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文| 媛媛 编辑| 莉莉 初审| 甜甜
前言

1980年中秋夜,北京首都体育馆里坐了一万八千人。

台上一个穿白裙的姑娘走到话筒前,没有照稿子念,张嘴就开始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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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先是愣了两秒,然后掌声炸开了。

没人知道,这两秒钟,改变了中国主持行业接下来几十年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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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边长大的姑娘,不按套路出牌

1959年,阚丽君生在哈尔滨。

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退役后到哈尔滨市标牌厂做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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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税务系统工作。

家境不算差,姑娘个头拔得也快,初中时身高已过一米七。

体育老师盯上她,想让她去练篮球。

她没去。

她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想去当兵。

但父亲一直没点头,这条路就这么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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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命运给她开了另一扇门——而且开得相当突然。

那年她十六岁,陪着同学去哈尔滨市曲艺团报名,结果同学没留下,她被老师拦住了。

就这么阴差阳错,她进了团。

主攻河南坠子,同时练舞蹈、练形体。

台上那副站姿,那种不紧不慢的气口和节奏感,都是从这几年里磨出来的。

在曲艺团待了三年,1978年,中国歌舞团一纸调令把十九岁的她直接从哈尔滨调进了北京,落在报幕员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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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听过她开口,觉得嗓子有可塑性,留下来重点培养。

于是从那以后,她每天清晨六点就在排练厅对着镜子走台步,对着空气练发音。

一练就是好几年。

这里需要说清楚一件事:那个年代的报幕员,干的活儿跟今天的主持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整套流程机械得像一份会说话的节目单:上台、走到话筒前、通报节目名和演员名字、鞠躬退场,全程二十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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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上去,谁念,念完走人,台上的主角是节目,报幕员只是一个开口的符号。

进歌舞团的时候,她默认接受了这一套规矩。

但她是那种把什么事都往深了想的人。

1979年,随团南方演出,她提前学了当地方言,开场用几句方言暖场,把现场气氛直接顶了上去。

这个细节不大,但是这种提前一步的准备习惯,后来一直跟着她。

她在观察,在攒劲儿,在等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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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机会,在1980年中秋夜那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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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八千人在场,她把剧本推到一边

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

《北京晚报》在那年2月刚刚复刊,复刊之后做了一件大事:在首都体育馆办一场”新星音乐会”,专门推新人、推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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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明、朱明瑛、郑绪岚、李默——这些名字后来都是从那个夜晚开始进入大众视野的。

晚会的歌手阵容定了之后,需要选一个报幕员。

业内投票,最终选中了阚丽君

彩排之前,她把每一个节目、每一位演员的资料从头到尾摸了一遍。

不是为了照着念,是为了真的搞清楚:这首歌是谁写的,唱的是什么情绪,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故事。

她心里早就有了另外一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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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一万八千名观众把首都体育馆塞得满满当当。

她站在后台,第一次看到这个体量,腿有点软。

但她咬了咬牙,走出去了。

站在台上,面对一万八千张脸,她没有按剧本念。

她开口聊歌手是怎么回事,歌里唱的是什么情绪,把台下的观众当成谈得来的朋友,拉着他们一起往节目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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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先是静了一两秒——那两秒是真正的静,不是冷场,是懵。

然后掌声炸开,经久不息。

整场晚会的气氛被完全带活了。

演出结束后,事情开始发酵。

《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相继刊文,用的定语是同一个:“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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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价在当时分量极重。

因为1980年以前,“报幕员”和”主持人”压根儿就是两个概念。

前者不能有个人风格,后者那时候还没成型。

阚丽君把语气、互动、个人温度这些东西塞进了报幕这件事里,然后这套做法变成了整个行业的标准动作。

从这晚起,中国文艺舞台上才算有了真正的”主持人”这个物种。

但这件事有个很讽刺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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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之后,她在单位的日子并没有变好,反而变难了。

嫉妒、给她使绊子的人开始冒头。

而职称这件事,更是卡住她卡了整整三届。

评职称的时候,人事部门的目录里有一级歌唱演员、一级舞蹈演员、一级演奏员、一级话剧演员,就是找不到”主持人”这一栏。

她不是能力不够,是这个职业在当时的体制里”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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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连着三届没能参评。

但她没有停下来。

1980年之后,她主持了”歌友之会”、“中国艺术民族音乐节”、“第二届百名歌手演唱会”等十余场大型活动。

台风越来越稳,名气也越积越大。

她还在1987年以在职身份读完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把理论和实践这两条线都抓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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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新的事,也知道新的事通常要付出更多代价。

这一点,她一直没有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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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春晚,与赵忠祥齐名,然后主动退场

1989年,阚丽君第一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搭档是赵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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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台风上的反差很明显:赵忠祥沉稳、厚重,像一块压得住场子的石头;阚丽君活泼、亲切,像是能把台上台下都拉成一家人的那种人。

一沉一活,一稳一热,配合下来的效果被观众记了很多年。

1989年、1990年、1991年,她连续三届登上春晚舞台,三届都和赵忠祥搭档。

那个年代,春晚是中国电视最高规格的舞台,没有之一。

能连续三届主持春晚,在全国观众心里的辨识度是什么水平——阚丽君和赵忠祥,在当年的电视舞台上,名字几乎是并列出现的。

不止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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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两场国家级别的重大活动,她都站在主持台上。

这不是运气,是从1980年开始,将近二十年积累下来的信任。

央视那边有过正式把她调过去的意思。

她婉拒了。

理由很简单:留在中国歌舞团意味着可以在主持之外还能拍戏。

那几年她接了《艰难的诉讼》《恋爱季节》《轮回》几部影视剧,影视歌三条线同时走,在那个年代属于真正的全能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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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来还担任了中国歌舞团团长助理、北京电视台《名人访谈》栏目总制片,身份一直在叠加。

但进入2000年之后,电视行业的换代开始加速。

新人涌进来,观众的口味在变,她开始从聚光灯下慢慢退出去。

到2005年前后,她的名字出现在台前的频率越来越少。

很多人以为她就这么淡出了。

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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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是在换一件更重的事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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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烂摊子,把它做成教育部认可的项目

2014年,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前任会长去世了。

这家基金会成立于1986年,是文化和旅游部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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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在世时曾多次找过阚丽君接班,她当时还担着中国歌舞团团长助理的职务,一直没答应。

前任走后,机构陷入停摆。

组织里的人找到她,文旅部的领导也出面劝说。

她最终点了头。

她后来说,她当时对这件事有多难,其实没有想清楚。

等她真正接手,才发现接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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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上没什么钱,债务纠纷一堆,内部管理散,下属机构要整顿,社会上的负面传闻不少——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烫手山芋”。

前任会长的家属告诉她,前任坚持了十来年,难到最后甚至要自己掏钱给员工发工资。

她五十五岁,功名有了,名气有了,本可以靠着过去的积累过得很舒服。

但她接了。

接下来就是硬啃。

第一步:修章程、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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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规矩立起来,把架构搭起来。

第二步:清理下属机构,把烂账理清楚。

第三步:出去找钱。

“放下姿态,张口求人。” 这是她后来形容那段时间的原话。

一个在舞台上站了几十年、被人追着求合作的人,开始主动登门去谈捐款。

最早谈成的一家企业,听说有爱心助学项目”思源计划”,阚丽君带着团队去调研,研究方案,最终这家企业捐了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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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才算有了第一口喘气的底气,步入正常运营。

2016年,民政部将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评为4A级基金会。

这是一个硬指标:内部治理、资金使用、信息透明度全部达标,才能拿到这个评级。

从接手时的负面缠身,到拿到民政部4A认证,她用了两年。

2017年,“艺教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阚丽君自己发起的核心项目,切入点是儿童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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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两条线走:一条是给基层培训艺术教师,一条是面向3到18岁的孩子,用”3+6+6”分段的方式把音乐、美术、舞台表达送进课堂。

逻辑很清晰:先把老师培训好,再让老师去影响孩子。

不做一锤子的捐款,做系统的教育介入。

同年,阚丽君获第七届中国公益节年度公益人物奖。

2018年,她获得民政部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称号。

这是国内公益领域含金量最高的政府奖项之一,不是行业自评,是民政部的正式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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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继续往前推。

2019年,“艺教工程”得到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认可,同意作为该项目的指导单位。

2021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进一步认可,加入指导序列。

2022年9月,两个司联合发文,再次支持艺教工程推进。

三个节点,三次官方背书,从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到教育主管部门主动发文支持,这条路走了八年。

2021年,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获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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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基金会推出“乡村文化润童工程”,志愿者陆续走进革命老区、边疆和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送去美育课程和学习物资。

同年,“艺教工程”在《中国慈善家》和微博联合主办的”恒心至善”2023年度慈善盛典上,获评“年度优秀项目”

2026年是基金会成立四十周年。

据基金会官网公开信息,阚丽君仍在会长岗位上,各项目在乡村学校的落地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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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今年六十七岁。

还在跑。

结语

关于婚姻和孩子这件事,她在公开场合谈过,态度干脆: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一辈子没恋爱、没结婚、没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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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的个人选择,跟她做成了什么事关系不大。

真正值得说的是另一件事。

1980年那晚,她做的事是把报幕员从”念词的人”变成”跟观众打招呼的人”。

2014年之后,她做的事是把偏远地区那些没上过一节像样艺术课的孩子,从舞台之外拉到舞台之上。

这两件事表面上看不一样,一个是一个人站在台上,一个是让更多孩子有机会站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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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里面那根线是一样的:让原本不在场的人,有位置。

1980年,她把”互动”这件事带进了报幕,改变了一个行业的标准。

2014年,她接下了别人不愿意接的烂摊子,用八年时间把一个负面缠身的基金会做成教育部出文支持的项目。

没有哪一步是顺的。

每一步都是硬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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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聚光灯下站了几十年的人,最终把自己最多的力气,用在了那些连聚光灯长什么样都没见过的孩子身上。

这大概就是”了不起”三个字真正的分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