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活了九十三。他走的那年，是1998年。

那一年，华北的雨下得邪性。我们村在漳河边上，河水涨起来，像一头从笼子里放出来的猛兽。我爷躺在东屋的土炕上，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眼睛望着窗外，雨点砸在青瓦上，噼里啪啦，像炒豆子。我爹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说：“爹，您放心。今年的水，咱家地还能收。”我爷喉咙里“嗬嗬”响了两声，眼角流下一滴泪，就走了。那年，他才九十三。村里人都说，周老爷子是让那场大雨给带走的。他一辈子，活在了水里。

我爷这辈子，最怕水，也最会治水。他年轻时候，是公社里的河道队长。每年夏天，带着一帮壮劳力，在大堤上守。他常说：“华北这地方，十年九涝。你种下七分地，能收三分，就是好年景。”我小时候，跟着他去地里。沟里、渠里，全是水。庄稼泡得发黄，像害了病的人。我爷蹲在地头，抽着旱烟，说：“水退了，再补一茬晚稻。”他眼里有愁，但没有绝望。那代人，是泡在水里，也淹不死的。

到了我爹这一辈，水突然就少了。

我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村子东头的那条河，水越来越浅。到后来，只剩下一线细流，像老人手里即将咽气的脉搏。我爹那时候已经接了我爷的班，在生产队里管机井。他说：“天不下雨，井也越打越深。前些年打三十米，水能窜出来。现在打六十米，还带泥沙。”他开始带着人，四处找水。村里的老人说，华北这是要旱了。可谁也不信。他们说，华北咋能旱？华北年年发大水。水漫金山都不稀奇。

可天就是不下雨。

有一年，从春到秋，雨星子没掉几滴。地裂开了口子，像一张张干渴的嘴。我娘去井边打水，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那水打上来，黄得像泥汤。我爹说：“再不下雨，秋庄稼就全完了。”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天是蓝的，一丝云也没有。太阳白花花地照下来，晒得人头皮发麻。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爹在堂屋里，给我爷的牌位磕头。他说：“爹，您在的时候，天天带我们防大水。现在，我们得求雨了。”我躲在门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那个曾经在泥水里打滚的男人，第一次露出了无助。

那一旱，就是二十多年。

华北的天，变了。从年年防涝，变成了年年抗旱。河干了，井枯了。我们村的地，从水稻改种玉米，从玉米改种棉花，最后只能种些耐旱的小杂粮。我爹老了，可他还是天天去地里看。地是黄的，苗是蔫的。他蹲在地头，像一尊干瘦的雕塑。我劝他：“爹，别看了。看了更上火。”他说：“我不看，这心里更没底。”有一年夏天，村里组织人工增雨。炮筒架在山坡上，“轰”的一声，把催化剂打上天。全村人站在地里，仰头等着。等了一下午，天上飘来几片灰云，像是要下，可风一吹，又散了。我爹回到家，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你爷爷一辈子没求过天。你爹我，求了。可天不认咱。”

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那几年，村里年轻人都走了。南下打工。我本来也想走。可我爹不让。他说：“地不能没人管。都走了，咱家的地就真荒了。”我留下来了。可我也知道，守着那几亩旱地，守不出个所以然。我爹最后那几年，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天天去地里了。他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望着天。天还是那样，蓝得让人绝望。他说：“我年轻时候，你爷说，华北不会旱。我不信。现在，我信了。这地方，旱起来，比涝起来还狠。”

三年前的夏天，我爹走了。走的时候，天又下雨了。那雨不大，却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我跪在灵前，听着外面的雨声，心里说不清是悲是喜。我忽然想，这雨，要是早来几十年，我爹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苦了？

可天的事，谁说得清呢。

我爹走了以后，我把家里的地，种上了更耐旱的谷子。我不再去想收成。反正，种一亩，赔一亩。权当是替我爹，守着这块地。可去年，事情又变了。

去年，华北的雨，下得让人害怕。从七月份开始，一场接一场。我活了五十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天像漏了底，往下倒水。村子南边那条干了几十年的河，突然有了水。水涨得特别快。头天晚上，我还在河滩上走，看见水刚没过脚面。第二天一早，水就漫上了大堤。那水声，像闷雷，从上游滚下来。我站在堤上，双腿发软。我想起了我爷。想起了98年。想起了那些年发大水的日子。可这一次，没有我爷那样的人，带着人上堤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掏出手机，在村群里喊。可响应的人，寥寥无几。年轻人们都在城里，谁肯回来扛沙袋？

那天晚上，水进了村。我家的院子，成了一片汪洋。我站在屋顶上，看着黑沉沉的水面。水面上漂着树枝、家具，还有谁家的鸡。我给城里的儿子打电话。儿子说：“爸，你赶紧撤。别管那些东西了。命要紧！”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可我看着那水，看着被水淹没的庄稼地，心里像被人掏空了一样。我爹那几年，求一滴雨而不得。现在，雨来了，像要把这几十年的债，一次性还清。可这还的，是要命的债。

水退了以后，地里的谷子全倒了。淤泥积了半尺厚。我收拾了三天，才把院子清出来。村里人都唉声叹气。老人们说：“这年头，涝也涝死，旱也旱死。还能不能给人留条活路？”

我站在地头，看着那片被水毁掉的谷子地。忽然想起了我爷。想起他在大堤上奔跑的背影。想起我爹。想起他蹲在地头，望天的样子。这爷孙三代，活在不同的天里。一个活在水里，一个活在旱里，我活在这旱涝疯狂反转的日子里。他们那时候，至少知道，明年会来什么。我爷知道，明年有水。我爹知道，明年会旱。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明年，是天降大雨，还是滴雨不下。

今年开春，我把地翻了。我不种谷子了。我种了几十棵果树。果树根深，耐旱也耐涝。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好选择。但我得试试。日子还得过。地还得种。这是庄稼人的命。也是华北的命。

前些天，我又去河滩上走。河里的水，又下去了。水线退下去的地方，长满了草。几只白鹭在水边觅食。我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土是湿的，带着河腥味。我爹要是还在，看见这湿土，该多高兴。可他看不见了。我也只能替他，多看看。

有时候，我会梦见他。梦见他站在河堤上，指着远处，说：“来水了。快！”我惊醒，才发现，外头又下雨了。雨点打在窗户上，像敲鼓。

我披上衣服，站在门口，望着黑漆漆的夜。我不知道这雨，下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华北的天，真的变了。而我们这些活在这片地上的人，只能跟着变。像那河里的水，时涨时落。像那地里的苗，时绿时黄。

我爷他们那代人，把自己活成了堤。我爹那代人，把自己活成了井。到了我这一代，我不知道该活成什么。也许，活成一颗树吧。把根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风来了，不倒。雨来了，不跑。旱来了，就多吸一口地下的水。涝来了，就多抓一把脚下的泥。

华北的天，还在变。可只要人还在，日子就还在。我信这个。我得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