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宋史》《辽史》《金史》，西夏作为与三朝并立的地方政权，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官修正史。蒙古攻灭西夏之后，大量宫廷档案、本国记录遭到损毁，元代修撰史书，仅仅把西夏附在列传之中，篇幅十分有限。
很长一段时间里，后人了解西夏，只能依靠中原王朝的侧面记述。直到黑水城遗址被发现，大批西夏文文书、佛经、契约出土，加上贺兰山脚下西夏帝陵的考古发掘，这个存续近两百年的王朝，才慢慢从碎片化的文字与地下遗存之中重新浮现。
一个曾经拥兵数十万，雄霸西北的政权，为什么亡国之后，连本朝完整的史书都没能留存下来。
西夏由党项李元昊正式立国。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建立大夏，宋人习惯称之为西夏。疆域囊括今天宁夏全部、甘肃大部，以及内蒙古、陕西的部分区域，扼守河西走廊，控制丝绸之路的东段要道。
为确立自身的文化标识，李元昊下令创制西夏文字，推行本族服饰与礼仪制度。但党项本身长期受唐、宋文化浸染，立国之后依旧大量借鉴中原的官僚体系、礼乐制度，形成一套杂糅游牧与农耕的统治模式。《宋史·夏国传》记录了西夏对外战争、朝贡往来的大事，却很少涉及西夏内部社会、基层民生的细节。
蒙古崛起之后，西夏多次与蒙古作战，反复叛附。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过程中身受重伤，1227年西夏投降，都城兴庆府遭到破坏。
目前学界认为，西夏文书典籍大量散佚，来自多重因素。战争焚毁是直接原因，蒙古军队攻破城池，宫廷藏书、官方档案遭遇损毁；元代修史，以宋、辽、金为正统，没有为西夏单独修撰国史。双重影响之下，西夏本国一手文献，在中原地区迅速淡出。
如果只依靠中原文献，西夏的历史始终是模糊的，黑水城出土文物，填补了这块巨大空白。
黑水城出土数量庞大的西夏文写本与刻本，包含佛经、法律条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民间借贷契约、识字课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借助这些实物，现代人才能读懂西夏的法律制度、民间经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文书之中可以看到，西夏境内党项、汉、吐蕃各族混居，民间借贷频繁，普通农户时常受饥荒、兵役困扰。
贺兰山以东的西夏王陵，又是另一处关键物证。整片陵区分布九座帝王陵与大量陪葬墓，地面残存土筑封土，过去被民间俗称为“东方金字塔”。考古勘探证实，陵园布局参考唐宋帝陵制度，同时加入党项民族自身的习俗。出土的石雕、建筑构件、残碑碎片，上面同时刻有西夏文与汉字。
部分研究者推测，西夏王陵在西夏灭亡之后，遭到人为的破坏，不只是盗墓，还存在有意识的毁陵行为，这一说法尚存在争议。现存的残碑大多破碎，完整碑文极少，进一步加大了复原西夏上层历史的难度。
立国近二百年，西夏并不是一个单纯崇尚武力的政权。
统治阶层推崇佛教，境内广建寺院，大规模翻译佛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数量巨大，可以印证举国崇佛的社会风气。西夏境内既发展绿洲农耕，也保留传统畜牧，依靠河西丝路开展贸易。和北宋之间时战时和，除战场交锋之外，榷场贸易一直没有完全中断，茶叶、丝绸、马匹、药材在两边民间流通。
但西夏始终有着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国土多荒漠戈壁，可耕土地有限，人口基数不大，却要长期维持庞大军备。沉重的兵役赋税不断压在底层民众身上，内部部族矛盾也时常爆发。后期朝堂内乱频出，皇权衰落，进一步加速政权走向衰败。
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西夏被蒙古消灭之后，党项人就此彻底消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西夏灭亡，党项贵族阶层遭受重创，但大量普通民众散落在西北各地。一部分被蒙古编入军队，迁往其他地区；一部分留在河西、宁夏故土，和汉、蒙古、吐蕃各族慢慢融合。只是作为独立族群的党项，不再拥有政权载体，文字、风俗逐步被同化。
现存能够解读的西夏文献，大多出自寺院遗存，官方档案留存很少。我们能看到律法条文、民间契约、佛经故事，可西夏历代帝王的起居注、朝堂实录，几乎全部遗失。
这就造成一个很现实的局面：关于西夏的大事年表可以梳理清楚，但是很多宫廷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心迹，基层社会更多细微的面貌，依旧材料不足。
中原史书站在外部视角记录西夏，多写战争、使节往来；出土文书更多反映民间与宗教，上层宫廷历史反而缺失。文献与考古可以互相印证一部分史实，但两者之间依旧留有大片空白。
曾经雄踞西北的西夏，没有被时间自然遗忘，更多是在战火与王朝更迭中，被一层层抹去记录。如果没有黑水城文书，没有贺兰山的残陵碎碑，这个王朝或许只会留在宋代史书简短的文字夹缝之中。
未来能否有新的出土材料，补足西夏官方历史的缺失，现在还很难判断。
#历史##爆料##头条##考古##西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