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里第三次响起温哥华航班的登机通知。

沈一鸣把护照递给安检员。

那孩子回头冲我们笑了一下,眼眶是红的,嘴唇动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

安检员接过护照,刷了一下,又刷了一下。

旁边同事凑过来看了一眼屏幕,两人对了个眼神。

我兜里的手机就是这时候震起来的。

屏幕上跳着一行字:东华理工大学招生办。

我接起来,对面说了不到五句话。

手中的手机差点滑落。

我抬头,看见一鸣被请进旁边那间办公室,隔着玻璃窗,他安安静静地坐着,双手搁在膝盖上,一直在看着我。

旁边宋玉梅攥住我胳膊,指甲嵌进肉里:“谁打的?说什么了?”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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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查分的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宋玉梅坐在电脑前,后背绷得笔直。我端着茶杯站在她身后,手心里全是汗。

屏幕上的数字跳出来的时候,我数了三遍,确定没看错。

四百零八。

她没说话。

她又刷新了一次。

页面转了转,数字还是那个数。

她起身,绕过我走进厨房。

过了几秒钟,菜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响起来,一下一下,比平时重得多。

我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

楼下的中学校园里空荡荡的,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

七月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塑胶跑道,一股热浪裹着青草味扑上来。

我抽了一口,又抽了一口。

烟灰掉在拖鞋上,我没去掸。

电话开始响了。

先是宋玉梅她大姐,问分数出来没有。

我含糊了两句,说还在查。

然后是楼下老周,隔着阳台喊话,说他家闺女考了五百六,问我家一鸣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挺好的,转身回了屋。

宋玉梅已经剁完了菜。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屏幕按亮又按灭,按灭又按亮。过了好半天,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发闷:“你倒是说话。”

我能说什么呢。

客厅里那台老座钟的指针喀嗒喀嗒地走。沈一鸣的房门一直关着。那孩子从早上查分开始就没出过屋。

晚饭是我做的。

煮了一锅面条,炒了盘青菜。

宋玉梅没怎么动筷子,一鸣也没出来吃。

我用碗拨了一碗面推开他房门。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汽车杂志,两眼盯着窗外发呆。

窗帘拉着,屋里灰蒙蒙的。

吃点东西吧。”我说。

“嗯。”

“考砸了不要紧,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

他没接话。

我放下碗,带上门,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

他屋里没传来说话的声音,也没有吃饭的动静。

那碗面条一直放到第二天早晨,涨成了一坨。

夜里躺下来,宋玉梅翻来覆去。

她翻身的动静又重又急,床垫跟着一颤一颤的。

我在旁边平躺着,也睡不着。

后半夜的时候,外面起了风,把窗台上一只塑料水杯吹落在地,咔嗒一声。

宋玉梅忽然坐了起来。

“老沈,”她说,“这孩子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沉默着没接话。

“班里倒数第几的孩子都考了四百二三,”她的声音在黑暗里抖了一下,“咱一鸣,他脑子不笨,他不是考不好,是没用心。”

“都过去了。”

“过不去。”她顿了一下,“我打听过了,现在出国,读两年回来,跟本科一样。就是花点钱。”

我在黑暗里眨了眨眼。

“玉梅……”

“我不能让他去念那种学校。你看老李家他儿子,大专念了三年,回来在汽修厂打工,蹲在地上给人换轮胎。”她说得很急,嗓音哑哑的,“一鸣不能走那条路。”

“我们拿什么供?”

“钱我来想办法。”她说,“我姐那借一点,我单位公积金取出来,再凑凑。”

窗外的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照在她脸上。她眼眶是红的,脸上的表情却硬得像铁。我看了她一会儿,点了下头。

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我侧耳听了听,像是翻身的声音。那孩子也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经过他房门去洗漱的时候,门开着一条缝。

一鸣坐在床上,抱着膝盖,盯着墙上的挂历看。

挂历上有一张他去年在奶奶家院子里拍的照片,穿着白背心蹲在菜地边。

他见我经过,抬了一下头。

目光对上的那一瞬间,我在那双眼睛里看了一眼:那种好像藏了很多话又一句也不打算说的模样,跟昨天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02

出国的事,我是找老卢牵的线。

老卢大名叫卢广平,跟我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好到现在。

他这几年在外面跑生意,认识的人多。

我在他公司楼下的茶馆坐了一个下午,把事情说了。

他拍着胸脯:“老沈你放心,我给你找个靠谱的。”

第三天晚上,老卢组了个饭局。

董兴华坐在包间主位上,四十七八岁,一件深色西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起身跟我握手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袖口的扣子是金属的,镀金色,边缘有些掉漆。

“沈老师,久仰。”他双手递名片过来,“你儿子的事,我听了。你放心,我这走的是内部通道,手续快,费用低,学校也硬核。”

我看了看名片:“华宇留学,董兴华。”

“对。”他笑了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咱们这个行业,水很深。你找老卢算是找对了。”

老卢在旁边帮腔:“董总做了十来年了,我多少客户的孩子走他那儿出的国。”

那天晚上的菜很硬。

老卢点了不少海鲜,结账的时候我看见他刷了卡,嘴里一直说“小意思”。

董兴华主要是说那所学校的名字,我记了好几遍还是记不清。

他掏出平板电脑给我看校园照片,大片的草坪,一栋白楼,学生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上看书。

他说这叫“国际商学院”,在温哥华,华人多,生活方便,学费一年十二万人民币,住宿学校包了。

“一年十二万?”我轻声问。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他把平板电脑扣在桌上,“正常走中介,这个数翻一倍还打不住。沈老师,你这事赶上我手里正好有一个名额,不然真拿不下来。”

我端起面前的酒杯,仰头灌了下去。

烈酒顺着喉咙烧到胃里,火辣辣的。

宋玉梅私下问过我一回:“你那个朋友靠得住吗?”我说靠得住,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但我不能让她看出来。

钱是她在张罗,那是她豁出脸面去借的。

这个决定是我点的头。

就算心里没底,也得把它当成有底的来办。

之后那阵子,跑手续、递材料、拍照片、做公证。

一鸣全程很配合。

董兴华让交什么他交什么,让签什么签什么。

有一天下午我带他去办护照,他站在政务大厅的那排队伍里,背上背着一个旧双肩包。

我让他站到前面来,他摇摇头,就排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我隔着几米远看着他后脑勺。

他在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什么我没看清。

一直到叫到他的号,他才把手机塞回口袋里,大步走过去。

签字的时候,我站在他身后,看见他握笔的姿势很端正,一笔一画。

那天晚上我没回自己家,转车去了趟县城,看我母亲。

沈秀珍老太太住在老街上。

夏天院子里种着一架丝瓜,藤蔓沿着竹架子爬了大半面墙。

我去的时候她正坐在院门口的板凳上择豆角,看见我,愣了一下,又朝我身后看了看。

“一鸣没来?”

“明天一早的飞机。”

老太太沉默了片刻:“前天他自己来了一趟。

“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陪我看了一下午电视。”她低下头,继续择豆角,“我给他煮了碗面,他吃完了,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走了。走的时候站在对面那堵墙跟前看了半天,就是那边墙上写着你以前教书的那个中学名字。”她顿了一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看。”

我蹲在丝瓜架底下,地面上还有些潮湿的水痕。

老太太该浇过菜。

头顶有只蜜蜂嗡嗡地绕着黄花转,转了半天,飞走了。

我忽然想抽根烟,摸兜才发现烟忘在车里了。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把择好的豆角装进塑料袋,递到我手里:“拿去。这是院墙边上那架结的,比市里买的好吃。”她话头一转:“一鸣那孩子,心里有事。”

“他就是舍不得你。”

老太太没接话。她的眼睛看着院子里那架丝瓜,风把叶子吹得哗啦啦响了一阵。

“你回吧。明天还要赶早送他。”

我提着豆角上了车。

车灯亮起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院的影子。

老太太还坐在门口那张板凳上,没有起身,手里攥着一条手巾,很久没有动。

当时我就想,她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说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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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阵子我没少跑腿。

董兴华办公室在城南一栋商住楼里,门脸不大,里面挂满了锦旗和奖牌。

我交过去一批材料,具体是什么我都记不清了。

他手底下有个扎马尾的姑娘,叫孙晓菲,负责对接我们。

小姑娘嘴甜,每次去都叔叔长叔叔短地招呼着,端茶倒水很周到。

我把这事跟韩静怡提了一嘴。

那是在学校食堂。韩静怡三十出头,是办公室坐我对桌的英语老师。她听了我说儿子出国的事,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

“沈老师,中介那边……靠谱吗?”

熟人介绍的。

“嗯。”她点了点头,又夹了一筷子菜,隔了一会儿才说,“我表弟前些年也是走中介出去的。那家中介特别热情,费用也低,什么都给你安排得妥妥帖帖。结果呢,钱交了,学校是野鸡大学,签证也办不下来。最后人没出成,钱也只追回来一部分。”

她看着我,声音不重:“你检查过他们在教育部那个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挂没挂名吗?”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硌了一下。

“我回去看看。”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房里打开电脑,搜那个学校的名字。

拼音打了好几次,弹出来的都不是。

我换成英文拼写又搜了一遍,找到的结果也没有一条能对上。

我坐在屏幕前,盯着搜索引擎第三页那一排排文字发了好一会儿呆。

第二天下午,我约了老卢在小区门口碰面。

“广平,那个董兴华,你跟他到底熟不熟?”

老卢刚从车上下来,衬衫下摆掖了一半,腰带勒着圆滚滚的肚子。

他用力拍了我一把:“你呀,就是想得多。董兴华干了十来年了,他手底下飞出去的娃,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你放一百个心。”

“他那个学校,我在网上查不到。”

“网上那个什么名录图,那都是交钱才上的。有些好学校不稀罕搞那玩意。”老卢摆摆手,“老沈你听我的,没错。”

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推开一鸣的房门,他正蹲在墙角收拾行李。

地上摊着一只深蓝色的大号行李箱,里面码得整整齐齐,衣服叠成方方块块,边角压得平实。

旁边床头柜上放着一兜子菜,豆角、茄子、一把嫩葱。

“这是你奶奶给的?”我问。

“你什么时候回去的?”

“上个礼拜天。你跟我妈去大姨家了。”他低着头,把一件外套卷起来塞进行李箱的夹层。

我在门框边站了几秒。

他的动作很利索,不像没出过远门的小孩。

我忽然注意到他穿的那件T恤下摆有一道泥印子,跑鞋边上也沾了一层干泥,看上去像是蹲在潮湿的地里蹭的。

想必他在老太太院子里待的时间不短。

“奶奶身体还好?”

“好。”

说什么了?

他停了一下。只有几秒钟的功夫,然后他直起身来把行李箱拉链拉好,背对着我说了句:“没什么。”

我张了张嘴。

空气里浮着一股淡淡的花露水味,闻着让人觉得鼻子发酸。

我退出去带上门,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心里那个疙瘩又冒出来了,压了压,没压住。

“学校查过了?”宋玉梅从卫生间出来,一边擦手一边问。

“查了。”我说。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她放下毛巾:“你那表情,我还以为出啥事了。”

夜里窗外蝉鸣此起彼伏地响。

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

宋玉梅早已呼吸均匀,沉沉睡去。

我侧过头看着她,她眉头微微拧着,像是连睡着了都带着心事。

我想起韩静怡那句“你检查过没有”。

又想起老卢那句“放一百个心”。

最后想起的,是一鸣站在行李箱前那个背影。

有些东西,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它就藏在那里,像是衣服口袋里鼓起来的一块,怎么都熨不平。

04

出发前一晚,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宋玉梅把一鸣的行李第三次摊开重新整理。

多带了一件厚外套,少放了两双袜子,她翻来覆去地纠结。

一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遥控器停在体育频道,屏幕里一群人在踢球,他盯着屏幕,目光却好像并不在球上。

“儿子,”宋玉梅从里屋探出头来,“厚裤子带够没有?”

“够了。”

“药呢?感冒药放随身包里没有?”

“放了。”

“到了那边记得先打电话,你二姨给你换汇了零钱在钱包夹层里……”

“知道了妈。”

他的声音很平静。不像要出远门的孩子。宋玉梅在里屋门口站着,看了他后脑勺两眼,嘴唇动了一下,到底没再多说什么。

九点多的时候,一鸣忽然站起来。

“爸,我想出去走走。”

我坐在阳台的小马扎上,手里的茶已经凉了。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都这个点了,明天要赶早。别出去了。”

他没再坚持。转身回屋的时候,我在他背后补了一句:“到了那边,多给你奶奶打电话。”他顿了一下,嗯了一声。

晚上十点半,我起夜去倒水。

经过他房门口时,里面灯亮着。

门下方那条缝里透出淡淡的黄光,一直亮到将近半夜才熄灭。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当时没推门进去看一眼。

凌晨四点,闹钟响了。

天还是青灰色的,窗外起了雾,对面楼房的轮廓模模糊糊。

宋玉梅已经起了,头发胡乱扎了个辫子,在厨房里煮鸡蛋。

我拎起灶台上那只旧保温杯,倒满热水,杯盖拧紧了放在餐桌上。

一鸣的房间门开了,他穿着一件灰色连帽衫,背上那只旧双肩包,手里拉着那只深蓝色行李箱。

行李再点一遍?”宋玉梅问。

“点过了。”

“东西都带齐了?”

“都带了。”

楼下出租车在按喇叭。

那个声音在清早的巷子里显得特别响。

我提着一只袋子走在他后面,里面是他路上吃的东西:两个煮鸡蛋、两个面包、一盒牛奶、一瓶矿泉水。

那是宋玉梅前半夜备好的。

她拎着那个系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在一鸣上车前递到他手里,说了一句话:“到了就给家里报个平安。”

一鸣把塑料袋接过去,抱在怀里。

他坐在副驾驶座上,宋玉梅钻进后排,我最后上车。

司机踩油门,车从老小区窄窄的巷子里拐出去,驶上城市主路。

天光熹微,街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打在车里每个人脸上,谁都没再说话。

宋玉梅坐在后排,一只手始终虚虚地搭着一鸣的座椅靠背,像在摸什么东西。

我坐在驾驶座后面,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他侧着脸看窗外。

路灯一盏一盏往后掠过去,光影投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的。

他没有转回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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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机场很大。

出发大厅里人声鼎沸,拉杆箱轮子在地砖上滚出一片隆隆的声响。

我们找了一排座位坐下,宋玉梅把一鸣的随身包又检查了一遍。

他站在这群人潮里,背着一个洗得有些发白的双肩包,安安静静等着。

广播开始播报航班信息,温哥华那边天气状况良好,请旅客登机口候机。

那声音在头顶上盘旋了几回,宋玉梅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行了,”我说,“又不是不回来了。”

她没理我。

她抬手在一鸣的领子上按了按,把那件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一截,又拉下来,反反复复。

一鸣站在那里任她摆弄,捏着手里的护照和登机牌,指节有些发白。

“妈,”他开口叫了一声。

宋玉梅嗯了一声,别过头去擦了把脸。

“我要进去了。”

他站在安检口前的黄线外,转过身。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宋玉梅一眼,忽然弯下腰,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爸、妈,你们保重。”

宋玉梅再也绷不住了。

她一把抱住他,头埋在他肩膀那里,肩膀抖得厉害。

她松开的时候,一鸣眼睛也红了,但他狠狠吸了口气,翻起眼皮忍住了。

他转身走到安检台前,把登机牌和护照一起递进去。

安检员刷了一下条码。

又刷了一下。

然后那个年轻的安检员抬起头,看了屏幕一眼,又看了一鸣一眼,目光停顿了几秒。

他抓起桌上的对讲机,说了几句话。

声音压得很低,我只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旁边另一个工作人员凑过来一起看屏幕。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一名穿制服的年轻人走过来,很客气地站到一鸣旁边,对他说了什么。

一鸣侧过头去,听完之后,点了点头。

他回过头来,隔着警戒线看向我们。

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没有慌乱,甚至没有意外。

他背着双肩包,跟那名穿制服的人一块儿往旁边一扇办公室走去。

我下意识跨了一步,想跟上去。

宋玉梅拉住了我的胳膊,指甲陷进我的袖子里。

就在这时,我裤子口袋里那只手机开始震动。

我摸出来,屏幕上跳动着一行数字。

区号是本地的。

我接起来,喂了一声。

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从那边传进来:“您好,请问是沈一鸣家长吗?我这边是东华理工大学招生办的。”我握住手机,喉咙忽然发紧:“是。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