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如何影响着国共两大组织的命运|国共合作|斯大林|莫斯科中山大学|鲍罗廷

在中国近代革命波澜壮阔的百年进程中，有一所特殊的学校，仅存在五年时光，却深刻改写了国共两党的人才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与轨迹。它诞生于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冠名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由苏联全额出资创办，汇聚了当时中国最热血、最先进的青年。这所学校，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

一、孙中山逝世后的战略抉择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中国革命骤然失去了最核心的联俄领袖，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布局迎来关键转折。因为，自合作以来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苏联在华最坚定、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孙中山的离世，让苏共领导层意识到，想要持续助力中国民族革命、维系中苏革命纽带、培育亲苏革命力量，必须搭建长效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单纯的枪炮物资援助只能解一时之困，唯有系统性培养本土化革命干部，才能扎根中国、延续革命火种。

基于这一战略考量，苏共中央迅速敲定重大决策：以纪念孙中山为名，创办专属中国革命青年的高等学府，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斗争经验、政权建设逻辑，批量培养适配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1925年10月7日，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被称作国民政府“保姆”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该提案全票通过，国民政府随即成立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日，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

二、“什么是国民革命”——一场轰动全国的招生

彼时的中国，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奔赴莫斯科求学，成为无数热血青年心中最崇高的理想。招生消息传遍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革命核心城市后，上万名进步青年踊跃报考。

不同于现代繁复的升学考试，当年中山大学的选拔极为纯粹。广东地区的选拔分三步进行：应试者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填写报名表，由招生委员目测甄别；第二步为笔试，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考题为“什么叫做国民革命”“试述中国动乱之原因”；最后还要进行口试。这道考题看似简单，却精准筛选出真正心怀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

据记载，仅广东一地报考人数就1030人。最终全国择优录取约300名学生。广州（广东）录取147人，上海录取50人，京津地区录取50人。此外，鲍罗廷特别推荐了约3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入学，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邵力子之子邵志刚等。首批学生中，半数以上为国民党员。

中大的招生热潮，甚至直接冲击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在此之前，报考黄埔、从军报国是革命青年的最高追求。但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后，无数黄埔学员纷纷申请赴苏，黄埔校园人心浮动。彼时蒋介石正急需黄埔一二期毕业生奔赴前线，为此紧急下令严禁黄埔一、二期学生报考。

但时代的革命热忱，从来不是一纸禁令能够阻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第一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就有梁干乔、陈启科、萧赞育、邓文仪、左权等人。邓文仪先偷偷报考，通过后绕过学校，直接跑到汕头前线向蒋介石恳请恩准。归国后他深得蒋介石信任，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而同为黄埔一期的中共学员左权，也于1925年12月赴苏学习，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成为八路军高级将领。一禁两途，两种选择，两种人生，也折射出国共两党青年截然不同的革命信仰与人生追求。据统计，莫斯科中山大学在短短五年间，总共接收了859名国共两党留学生。

三、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青春岁月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小楼，是十月革命前俄国贵族的官邸。彼时的苏联，刚刚经历内战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但苏联政府为支持中国革命，投入了海量人力、财力、物力扶持中大办学。根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年度预算达1000多万卢布。在饮食上，学生们“早餐就有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每天开五次饭，学校还专门请来中餐厨师。学校完全免费发放劳保用品，每个月还有10卢布生活津贴。这份倾尽全力的扶持，彰显了苏联助力中国革命的赤诚初心。

作为国共合作背景下的红色学府，中大全程低调办学、不公开挂牌，所有中国学员均登记专属苏联化名，最大限度保障学员归国后的人身安全。邓小平的俄文名是“多佐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

1925年11月7日，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会场主席台并列悬挂苏联与中华民国国旗，列宁与孙中山画像居中映衬。苏共核心领导人托洛茨基亲自主持典礼并发表演讲。他以坦诚的姿态向全校师生承诺：如果任何一个俄国人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留学生，那么他就不配当俄国革命者。这番真挚又有力的讲话，让远赴异国追梦的中国青年倍感温暖，也让托洛茨基的革命思想在校园内埋下了深远的影响。

学校实行两年制系统化教学。第一年重点夯实俄语基础，每天四课时高强度语言训练，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基础课程。第二年聚焦中国本土革命，开设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核心课程。除此之外，学校每周固定开展军事训练，在军事研究室里陈列着各种普通武器和地形沙盘，学生常去莫斯科附近的军事院校参观和到附近兵营打靶，接受野战训练。

教学模式开放思辨、务实高效。学校按学员的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进行分班，实行分层因材施教。邓小平当年所在的第七学习小组，被认为是最具政治前途的学生群体，同组的还有蒋经国等人。

国共青年同校求学、同台研习、并肩进步，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景象。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散步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这些青春岁月里的同窗情谊，日后却被时代的洪流冲刷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办学期间，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邓演达等都曾到校作过演讲。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与学生座谈并回答了十个书面问题。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邵力子，1926年退出共产党后以国民党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常驻中山大学负责监察。宋庆龄于1927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次日便来到中山大学校园发表演讲，鼓励学生继承孙中山遗志。

首任校长为卡尔·拉狄克。1927年，拉狄克因倾向托洛茨基被撤职，由原副校长米夫接任校长。

四、风暴来袭——国共分裂与校园内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出通令，决定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禁止国民党员继续在该校学习。在校的国民党派遣学生被陆续遣返回国。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也开始了严酷的政治斗争。1927年前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这场发生在苏联的权力斗争深刻波及了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们。部分中国学生将国内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斯大林的政策，思想转向托派。蒋经国便与校园中的托派建立了密切关系，深受影响。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

1928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合并，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内部的派系纠纷使得学习生活无法正常进行。1929年夏，中山大学召开了著名的“十天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日后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0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前后历时短短五年。

五、五年熔炉，两代命运

短短五年，859名学子。这所冠以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走出了一大批改写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共产党方面，有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可以说，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过大量干部的学校，就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他们从莫斯科河畔的同一栋教学楼出发，带着同样的革命理想，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人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有人则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的中坚力量，还有人倒在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同一所学校、同一位老师、同一间教室，却塑造出如此迥异的人生，这大概就是历史最残酷也最迷人的地方。

如今，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原址已难觅当年痕迹。但那段国共青年同窗共读、并肩求索的岁月，那份远赴异国追寻真理的热忱，那场深刻影响了中国命运的五年熔炼，不该被遗忘。正如当年托洛茨基在开学典礼上所说，这些中国青年是远赴异国追梦的革命者。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的那段历史，至今仍在厚重的历史回响中，诉说着一个时代的风云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