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近日向路透社确认,一辆从中国杭州装船运抵洛杉矶港口的林肯航海家,进入美国国境时需缴纳相当于车价百分之五十二点五的关税。福特因此决定,自二〇三〇年起把在华生产的林肯车型陆续迁回美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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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通用汽车已于年初宣布,将于二〇二八年把别克昂科威从中国搬回美国生产。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与法利同席接受采访时公开表态,希望更多美国车企效仿这一做法。

这些动向背后,是关税政策与供应链重构的深层博弈。宏观经济分析师林恩·奥尔登近期在货币观察节目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其观点为理解眼下的局势提供了一把钥匙。

奥尔登指出,贸易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议题,其影响会渗透到政治决策与市场变化的方方面面。她长期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拥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贸易逆差,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运作的必然结果。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被大多数国家以各种方式使用:或作为储备资产持有,或用作跨境融资货币,或作为其他货币的主要交易对手,大量国际合约也以美元计价。因此,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极为庞大,尤其是融资和偿债所形成的硬性需求,几乎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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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支撑力造成的结果是:许多利润较薄的产品,即便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美国本土生产也难言划算。美国制造业环境相对困难,正是进口规模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每年美国都在向外输出美元供各国作为储备货币使用。

针对关税对市场的影响,奥尔登分析称,问题在于时间错位:关税的负面效应立竿见影,而结构性改革却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显现成效。将制造业迁回美国首先要解决厂房问题,新建生产设施要么配备全自动化设备,要么需要熟练工人操作。

此外,能源问题常被忽视——即便完全依靠机械化生产,能源供应也不可或缺,尤其是钢铁等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对能源需求巨大。

因此,必须重新规划能源资产、新建工厂、培养专业人才,并重构整个供应链,这是一项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涉及数万亿美元的产业重塑。

中小企业面对进口商品成本骤增,无法立即涨价,利润空间被显著压缩,且短期内难以转产,因为美国本土并无现成的大规模产能。关于美股中重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美国企业,奥尔登指出,尽管缺乏精确数据,但实际情况可能比市场预期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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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美国组装的整车企业,其关键零部件仍大量来自中国。软件公司受影响相对较小,但凡涉及实体产品的企业,即便最终组装地在其他国家,也很难完全脱离中国零部件。

此外,即便与中国市场无直接业务往来的公司,也会因整体经济增速放缓、消费能力下降而受到间接冲击。

关于企业应对关税的方式,奥尔登预计初期多数企业将采取观望态度——连三个月后的关税政策都难以确定,尤其是中小企业更不愿为可能随时变动的政策做出重大决策。

若企业逐渐认为高关税将长期存在,供应链才会缓慢调整,部分工厂将迁往美国或其他国家,但调整成本终将转化为商品涨价或经济增长放缓。大幅提升美国钢铁产能需要巨大的能源消耗,造船等重工业则高度依赖熟练技工,机器人可替代的部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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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基地迁移,最保守估计也需数年时间。关于中国市场,奥尔登指出,中国每年对美出口虽有数千亿美元,但在其上万亿美元的年度出口总量中占比并不算大。

中国用约四年时间在汽车出口领域先后超越德国和日本,其出口数据在产业链配套完善、品质标准提升后呈直线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当前正经历财政调整和房地产行业下行,工业出口成为重要的稳定器。

新关税确实会对部分中国企业的销量和利润造成冲击,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也将分担这一成本。中国完全可以将商品销往其他市场,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广泛拓展贸易伙伴的合理逻辑。

关于美元霸权的未来,奥尔登的基本判断是,未来数十年世界将进入多极化格局。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经济价值分布更加分散,地缘政治与军事力量也趋于多极,货币格局自然随之多元化。

若美国贸易赤字确实缩小,意味着流向全球的美元减少,长期看对美元的需求将下降。这一调整过程可能艰难,甚至可能引发市场抛售,但会促使其他国家逐步转向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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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世界将更加多元化,对中立储备资产的需求将增加,这对美国整体未必是坏事,只是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可能承压。回到福特的这次搬迁,其账本并不复杂。

二〇二五年整年,关税一项就吞噬福特约三十亿美元毛利,即便通过各种回收动作找补,净损失仍高达二十亿美元左右。真正让福特下定决心的是关税背后的另一堵墙——美国商务部推行的所谓联网汽车规则,把中国来源的相关软件和硬件都圈了进去,成为绕不开的门槛。

软件限制从二〇二七车型年生效,硬件限制从二〇三〇车型年落地,这意味着航海家再怎么变通,二〇三〇年以后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搬迁成为唯一出路。

福特手上有现成的产能基础,林肯领航员大型车一直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工厂生产,飞行家中大型车放在芝加哥装配厂,航海家腾挪回来最为省事。

一年三四万辆的销量,在美国重开产线摊到单车成本必然不便宜,但比起被市场彻底拒之门外,福特也只能咬牙认下这笔多花的账。对中国而言,一年三万多辆放在两千多万辆的乘用车大盘里连零头都算不上,杭州长安福特工厂的蒙迪欧、锐界等主销车型仍将继续生产。

真正值得留意的是全球汽车业的产能地图正在被重新划分,以往跨国车企布局只看哪里造最划算,如今还得回答一个新问题:这辆车最终卖给谁。

供应链被政策拆成一块一块,未来同一款车在不同市场可能出自不同工厂,甚至采用不同的零部件与不同的软件版本,全球化模式正被撕开一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