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入土那天，下了场大雨。
我站在灵棚外头，雨水顺着脖领子往里灌，凉得人打哆嗦。
郭瑞英在灵堂里哭得死去活来，郭天佑跪在火盆前烧纸，郭俊才蹲在门口抽烟，三个人各哭各的，谁也不看谁。
棺材往车上抬的时候，殡仪馆的人说老郭右手攥得太紧，掰不开。我走近了看，他手心里露出半截漆黑的棋子，是那枚“車”。
我没吭声。没人知道那枚棋子是他咽气前自己抓的，还是我塞进去的。
出殡的车队走后，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灵棚里。
郭家偏厅传来争吵声，声音越来越大，隔着雨幕都听得见。
郭瑞英的嗓子尖，郭天佑媳妇的嗓子更尖。
我转身要走，脚底下踩到一片碎玻璃。低头一看，是那块茶几上的玻璃台板，裂成蛛网一样，碎碴子散了一地，上面沾着一点暗褐色的印子。
我蹲下来，盯着那片暗褐色看了很久。
忽然听见偏厅里有人喊了一句：“房子的事今天必须说清楚！”
我攥着那枚“車”，指甲嵌进掌心里。
01
五年了，这个公园凉亭里一起下棋的五个老伙计，走了四个。
老周、老林、老吴、老郭，一个接一个地没了。
他们的孩子，有的在跟前，有的在千里之外。
可到头来，走的时候最没尊严的，偏偏是子女最多的那个。
这句话在我心里憋了整整五年。那天站在雨里，我忽然想通了。
张德宁啊张德宁，你今年六十八了，你还打算憋到什么时候？
我叫张德宁，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前在棉纺厂干了三十多年机修工。
老伴儿走得早，五年前查出来肺癌，从确诊到走，拢共就五个月。
那会儿儿子张浩刚从单位辞职，说要跟人合伙搞装修公司，家里根本顾不上。
老伴儿住院那阵子，都是我一个人陪护，白天黑夜地熬。
她走的那天晚上，我握着她的手，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嘴里含含糊糊地喊儿子的名字，喊了好几遍。
我打电话给张浩，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接。
那头吵吵嚷嚷的，他说爸你先陪着，我这头有个客户走不开，明天一早过去。
第二天早上，老伴儿已经没了。
张浩赶到医院的时候，我正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手里攥着那张死亡证明。
他站在我面前，嘴唇动了动，喊了声爸。
我没抬头，也没应声。
那件事压在我心里很多年，后来谁都没再提过。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像墙上的钉子，拔了，痕迹还在。
老伴儿走了以后，我一个人住在老小区的二楼。
两室一厅，六十来平，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开电视的时候，总觉得她还在厨房里忙活；吃饭的时候，总觉得她会从碗里挑一块最好的肉搁到我碗里。
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吃过早饭，就到街心公园的凉亭里去坐一坐，看人下棋。
凉亭里长期聚着一帮退休老头儿，象棋摊子支在石桌上，风吹日晒，那几个棋子都磨得没有棱角了。
我去了一个多礼拜，就在旁边站着看，不吭声。
有一回，一个理着光头的老头儿抬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老哥，光看有啥意思？来一把？”
这人就是郭万福，那年七十二，比我大四岁。
别看他个子不矮，笑起来满脸褶子，说话嗓门大，一屁股坐到石凳上，把棋盘往自己跟前一拉：“我红你先黑，让你三先。”
郭万福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辈子没服过谁”。
他十五岁进厂学木工，做到了八级木匠，手艺那叫一个精。
后来退休了，手上闲不住，谁家桌子烂了、椅子晃了，他拎着工具就去了，分文不收。
他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喜欢拍大腿，一拍就是一句“我跟你说”。
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养了三个孩子。
大女儿郭瑞英，嫁了个做水暖生意的，日子过得不错。
二儿子郭天佑，在火车站干了二十多年货运调度，媳妇在小学校门口卖炸串，两口子也算过得去。
小儿子郭俊才，接班进了木材厂，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下岗了，自己买了辆三轮车跑物流，风吹日晒的，辛苦是辛苦，也算踏踏实实。
老郭在凉亭里坐着的时候，三句话不离孩子。“我们家瑞英昨天给我送了一袋子苹果。”
“天佑他媳妇今天包了饺子，还特意给我送了一碗。”
“俊才那小子，前天非要我搬过去住，我不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日子。”
每回他说这些，老周就坐在对面，呵呵笑着，不接话。
老周叫周德成，那年七十一，退休前是小学语文老师。
他这个人不爱说话，笑起来嘴角往上扯一下就算笑了，头发白了大半，戴着一副老式圆框眼镜，鼻梁上总是架着，看人的时候从眼镜上头望过去。
他跟老郭不一样，从来不提孩子。
偶尔提一次，也就是轻描淡写的一句：“都忙，都忙。”
其实我们都隐约知道，老周的孩子不怎么管他。
他老伴儿走得早，走的时候老周才五十五。
那会儿他儿子刚结婚，闺女还在读大学，他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
后来闺女嫁了个做生意的，嫁去了外地；儿子在本地安了家，媳妇是公交公司的，两口子都忙。
老周平时一个人过日子，早上在菜市场买两个馒头，中午煮一挂面，晚上对付一口剩的。
他下雨天不来公园，说腿疼，关节有毛病。
有一回我碰见他从药店出来，手里提着一袋子药，他看见我，把那袋子往身后藏了藏，笑了一下：“老寒腿，没啥大事。”
凉亭里还有个话不多的，是林长海，那年七十五，是五个老伙计里最年长的。
他年轻时候在粮站干了一辈子，当到了站长，算是几个人里头“官最大”的。
他不怎么下棋，爱坐在凉亭的石凳上看别人下，手里攥着一个紫砂壶，嘴对嘴地抿。
老林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在深圳，二儿子在成都，大闺女在沈阳，小闺女在北京。
四个孩子，四个城市，天南海北地散着。
老林的孩子们都不常回来，过年的时候，能回来一半就算不错。
有一回我去公园，看见老林一个人坐在凉亭里，手里攥着手机，戴着老花镜，屏幕上是几张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翻，翻得很慢，翻到头了再翻回去。
他看见我过来，把手机锁了屏，收了。
也没说话，就是攥着紫砂壶又抿了一口。
另外一个棋友是吴万福，比老郭大三岁，那年七十五。
老吴跟我们都不同，他只有一个闺女。
闺女从小学习好，一路考到北京读大学，后来又出了国，在澳大利亚定居了。
老吴说起他闺女的时候，不像老郭那样眉飞色舞的，他就是淡淡的一句话：“在墨尔本，搞什么电子工程研究，我也说不清楚。挺好的。”我们几个都羡慕老吴，说他闺女有出息。
可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有一回老郭喝了两口二锅头，红着脸说了一句：“老吴，你说你闺女跑那么远，有啥用？你老了谁管你？”老吴没接话。
他端着茶杯，看着远处，过了好半天才说：“她过得好就行了呗。我不管她，她也不用管我。”那时候我们都不懂这话背后的滋味。
现在懂了。
懂了也晚了。
02
那天在凉亭里，老郭把棋盘摆好，冲我一扬下巴：“来，杀两盘。”我坐下来，他“啪”地一声落下当头炮。
那模样，好像能再活五十年似的。
谁能想到，五年后，他会握着那枚“車”，孤零零地死在自己家的地板上。
老周是四个人里头走得最早的那个。
那是五年前的秋天。
入秋以后连着下了好几场雨，天气一下就凉了，老周有几天没来公园。
老郭那天早上收拾棋盘的时候说了一句：“老周好几天没露面了，腿又犯毛病了？”我没当回事。
老周每年入冬前都要犯一次老寒腿，养几天就好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老周还是没来。
我有点不放心，给他打了个电话。
第一次没人接，第二次响了很久，接起来的是个女声，说是老周的闺女周秀兰。
她说：“我爸住院了，脑梗，在县医院。”我问在哪一科，周秀兰顿了顿，说：“叔，你要是有空，过来看看他吧。”放下电话，我骑上电动车就往县医院赶。
到了住院部的三楼，走廊里老远就听见有人在吵。
走的近了，看清是两个人在病房门口面对面地站着，脸都涨得通红。
男的是老周的儿子周浩，穿着一件棕色夹克，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
女的是他闺女周秀兰，头发烫着大卷，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
周浩嗓门大：“我出三千，你出两千，那请护工的钱呢？爸的退休金谁拿着？”周秀兰声音也不小：“爸的存折在你这儿吧？你自己心里没数？”周浩急了：“我啥时候拿过爸的存折？你春节回来那回，爸不是让你去取的？”周秀兰冷笑了一声：“我取出来给爸买药，剩下的可都交给你媳妇了。”
两个人在走廊里当着那么多人吵，谁也不让谁。
我站在旁边，看得心凉了半截。
老周躺在病床上，眼睛睁着，嘴歪着，说不出来话，脸上戴着吸氧的面罩。
他看见我进门来，喉咙里“嗬嗬”地想发出声音，下巴拼命往上仰。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伸手握住他冰凉的手。
他也握住我的。
他握得很用力，手指头像铁钳子一样攥住我的指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眼角有眼泪滚下来，顺着太阳穴流进枕头里。
他在怕。他很害怕。
他闺女和儿子吵架吵了三天。
03
第三天的下午，主治医生把两个人叫到办公室，说情况不太好，家属要有个心理准备。
周浩说：“那就治呗，脑梗哪有不花钱的。”医生说：“老人年纪大了，脑干区域的出血量比较大，你们做儿女的要考虑一下后续……”话没说完，周秀兰接了电话，聊了两句，捂着手机跟周浩说：“姐说下午过来，让你先把住院费垫上。”周浩的脸一下就拉了下来：“我这月工资还没发，你让我拿什么垫？”
老周是第四天夜里走的。
我那天下午去过一趟，他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呼哧呼哧地喘，脸色灰败。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心里难受得说不出话。
他努力扭头看我，嘴唇翕动了几下，没有声音，看口型像是在喊我的名字。
我凑近了，耳朵贴到他嘴边，听清楚两个字：“小……小……”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晚上八点，护士查房的时候发现老周的血氧蹭蹭地往下掉，赶紧按了急救铃。
周浩和周秀兰跑了过来，站在门口，看着护士推着仪器进进出出。
周浩一个劲儿地问：“要不要转重症监护室？一天得多少钱？”周秀兰没理他，低头翻手机，大概是跟谁发消息。
九点一刻，老周的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
护士剪断了他手腕上那根蓝色腕带，问把孩子叫进来吧。
周浩站在床边，低头看了几分钟，掏出手机，解锁，又锁屏。
周秀兰问护士：“后事……在哪边办？”护士说：“楼下拐角的一间办公室，找殡仪馆的人就行。”周秀兰点点头，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我站在门外，看着老周的遗体被盖上白布。
他的眼睛没有合上，从白布边缘露出一条缝，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
我伸手替他把眼皮合上，一松手，又睁开了。
殡仪馆的人说：“老爷子这有牵挂啊。”周秀兰站在病房里面，喊了一声：“爸，你放心走吧！”那声音很尖，很亮，像是在赶什么一样。
老周的眼睛还是没有闭上。
后来我下楼的时候，在楼梯里听见周浩跟周秀兰说：“爸那存折上还有多少余额？回头我去银行问问。”
老周出殡那天的情景，我记不太清了。
只知道回家以后，我把那盘棋收进了柜子里，好几天没去公园。
老郭来家里找我，说：“老周走了，咱们也不能不下了吧。他要是知道咱们因为他散了，他走得也不安心。”我说：“下，下。”
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凉。
老周是木匠出身，以前我们家衣柜坏了，还是他来修的。
他蹲在地上的时候，嘴里哼着评剧，手里刨子推得滋滋响，木花翻卷着从刨子口落下来。
那是他这辈子最体面的时光。
比躺在病床上嘴歪眼斜强一万倍。
04
老周的丧事办完以后大约一个多月，有天傍晚，老郭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德宁，咱们五个老家伙，说好的要一起下到走不动那天。老周先行了一步，这就是命。但咱们活着的，还得接着下。”
他指了指凉亭里剩下的三个人，老吴靠在石柱子上闭目养神，老林端着紫砂壶慢慢地抿，还有一个位置空着。
老郭说：“老周以前坐那个位置。”
我看了看那个空位，石凳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老郭又开口了：“我给孩子打了电话，说以后每个周末回来吃饭，他们两口子都挺乐意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自得。
我记得他说过，他的大女儿郭瑞英嫁的婆家条件不错，逢年过节都给他拎东西；二儿子郭天佑虽然怕媳妇，但媳妇对他这个公公也算客气；小儿子郭俊才老实听话，最得他欢心。
那会儿我还在心里感叹，老郭真是好福气。
可我记得，我那天看着老郭笑呵呵的脸，忽然想起老周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心里头闪过一个念头，像一根细针扎了一下：孩子多，真的就够了吗？
这念头一闪而过。
我没说出口。
老林走的那年，是冬天，比老周晚了一年半。
那天傍晚下着小雪，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话响了。
屏幕上跳动着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是一个年轻的男声，礼貌但生疏：“请问是张德宁张叔叔吗？我是林长海的儿子，林建平。”我说是，他说：“我爸……前几天去世了。他生前提到过您，说他在公园有个棋友，姓张。我们翻他的通讯录，看到您的号码。”
他顿了顿，“他走得挺突然的，也就一两天的工夫。”我问他爸是怎么走的，林建平说：“之前在家摔了一跤，髋骨骨裂，住院手术，后来肺部感染，没扛住。”
他打电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跟我汇报一件工作上的事。
我说：“你们……都回去了？”林建平说：“嗯，我从深圳回来的。我姐从沈阳，二弟从成都，妹妹从北京，都赶回来了。丧事已经办完了，明天火化。”他说得很快，像在赶时间去办下一件事。
我握着电话，觉得喉咙里像堵了一块棉花，说不出来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问了一句：“他怎么摔的？”
林建平沉默了一下，说：“他一个人住，可能是晚上起夜的时候摔的。第二天早上邻居听见他在屋里喊，才打了120。”
我说：“他不是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吗？怎么一个人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林建平的声音低了些：“我们都在外地。本来想接他过去，他不肯。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我张了张嘴，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第二天，我去了那家养老院。
老林最后住的郊区养老院，离市区得有三十多公里，公交车倒了两趟，又走了二十多分钟的小路。
养老院建在一个村子边上，三层小楼，围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楼顶竖着一块牌子，写着“福寿康养老服务中心”，几个字掉了两个油漆点，也没人补。
院子里蹲着几只鸡，地上散着米粒，几个老人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不动，也不说话。
我报了老林的名字，一个护工领着我上了二楼。
楼道里有一股说不清楚的味道，混杂着消毒水、饭馊了、尿骚味，我用袖子掩着鼻子。
护工领着我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门口，推开：“就这间。”房间不大，四张床，靠窗那张床空着。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褥子上有一片洗不掉泛黄的印子。
护工说：“林叔住这边大概一个多星期。刚来的时候不怎么说话，也不跟别的老人打交道，就坐在床上发呆。我问他需要啥，他就说不用。”
护工停了一下，“他儿子女儿把他送来那天，几个孩子帮他把床铺好，东西收拾好，跟我说缴费的事儿，大约待了半个来小时，就走了。林叔那会儿坐在床沿上，看着他们出了门，愣了很久。我过去问他吃饭不，他才回过神来，说‘吃’。”
05
我站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看着那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床铺。
枕头底下露出一角。
我拽出来一看，是老林那件穿了十几年的蓝色旧棉袄。
领子磨得发白，袖口缝着块同色系的补丁。
我翻了一下口袋，里面空空荡荡的。
忽然摸到内衬有一块方方正正的东西，硬邦邦的。
我把它掏出来，是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存折。
打开一看，七万三。
定期存了三年，上个月到期，没续。
我用指腹摩挲着存折的封皮，想起老林坐在凉亭里捧着紫砂壶的模样，想起他戴着老花镜看手机里全家福的模样。
他心里头光存折就偷偷存了七万多，却一个都不跟孩子们说。
怕的是哪一个说了，其他几个知道了心里不痛快。
护工又说话了：“林叔走那会儿，手上指甲怕是有一阵子没剪了，我给他剪指甲的时候，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我也没多想，想着他刚来不习惯，不想洗。后来才反应过来……他可能是不好意思让儿女看到自己邋遢的样子。来了这一个多礼拜，他连澡都没洗过，总说‘等我闺女来了再洗’。”
可他的闺女，一直没来。护工顿了顿：“他走的那天下午，就他一个人。”我没有说话。
老林火化那天，四个人都回来了。
林建平在殡仪馆的休息室拿手机点了一碗馄饨，边吃边打电话谈生意。
林玉洁哭了一场，哭完了，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拿化妆镜补了补妆。
其他两个孩子站得远远的，抽烟，刷手机。
办完手续之后，我看见林玉洁拿着手机走到一边，声音压得低：“建平，爸的丧葬费你先垫着，回头咱们几个算一下，平摊。”
老林入土的时候，四个孩子都站在墓前，鞠了躬。
上了车，一个个都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那片新坟前，看着墓碑上老林的名字和两个年份，中间那一横，短得好像他这一辈子没有来过一样。
我蹲下来，把那本存折放在墓碑前头，又在上面压了块石头。
我说：“老林，你的钱，谁也花不到了。”
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老林走后大约半年，春天的时候，老吴走了。
老吴就是吴万福。
他走之前的那段时间，其实我见过他几回。
他整个人比前两年清瘦了许多，脸色也不太好，泛着一层灰。
老郭也看出来了：“老吴，你这是咋了？瘦成这样？”老吴笑笑，摆摆手：“年纪大了，吃不下多少，正常的。”他说没事，人老了嘛，牙口不好了，吃啥都不香。
我们都信了。
谁能想到呢，他走得比我们都安详。
06
那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凉亭里只有我和老郭在。
老郭正念叨着老吴怎么还没来，忽然手机响了。
接起来一听，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郭叔叔？我是吴雅雯，吴叔的女儿。我爸……今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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