在一旁，微笑着看。阳光照在水面上，倒映出我们的影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黑，一个白。
那天收工后，我和她一起走在村后的小路上。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在前面，步态轻盈；我跟在后面，看着她被晚风撩起的发丝。
“长生，你现在在村里有威望了。”她忽然回头说。
“那都是你的功劳。”
“不。”她停下来，认真地看着我，“是你自己干出来的。你有这个本事，只是一直没机会。现在我帮你把路趟开了，以后怎么走，靠你自己了。”
“那你呢？”我问，“你就不能跟我一起走？”
她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有欣慰，也有深深的无奈。
“长生，你要记住，不管走到哪一步，你答应过我，要带着大刘庄的人一起过好日子。我帮你的初衷，从来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知道。”我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干燥，紧紧回握了我一下。
“走吧，回家。”她说。
那个傍晚，我们并肩走在田埂上。两边是绿油油的庄稼，头顶是烧得正烈的晚霞。那一刻，我忽然希望这条路能一直走下去，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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