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档案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中，有130余封书信，写于1944年7月至1945年10月，记录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抗战烽火中悄然萌发、于患难之间开花结果的爱情，更见证了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岁月中，青年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历程。
2026年8月23日 星期天夜光杯 上海珍档版面
“希望你沿路给我好新闻”
钱林保于1917年出生在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九岁丧父，读到初三，即因家贫辍学进烟杂店当学徒，1938年春赴香港，在挪威海员教会工作。工作之余，钱林保不断拓展自身学识，自修文学、英语及艺术，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日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训练班。在此期间，他得以向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漫画界泰斗学习，立志以漫画为武器，揭露国内投降派与汉奸卖国贼的丑陋面目，打击世界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同时，积极参与进步刊物的相关工作。
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几经辗转，于1943年流浪至广西桂林。1944年春，他考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南干训团，担任翻译官，为远赴缅印地区协同作战做准备。
钱林保在桂林期间，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正欲前往重庆投亲、途经此地的高芳仪。几人数次相约同游，彼此虽相处愉快，但钱、高二人却并未萌生爱意。钱林保以为高芳仪出身望族、性格高傲，不愿回应自己的邀约，便不再强求。
然而钱林保并不知晓，高芳仪尚在襁褓中便被杭州望族高家收养。自上海新本女中毕业后，她曾入读沪江大学，一学期后，便因战火蔓延，于1943年辍学离沪，一路经浙江、江西、湖南辗转至桂林，谋事求职。此时的她独在异乡、寄人篱下，心情郁结，对个人感情之事更是兴致寥寥。两人缘分，尚未成熟。
1944年6月，长沙沦陷，日军沿湘桂线南下进逼。钱林保随部队从桂林向昆明撤离，沿途所见皆是仓皇逃难的百姓。铁路调度一片混乱，车站内人头攒动、行李堆积如山，拥挤得水泄不通。列车行至一个名叫六甲的小站时，因车头调度陷入停滞，他只得下车在站台附近踱步休息。谁知就在此时，他意外地与高芳仪重逢。
此时的高芳仪正随友人搭乘一列火车前往重庆，而这辆车已在六甲站滞留四日，迟迟没有发车的迹象。她睡在车厢里一只装满皮鞋的木箱上，途中上下车时还不慎跌伤了一只脚，脚踝肿胀，神情疲惫，处境颇为狼狈。
1945年3月25日钱林保写给高芳仪的信
再次相见，钱林保保持着作为朋友应有的绅士风度，设法联络安排，让高芳仪与友人搭上他们一行的货车，一路上时开时停，他们在车中过了两夜，直至黔桂铁路的终点站——独山。至此，双方各自转乘他车，就此分道扬镳。
钱林保等人抵达昆明后，被转入专门管理和调配翻译官的机构“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在等候调配期间，他抽空向高芳仪试投一信，寥寥数十字，告知她自己已抵达昆明，目前正在待命。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竟收到了回音。高芳仪在信中告诉他，自己也已到达重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原先的跛脚已渐渐好转，只是尚未找到工作，暂时借住亲戚家中。
高芳仪在信中向钱林保吐露心声：“这次在六甲不期然地能遇到你，也是出我意料，那时我那种狼狈不堪的怪样子，又加上一只臃肿的跛足，而你却仍是和在桂林一样有礼貌地对待我。”“先生，你这次给我的印象较你在桂林请我看戏上馆子的时候深刻些，希望你沿路给我好新闻。”
“我愿意进一步地认识你”
1944年9月，钱林保被编入中国远征军装甲部队战车营保养连，随即调往印度。在军旅闲暇时，他与高芳仪用纸笔传情，书信成为他们之间更为直白而坦诚的交流方式。
芳仪在信中真挚地写道：“你不知道你第一封信给我的印象是多么好，虽然是寥寥数句，但那清秀的毛笔字，写在古色古香的漂亮信笺上，给人一种‘深静’的好感。”她坦言，“我愿意进一步地认识你”。
两人在书信中畅谈电影、诗词与音乐，交流对文化、历史的种种见解。这一封封信笺，既蕴含着古典的含蓄，又涌动着热切的情怀。林保会在信中小心翼翼附上“唐梅二叶、宋柏一片”，也常在信末工整抄录喜爱的诗词与芳仪共赏，更曾在月色甚佳的夜晚，披衣而起，提笔勾勒帐篷画，将画笺随信寄去远方。而芳仪亦会偶尔附上自己的照片，手抄曲谱，寄出国内的进步书籍报刊与邹韬奋的文章。她曾在信中诚恳勉励林保：“我的意思希望我国的翻译官不要因为暂时有一枝栖，便把什么都忘记了，有暇只知饮茶看电影，不再求进步。”
抗战期间的远征军翻译官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等地对日作战时，承担语言沟通、情报翻译、联络协调等任务的关键人员，是连接中外军队的“桥梁”。林保言辞间所流露的胸怀与气节，更让芳仪为之倾心，敬意渐深。他们开始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身世经历，细细剖白心迹。芳仪读到林保年少失怙、早早肩负生计的艰辛往事，不禁心生怜惜；而林保也终于放下最初认为芳仪是可望不可攀的“高贵小姐”的顾虑，真正理解了她孤寂的心境。
两人也时刻关注着抗战局势和国家命运，林保在信中提及在军营中观看的抗战纪录片《中国之抗战（The Battle of China）》，感慨道：“从九一八之变，到七七抗战的开始，一直到几次的长沙大会战、重庆大轰炸等。我看到上海被炸的惨状，和南京撤退后成千成万的老百姓西移的景况，扶老携幼，骨肉流离，不禁为之心酸落泪。我们不也是这千千万万中之一吧！”
1946年春 钱林保与高芳仪
此时即将前往印度战场、前途未卜的钱林保，不敢向芳仪轻许诺言：“这一次派出去，也不知到哪一个前线，也不知什么时候战死，更不配对你说什么话，所以我在这里，把我要说的话说了，请你万分原谅……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得写信给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总不会忘记你燕子的歌声，如果没有，你知道它成仁了，那就把它忘了吧！”
但他又难掩对芳仪日笃弥深的情愫：“你在重庆，我在印度，也不知几时相见，也许两个月后我调到缅北去，从密支那向曼德勒推进，那时只要橄榄核一样大的一颗东西或是半寸长的一条铁片，就可以了结一切。那时你也可以把我忘了，再也不必纪念我，这是可能的事，不是故意吓人。但是，如果我不死，我能够生还祖国，那时第一个要找寻的是您。”
当时芳仪亦已对林保心生爱意，收到这样的来信，字里行间不禁流露出惊惶与忧伤：“林保，请不要讲那种失意的话，使我难过，但我知道那亦决不是吓人的话，无论怎样，希望它是空话而已，这亦是我心事之一。告诉你我承认自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当我爱上一个人之后，当然希望所爱之人能够平安，即使是朋友，亦要他幸运。你不能讲得那么容易：‘就忘了他吧！’”
“这一切是为了战争为了爱”
书信传情之妙，恰在于将不可见的相思，化为可触的凭寄，让时空的裂隙中生出连理枝蔓。两个在烽火家国中各自漂泊的年轻人，在乱世颠沛之中藉书信往来逾年，感情日渐深浓，终至朝暮相思、心神相契。
芳仪将林保所赠的唐梅宋柏悉心珍藏，又把他在桂林相赠的《歌者之歌》置于枕畔，时时翻看，学着吟唱他教她的那首《燕子》歌。而林保则在军营中，将芳仪的来信一一整理，带着它们远赴印缅战场，时常取出重温。
芳仪感动于林保带来的温暖慰藉：“林保，我这一生中只有你是最懂得我，最了解我，真真爱我的。你以你的慧眼看到我的心里，我的心灵怎能不交给你。”而芳仪也已成为林保心中最深的寄托：“半夜里乱梦中醒来，枕头边一滩湿，这是常事。那时母亲刚新死一年，拖了一身债，又遭逢战乱，又抛弃了祖母和许多可敬爱的亲友，自个儿跑到举目无亲的香港，怎么不伤心呢？但是现在我的眼泪已经干枯了，暂时也不哭了，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倒在你怀里好好地痛哭一场，以后就永不再哭了。”
香港《华侨日报》1945年12月25日刊登钱林保、高芳仪婚讯
战争带来的漫长分离与辗转煎熬，两人不得不默默承受。在信中，林保总是温柔地安抚芳仪。随着战事的推进，回国之日似已可期，思念便如洪水再难抵挡：“尤其在这个时代，遭遇着没世以来最残酷的战争。青年男女，生在这个时代里，更不得不忍受各样的苦痛，来换取自己将来和下一代的幸福。不是战争，我们不会那样巧地认识，不是战争，也不须要忍受目前的苦痛。这一切是为了战争，这一切是为了爱。”
“万里归来，烽火余生，因以尺素，表此寸心”
终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抗战迎来胜利。同年冬天，钱林保与高芳仪相伴南下香港，在沙田道风山举行婚礼。这一对历经烽火离散、坎坷相伴的恋人，在战争岁月中以笔寄情、以心相守，最终如愿以偿，完成了从战火情书到圣坛誓言的动人旅程。
1946年春天，林保芳仪共同回到上海，并于当年生下他们的独子钱天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林保长期供职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夫妇二人曾共同加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新中国和上海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这130余封书信，陪伴他们全家走过诸多磨难坎坷的岁月，是他们心灵的慰藉。在钱林保、高芳仪去世后，又成为钱天华追寻父母往事、重温旧日时光的珍贵线索。
1952年，钱林保、高芳仪、钱天华摄于上海襄阳公园
去年8月5日，钱天华将这些书信原件郑重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历经八十余载岁月，这些书信躲过多重劫难，至今仍保存完好，它们不仅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苦难，镌刻了一代青年与国家共命运的情怀，更见证了一段跨越时空、历久弥坚的爱情。千般往事，万种深情，如今皆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永久留存于城市记忆宝库之中。
编辑：王瑜明
约稿编辑：王瑜明
责任编辑：华心怡
图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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