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佛得角新任主帅：散落的球员，机会不均的岛屿，和未完成的足球体系|佛得角|候选名单|卡布拉尔|洛佩斯|葡萄牙|贝当古|足球

图源网络，油画效果为AI处理。文字节选自朱天心《漫游者》。

撰文｜刘天谕

编辑｜张钦

还要再讲一遍佛得角的世界杯故事吗？今年夏天，你甚至能在排队进Hollister试衣间的时候听到年轻女孩跟她妈妈谈论佛得角队（也称“蓝鲨队”）——一支身价还没有亚马尔一个人高的非洲球队，第一次踢世界杯，成绩是战平西班牙，晋级淘汰赛，加时阶段一球惜败卫冕冠军阿根廷。

佛得角是由大西洋中的十座岛屿组成的国家，资源稀缺，有漫长的移民历史，没有职业联赛。它靠着留洋球员和侨民球员走完了世界杯之旅。

你可以将这条路理解得很简单：为了寻找兑现天赋的机会，穷苦的足球天才纷纷离开家乡，国际比赛日临近，教练组想到数量庞大的侨民，就召集球员回来，接着他们创造了奇迹。

但在蓝鲨队新任主教练亨贝托-贝当古（Humberto Bettencourt）眼中，这并不是佛得角足球，或者只是其单一面。他今年51岁，在佛得角做了十八年教练，在国家队工作了六年，今年八月刚从助理教练转职主教练。六年里，贝当古参与了这支球队的建构，他要花许多时间考察散落在海外各个联赛的球员，与他们保持联系，并和同事商定征召名单。“团结不会自动发生”，为球队技战术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之外，贝当古也负担起帮助新成员融入团队、确保每个人理解比赛要求的职责。

他有体育科学的硕士学位，会被当地媒体称为“很钻研足球的研究型教练”，也执教过多支佛得角地区联赛球队。和国家队上一任主教练布比斯塔（Bubista）走访佛得角赛区的时候，他们观察踢足球的年轻人；看到体育体系不够职业的部分，贝当古推动了佛得角足球教练协会成立，试图为填补缺口出一份力。

贝当古说，在足球行业里待得越久，越能发现球员天赋、资源稀缺或取得的成绩概括不了佛得角足球。“必须看到培养、文化、组织、侨民和机会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进步以及仍需克服的挑战，都取决于这种组合。”

贝当古回消息很快，给每一个问题写下了长长的答复。我们讨论了他对自己足球生涯的观察、这支创造佛得角历史的球队是如何被组建起来、足球从业者在大西洋中的群岛上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更重要的，当中国球迷不再把蓝鲨队的世界杯成绩归因于奇迹或运气，不再想象佛得角与某种缺食少药的生活挂钩——我们该如何理解佛得角足球。

人们听到“罗伯托-洛佩斯（ Roberto Lopes ）”的时候总是有点困惑。这不是个典型的爱尔兰名字。“我父亲来自佛得角”，洛佩斯会说，但眼前的爱尔兰人显然不知道佛得角是什么。

洛佩斯知道的也不多。他父亲卡洛斯16岁就离开了佛得角，在船上做厨师，后来在比利时开了咖啡馆。去爱尔兰度假的时候卡洛斯遇见了后来的妻子，他们的孩子在爱尔兰长到27岁，除了父亲以外，只见过一个佛得角人。洛佩斯是爱尔兰超级联赛的一名后卫，为爱尔兰U19踢过球，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国脚。

2018年，他在领英收到了一条用葡萄牙语写的消息。消息是佛得角队当时的主教练阿古斯（ Águas ）发来的，《卫报》写道，洛佩斯不懂葡萄牙语，当作垃圾邮件忽略了。第二年，对方问他考虑得如何，他翻译了之前信息，“灰溜溜地回去道歉，说，如果不算太晚的话，我很想参与进来。”

征召侨民球员是佛得角队的传统，足协副主席告诉《卫报》，系统的侨民球员招募进程大约始于2002年。根据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德梅洛教授（Victor Andrade de Melo）的记录，早在1983年，就有葡萄牙的佛得角裔球员入选蓝鲨队。

之后四十多年里，更多效力于不同国家俱乐部的球员穿上了佛得角队球衣，用贝当古的话来说，佛得角足球是岛屿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力量来自岛屿与世界各地侨民之间的联系。”

直到1975年独立，佛得角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时代，生活在佛得角的人大多靠农业生存，降雨依靠微弱的大西洋风。干旱是常有的，这意味着饥饿。哥德堡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奥克松（Lisa Åkesson）统计，20世纪40年代有总人口数1/3的人死于饥饿，1958年至1959年，仍有数千人。与此同时大量契约劳工被送去了葡萄牙，或葡萄牙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那里的种植园环境恶劣，工资形同虚设。

于是有了20世纪的三波移民潮，如今，佛得角有人居住的九座岛屿上一共有50多万居民，不同的统计口径下，侨民人口大约是这个数字的1.4-3倍。

政府早早将侨民放进了国家的发展进程，这个庞大的群体意味着“调动外部资源”的可能性。1992年，侨民拥有投票权被写进了宪法，之后三十多年里，政府推动了许多政策、项目和国际协议落地，保障侨民在海外的生活、鼓励他们在佛得角投资，并为公民的迁出和回流提供便利。

也是在1992年，“自愿取得外国国籍会丧失佛得角国籍”的规则被废止，2023年，获得佛得角国籍的条件再次放宽，在国外出生的，佛得角公民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或玄孙子女，都可以申请佛得角国籍。

这样的社会自然会组建一支有许多侨民球员、几乎所有人都是双重国籍的球队去代表它。

佛得角队对侨民球员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贝当古将它概括为，“体育信誉、成绩，以及早已存在于佛得角侨民社区中的身份认同感，共同作用的结果。”

侨民球员往往需要在两个，甚至更多国家队中间，选择一件球衣，开启自己成年后的国际比赛生涯。对某个国家队心理上的亲近是影响他们决定的重要因素，球星奥利塞选择法国队是典型的例子，出生于荷兰的辛迪-卡布拉尔（Sindy Cabral）说自己为佛得角队效力，也是“因为我太爱佛得角了”。

他的父母都是佛得角移民，他们在荷兰相遇，在一个“佛得角人随处可见”的社区定居。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带着卡布拉尔回佛得角。这位23岁的后卫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自己对佛得角很熟悉，“我一直想为祖国效力。”

这很正常，只要“他们最终的决定是有意识的决定”，贝当古说，技术团队与球员沟通时，从不许诺出场时间、首发位置或入选大名单的资格，也不会把大赛作为说服球员的唯一方式。

“因为国际生涯大于一届赛事。佛得角队的球衣代表着对团队和国家的承诺，球员需要时间做出选择，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都应受到尊重。”

确定佛得角队大名前，国家队教练组考察过本地赛区。佛得角的足球比赛是半职业性质的，有人居住的九座岛屿被分成十一个赛区，每个赛区都有自己的联赛，赛区冠军会获得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资格。

2022年，贝当古跟着佛得角队当时的主教练布比斯塔走访了一些赛区。结束之后，布比斯塔告诉《群岛快报》，“球队整体强度偏低”。“年轻人很难进入国家队”，布比斯塔说，因为佛得角没有持续运转的国奥队，“U17代表队大约每两年参赛一次，这远远不够。”

今年世界杯佛得角队的大名单里，没有一位球员在本地联赛效力。

对佛得角球员来说，通向岛外的路好像很宽阔。为了踢球离开佛得角的人，去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联赛，不占用非欧球员名额。

现实是，想要靠足球走出去并不容易。“个人网络起到的作用相当大，”贝当古说，一位优秀的球员想要留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认识‘对的人’”。“通常，生活在俱乐部数量更多、比赛更规律、曝光度更高的岛屿上的人，会更有优势。”

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所在的圣地亚哥岛拥有南、北两个赛区，南区的12支球队双循环，能踢满22轮比赛。EPIF等常被媒体报道、培养过多位国脚的青训机构，也都在这里。

马尤岛的情况则不同。2024-2025赛季马尤岛没有举办地区联赛，新赛季开始前，地区足协的主席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协会没有足够资金举办赛事。协会可以提供一辆大巴，但无力承担燃油和司机费用，导致一些球队放弃训练和比赛。青年流失也使组队变得困难。”

“我不认为所有年轻人都有相同的机会。”贝当古说。

出行成本和交通限制，会使教练、经纪人或外国俱乐部的球探很难观察到某些岛屿的球员，贝当古说，无论是否走到留洋那一步，“一名年轻人即使有潜力或能力，也可能因为生活在能见度较低的岛屿或地区、没有参加规律比赛，或无法接触到人脉网络而面临困难。”

留洋是足够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走的路。和大多数来自非洲的球员一样，许多离开佛得角的球员，会从欧洲低级别联赛起步，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职业生涯辗转许多国家。慢慢的，地图上的“外国”，，或是某位教练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一块有冰激凌的奶油面包。

当地媒体会在他们转会或表现出色的时候过来采访，谈话中，总要问问外国人经常回答的问题：这里的联赛和你之前踢过的有什么不同、你在这个城市有怎样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非洲球员会选择一个自己生活过的国家定居，然后获得新的国籍。

关于世界杯，贝当古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场小组赛前，佛得角国歌响起那一刻。当时他站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技术区，看向了球场大屏幕。屏幕里，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们列队整齐，他们出生于四个国家，在八个国家的联赛踢球——

“但在那一刻，所有差异都消失了。”贝当古写道，“不可能不去想，为了抵达那里所需要的一切，以及几代人中，所有为这一刻作出贡献的人。”

“这位球员或许能代表国家队”，类似的信息可能是教练组在比赛或数据平台中发现的，也可能来自海内外的足球教练、佛得角队前球员、管理人员、经纪人、球员的家人，或者侨民社区的成员。

贝当古说，理想情况下，佛得角队会在某位球员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关注到他，了解他的经历和证件情况，观察他的水平与竞技状态，再决定是否接触。

接触球员的时机很重要，他们原则上只能代表一个协会参加A级正式赛事。第一次接触如果发生得太晚，球员可能已经与其他足协建立了稳固联系，或者对自己的国际比赛生涯早就做好了决定。

球队出现了位置空缺，临近比赛才与球员联络，这样行不通，因为联络和征召是两回事。在世界杯踢后卫的莫雷拉（Moreira）18、19岁的时候就收到了佛得角国家队的信息，他记得“他们一直给我打电话，还通过亲戚朋友联系我”。只不过当时他是法国青年国家队的一员，还太年轻，难以做出有关未来的决定。

耐心是必要的，球员和球队之间需要经过谨慎的双向选择，贝当古说，与球员建立关系、衡量他们的意愿、观察他们的比赛，都要花时间，球队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球员需求。双方作出决定前，教练组偶尔会遇到电话号码过期，或对方的经纪人变更。

在沟通阶段，通常，教练组只会跟符合佛得角队要求的球员谈谈家庭联系、身份认同、代表一个国家的责任，以及国家队对球员的期待，“最重要的是说真话，不存在一句魔法般的话”。在贝当古的印象中，很多个决定性时刻发生在球员与家人交谈、访问佛得角、关注国家队，或听到其他国脚的经历之后。

2019年，佛得角队给洛佩斯办了一个入队仪式，他要在全队面前唱歌。洛佩斯准备表演英文说唱，“但他们说，不行不行，必须是克里奥尔语歌曲。”吃过午饭他找到了《Dança Mami Creola》，一首节奏轻快、适合跳舞的歌。唱完第一句大家跟着唱起来，他觉得自己唱得不太对，“但大家挺热闹的”，洛佩斯觉得自己很快就融入了新环境。

但佛得角队终究是一支由经历和文化背景各异的球员组成的球队，只要有需要，使用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也是自然的，贝当古告诉《在场外》，“比只说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确保每个人都理解信息。”

教练组非常重视沟通的清晰度。他们做了所有技术团队该做的事，比如了解每个球员的特点、针对对手制定比赛计划、组织定位球。关键在于，他们尽可能简单地，向来自世界各地联赛的球员们传递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确保比赛原则能被迅速理解和吸收。

“建立一支真正的球队需要的远不止沟通，”贝当古说，球员和教练的质量当然很重要，但“国家队的成绩从来不取决于个人能力，它依靠球队里明确的规则、尊重、信任和责任感，需要球员拥有共同工作的意愿和适应能力。球员必须感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具有自身身份的家庭，而不是一个仅仅为了比赛，短暂聚集几天的群体。”

集训期间的共同生活因此凸显出重要性。团队里会有自然的非正式交谈，教练组的任务，是帮助新成员理解团队的文化和规则，了解他的困难，并在问题变大之前解决它们。23岁的佛得角队后卫卡布拉尔告诉《卫报》，自己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夏天，球队休息的时候他们总是一起出去玩，“像家人一样玩乐、跳舞”。

足球是一份激烈、严密的工作，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这项运动给称职的参与者们额外的礼物。

在国家队工作了七年，贝当古意识到佛得角队与海外侨民和社区之间的联系，“远远超出‘是否存在正式观察员’这一点”。世界各地与佛得角、与足球有关的人都有可能分享信息，帮教练组识别潜在球员、核实球员经历——这值得感激，也行之有效，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联系太依赖个人起到的作用。

比如，如果连接起球员和佛得角队的中间人出现得太晚，一位有资格，或许也有意愿代表佛得角队的球员，进入技术团队视线范围内的时候，可能已经对自己的国际比赛生涯做好了规划。

一个依靠规则、流程运转良好的体系，比一个依靠人的体系更健康、有效、长久。麦迪逊为美国宪法辩护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贝当古观察佛得角足球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回顾自己过去51年的经历，贝当古说，“我的人生从来没有沿着一条完全规划好的道路前进。”

他曾迫于生计离开学校，成为一名木匠。2008年，他33岁，拥有一家专营木工和金属机械加工的公司，那一年，稳定的生活让他看到了实现教练梦想的可能性。

贝当古告诉奥林匹克官网，一开始，他和岛上更有经验的教练交流，得到了一些巴西教练分享资料和心得的网站链接，和一本教人“用头脑取胜”的足球训练指南。他是那种家里没有网络就去网吧学习的人，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就回到了学校，从本科读到硕士，主修体育科学、运动训练和应用于体育的神经科学，在葡萄牙毕业。

执教地区球队的经历让贝当古攒出了一些名气，当地媒体形容他的时候，会写“一位很钻研足球的研究型教练”。到了2020年，贝当古“多年的学习、工作和奉献得到确认”，佛得角国家队新上任的主教练布比斯塔发来邀请，贝当古成了他的助理教练，负责那些与球队运转高度相关、但很少被公众看见的工作。

他把过往的经历纹在左臂上，从下往上看，先是戴着口罩做工的自己，学士帽和摊开的书通向一个足球，提醒他工作、学习、坚持和谦逊的价值，以及“我们从哪里开始，不必然决定我们能到达哪里。”

这句话在佛得角教练安东内斯（Lúcio Antunes）和卡多索（Felisberto Cardoso）身上同样适用。执教地区球队的时候，他们一个是航空管制员，一个在大学里教地理。后来，安东内斯带领佛得角队首次打进了非洲杯决赛圈，他的继任者正是卡多索。

2016年圣地亚哥北区裁判集体罢工的时候，大卫-马钦（David Machín）也在场。裁判被拖欠了薪水，马钦是第一位以职业球员身份在佛得角踢球的西班牙人。当时他效力于布拉瓦体育俱乐部，“合同很体面”。俱乐部高层大多住在波士顿，更衣室里除了马钦，还有四名来自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外援。

“布拉瓦体育的球员都有工资，”马钦告诉《阿斯报》，“但你和联赛里其他俱乐部的球员聊天，有人会告诉你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样的情况今天仍然存在。“因此，如果要描述整个足球圈的现实，我认为负责任的做法不是给出收入的数字——现实是非常多样的，”贝当古总结道，“只能说，我们的薪酬与职业足球环境中的水平相距甚远。”

薪酬水平只是佛得角足球“不够职业”的结果，而非原因。“关键是要创造可持续、有结构、全国一体化的，人才识别和跟进体系，减少地理分散、流程不连续以及过度依赖非正式关系造成的影响。”在贝当古的描述里，这个体系需要建立在规律比赛、共享观察标准、球员登记与跟踪、青年与成年国家队衔接、教练持续培训，以及俱乐部、地区协会和足协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