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1年，蒙古大军第一次踏入高丽国境，带头的是速不台麾下的大将撒礼塔。
这支军队刚刚横扫了金国的大半江山，士气正旺。
高丽王廷措手不及，龟缩进首都开京，派使者出去谈，送了大批贡品，算是勉强把这一波挡过去了。
撒礼塔撤军的时候，留下了七十二名达鲁花赤蒙古语里叫镇守者，实际上是监视官。
按蒙古的惯例，这叫控制，不叫入侵。
高丽人不这么看。
1232年，高丽朝廷做了一个让整个东亚都目瞪口呆的决定：把都城从开京迁到江华岛。
不是往南逃，不是投降，是钻进了蒙古骑兵唯一的软肋海峡。
蒙古铁骑在陆地上无可匹敌，但那片窄窄的水道，却让他们束手无策了整整二十八年。
迁都江华岛的决策出自一个叫崔瑀的人，他不是高丽国王，是把持朝政的权臣。
当时的国王高宗名义上还在位，但军政大权早已经被崔氏家族掌控了三十多年。
崔瑀精打细算：蒙古人打不了水战，江华岛离开京不过二十里水路，平时还能遥控国内事务，打起来可以据险自守。
这个判断，在接下来的战争里被反复验证了一半蒙古人确实无法强渡江华海峡，但高丽本土百姓却为此付出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代价。
撒礼塔当年撤兵之后，留下的七十二名达鲁花赤，一个也没有善终。
高丽地方官员和僧侣联合起来，把这些监视官陆陆续续杀掉了。
消息传到蒙古大汗窝阔台那里，这是足以发兵的理由。
1232年秋，撒礼塔率军卷土重来。
这一次蒙古军队没有留什么情面，北方州郡横遭烧杀，安州、龟州、北界一带成了废墟。
但打到江华岛海峡边上，大军停住了。
就在这场征讨里，撒礼塔本人死在了处仁城外。
行凶者不是高丽正规军，是一个叫金允侯的僧兵将领，带着一支临时组建的僧兵队伍，用一支箭射杀了蒙古的前锋主将。
撒礼塔一死，这支蒙古军队随即撤退。
这个细节在后来的朝鲜史书里被反复引用用来说明高丽的抵抗精神。
但有一件事史书里说得不那么清楚：处仁城在今天的京畿道龙仁一带，那时候是个小城。
一支骑兵主力能在小城外被阻住，说明蒙古这次出兵本就没有全力，更像是一次惩戒性扫荡。
真正的压力，是从窝阔台继续派兵之后才开始的。
1235年，蒙古发动第三次远征，这一次在高丽境内驻扎了整整四年。
四年里，全罗道、庆尚道被反复劫掠，俘虏的人口数字有多个版本，但《高丽史》里有一条记录值得注意：庆尚道一地，被掳北上的人超过二十万。
这个数字放到今天，等于把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整体搬走。
高丽王廷在江华岛上做了什么？
修佛塔，刻经文。
那批《高丽大藏经》，就是在这段最惨烈的岁月里雕刻完成的。
八万多块经版，每一块都要经过严格校对，历时十六年，1251年完工。
这是人类雕版印刷史上规模最大的佛经刻版工程之一，今天保存在韩国海印寺，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
祈佛能不能退兵，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答案。
但在当时的语境里，王廷真正的意图也许不只是祈祷文化存续本身就是一种表态：高丽还在，高丽的文明还在。
蒙古人每隔几年就来打一次，1247年第四次，1253年第五次，1254年第六次。
次数多了，有些规律开始浮现。
每一次来，提的核心要求都是同一个：迁都回开京，国王亲自出岛来降。
只要做到这两条，蒙古可以退兵。
高丽王廷每次都答应谈，谈完拖着不执行，等蒙古军队再来，再答应，再拖。
这套拖延术能反复用，有一个前提：蒙古在别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窝阔台死了，贵由继位，贵由短命，蒙哥再继位。
每一次大汗更迭，蒙古帝国内部都要经历一轮权力重组，对高丽的注意力就会分散一段时间。
高丽王廷摸清了这个节奏，每逢大汗换人，立刻加大拖延力度。
问题是，这套策略本质上是在消耗高丽自己的百姓。
岛上的王公贵族不出去，承受蒙古铁蹄踩踏的是内陆平原的普通人。
到1254年第六次入侵时，高丽北部已经千里无人烟，南部也残破不堪。
那一年，主帅车罗大深入全国腹地，留下的破坏记录在《高丽史》里有一句话：所过山野，无不残破。
这个说法当然有文学化的成分，但对应的是另一个可查数据：1253年至1259年间，高丽被俘或杀害的平民，元代文献里给出的数字是超过二十万六千人。
高丽的抵抗，在1258年出现了一个内部断裂点。
掌权了将近六十年的崔氏政权，到崔竩这一代，被反对派武臣联合起来推翻了。
新掌权的人叫金俊，他对继续打下去没有兴趣，支持与蒙古议和。
1259年，太子王禃亲自出岛，前往蒙古大汗蒙哥的行营请降。
走到半路上，消息传来：蒙哥在四川合州城下死了。
王禃没有原路返回，继续走到了忽必烈的营地。
这是个关键选择当时蒙古帝国正在进行继承权争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在拉拢外部势力。
王禃这一步走对了，忽必烈得到了高丽主动来降的政治资本，王禃回国继位，是为高丽元宗。
高丽正式成为蒙古的附庸，二十八年的战争，以这样一个方式收场。
但臣服这个词，在这段历史里需要非常具体地理解，不能只当一个模糊的定性。
忽必烈对高丽采取了一套与其他征服地区不同的管理方式。
高丽国王保留，王位继承照旧，高丽的行政体系基本完整保留。
不设行省，不直接派总督统治，这与被彻底并入版图的金国领土截然不同。
条件是：高丽王子必须去元大都当质子，高丽国王的正妻必须是蒙古皇族女子，每年定期向元朝进贡，征兵的时候必须配合出兵。
质子制度在这里有个细节值得停一下：去大都的高丽王子，住的是专门的馆舍，接受蒙古贵族式的教育，学蒙古话，骑马射箭。
他们在大都成长，娶蒙古妻子，等父亲死了再回国继位。
有几位高丽国王，在高丽本土生活的时间，比在大都少。
这意味着，高丽的王权传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在元朝帝都完成的。
1270年，高丽政府终于迁回开京，完成了忽必烈最初的要求。
但迁都这件事，在高丽内部引发了一场武装叛乱。
三别抄，是高丽王廷直属的精锐武装，一支特殊的军事组织，由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组成，共约数千人。
当迁都消息传来，他们拒绝接受投降的事实，推举了另一位王族成员为新国王，退守珍岛，扛起了继续抗蒙的旗帜。
这是高丽历史上一段经常被忽略的插曲，但细看很有意思。
三别抄坚持了整整三年：先守珍岛，被元丽联军攻破后，退到耽罗岛，也就是今天的济州岛。
1273年，元朝水军与高丽官军联手进攻，三别抄最终覆灭。
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战死于耽罗。
这场抵抗的性质，后来的韩国历史学界争论颇多：有人认为这是民族抵抗运动的延续，有人认为这只是武人集团拒绝失去权力的政治行为。
两种解读放在一起，其实并不矛盾。
三别抄灭了之后，元朝在耽罗设置了耽罗总管府，直接管辖，养了一批马匹，这里成了元朝的马场。
高丽本土依然保留着原有的王朝结构，但耽罗单独切出去了，这一点常常被后来的叙述省略掉。
忽必烈对高丽的最大索取，不在贡品，在兵力。
1274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东征日本，高丽都是主要的后勤基地和兵员来源。
第一次东征，高丽出兵八千、水手七千，征调船只九百艘，全由高丽国内承担建造。
第二次，规模更大，高丽出兵一万，船只九百余艘。
这两次东征都以失败告终，台风摧毁了蒙古水师，日本人称之为神风。
但失败的代价，高丽和南宋降军承担的更多据《元史》记载，两次东征的总损失超过十三万人。
高丽和元朝的关系，维持了将近一百年，到元朝崩溃为止。
这段关系里有一个很少被提起的现象：高丽女性。
元朝要求高丽定期进贡女子，供宫廷使用或赐给蒙古贵族。
这叫贡女，从1275年开始成为制度，持续了将近百年。
被征选的多是十来岁的女孩，出身平民或低级官宦家庭，一旦被选中，家人就此分离，很多人终身未能回国。
规模方面，各时期数目不等，总数难以精确统计，但高丽朝廷专门设立了结婚都监这个机构来管理这件事，说明规模不小、持续时间够长，才需要专设机构应对。
高丽男性因此出现了一股早婚风气，女儿一旦定亲，官府就不能再征选，于是七八岁的女孩被匆忙许配出去，这个现象记录在《高丽史》的多个条目里。
在所有被送去元朝的高丽女子中，有一个人的命运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奇氏，出身低微，作为贡女入宫之后，受到元顺帝宠爱，1337年被册立为第二皇后，儿子后来继承了元朝皇位，是为元昭宗。
这是一个高丽女子在蒙古帝国权力顶端留下的名字，但她能代表的，只有她自己。
1356年，高丽恭愍王登基后推行改革，驱逐蒙古势力，废除了元朝在高丽设置的各种机构，收复了被元朝划走的北方领土。
这一年，元朝本身已经在中原腹地焦头烂额，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正在快速扩张，再过十二年，元朝就会被赶出大都。
高丽的去蒙古化，正好赶上了元朝的衰亡周期。
恭愍王的改革里，有一条是清查附元派官员，这些人在漫长的附庸岁月里积累了财富和特权，恭愍王要把他们清洗掉。
这场清洗的执行者之一，是后来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名字的一个人李成桂。
他后来建立的那个政权，叫朝鲜。
整个高丽与蒙元的关系，从1231年第一次入侵到1356年开始摆脱控制，横跨了125年。
中间经历了七次大规模军事入侵，一个政权的迁都与回迁，一场持续三年的内部抵抗运动，两次横渡东海的远征，以及一百年间持续不断的贡女、贡物和兵役。
在这段历史里，抵抗和臣服不是两个对立的选项，而是同时并存的两条线。
王廷在海岛上躲了二十八年，内陆的百姓在陆地上被反复横扫。
王廷最终出岛投降，三别抄还在济州岛打到了最后。
奇氏在元大都登上了皇后之位，数以万计的无名高丽女子淹没在那个制度里没有留下记录。
高丽最终以附庸的身份保全了王朝的外壳，但这个外壳里究竟还剩多少东西，是一个至今没有人能给出统一答案的问题。
李成桂1392年推翻高丽、建立朝鲜之后，重新梳理了这段历史，把高丽的抗蒙叙事写得相当英勇，把附元的那段写得相当晦暗。
后来朝鲜半岛的历史书写延续了这条线。
只是有一件事始终放在那里没有移动：济州岛上三别抄战败的那一年是1273年，最后据守耽罗的那批人究竟有多少人，《高丽史》给出的数字是贼众，没有具体数目。
他们的名字，大部分没有留下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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