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高考出分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蹲了很久。树底下泥土潮，手机屏幕亮着，我盯着那串分数发呆，眼泪掉下来也不觉得疼。624分，镇雄中学排年级三十多名，能去个不错的学校，但我心里总觉得少一截。

第二天我就跟家里说想复读。其实我没想那么远，就想着把数学那几道补回来，把自己从差一口气的地方再拉一把。高考数学里我最怕的是解析几何，那道最后一问，我当时手里铅笔写到一半就停了，写不出来。出来之后我整个人发抖，连杯子拿稳都费劲。

我妈在灶房里择豆角。她听见我回来的动静，才问了一句：“考咋样？”我说六百二十四。她手里的豆角断了，她也没说别的，直接把灶前的围裙往手上抹了抹，然后走到我面前，把我后脑勺摸了一下，说：“六百多也行了，妈这辈子连六百都没考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角是湿的，但她没哭出声。那天晚上一句话没再多说。她择完豆角就回屋，灯一直亮到很晚，缝纫机在屋里哒哒哒响。声音挺普通，可我听着就觉得心里发紧。

我爸在浙江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复读这事我第二天就给他打电话。电话里噪音大，他先喊我名字，再说听不清，来回扯了两次才问我说的啥。我说想复读。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他才说：“复读就复读呗，爸多干几个月活就挣回来了。你好好读，别想太多。”

那年我搬到县一中旁边的出租屋。房东收钱干脆，一张硬板床一张旧桌子，墙上贴满纸，我把自己抄的英语单词和文综提纲都贴上去。每天六点起来，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中间就去吃饭、上厕所。周围的人要么在睡懒觉，要么在街上跑，我就在这间屋里把同一句话背到嘴发麻。

我妈每周来看我一次。骑电动车，从城东到城西，半个多小时。她冬天穿得厚，围巾结一层白霜，进门先摸我手，看凉不凉。她每次只待一会儿，把保温饭盒塞到我手里就走，里面有排骨汤、红糖鸡蛋，或者就一碗热粥。她走路慢，电动车钥匙捏在手里，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她把外套帽子往下压了一下。

复读一年，我也没觉得自己变厉害了。只是那种慌慢慢被我压下去。今年六月我再考，数学出来的时候我跟门口等我的班主任击了个掌。我当时笑得有点用力，觉得这次不会再卡在最后一问。

查分当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摁了好几次才进去。总分六百九十三，数学一百四十八。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一阵，哭完又停，像是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话一开口就断断续续的，最后我只能喊她名字。

她在电话那头安静两秒，我听见她用围裙捂着脸的声音。不是那种大哭，是那种忍着哭的闷声。我过了一会儿才听见她说：“行，真行。”她没问我别的，像是先把那句“行”确认一遍。

志愿填报那几天，我妈反常地忙。平时她从来不管我怎么选学校，她只问一句“你自己想好了没”。可那几天她隔三差五就来出租屋，翻我带去的志愿指南，把页面摊开，拿笔在纸上划。她嘴里念得也不快：“川大好，重大也行，离家近一点妈放心。”

我第一志愿填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第二志愿四川大学口腔医学，第三志愿重庆大学临床。她看着我把专业一栏一栏点完，坐在桌边没动，手搭在键盘上停了半天才松开。她说了一句：“广州太远了，坐火车一天一夜，你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妈赶不过去。”我回她：“川大也远，重庆也远。你要离家近，那就只能填昆明。”

她就摇头，说：“你填你填，妈就随口说。”我当时没多想。填完我就去背书了，心里只想着这次怎么别再出差错。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我午睡醒了也没听见楼下邮递员喊人。等我跑下去签收，手里捏着EMS大信封，心跳有点乱。上楼把信封拆开，最上面那张纸红得刺眼，我盯着学校名读了一遍又一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

我把纸翻到后面又看一遍，再把手机拿出来查填报记录。那一下我手有点发麻。第一志愿那栏学校代码是川大没错，但专业那一栏从口腔变成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我把操作日志往上翻，最后一次修改时间显示在填报截止日当天下午三点多。我当时在睡觉，手机放在桌上充电，我妈来过。

我冲回裁缝铺的时候，铺子里缝纫机还在转。她低着头踩踏板，咔嗒咔嗒的声音特别稳。我把通知书和手机往案板上一放，说：“你给我改了没？我填的不是这个。”

缝纫机停了一下，铺子安静了一秒。隔壁服装店放的歌飘过来，是那种慢慢唱的旋律。她没抬头，只把手停在机器板上，过了一会儿才说：“欣啊，广州太远了。妈怕你生病了没人照顾。川大在成都，坐动车半天就到了。妈去看你方便。”

我说：“那你也不能把我改成劳动保障啊。我学口腔学了好几年。”我声音越说越紧，最后一句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终于抬头，眼眶红得明显。她没跟我争什么专业到底好不好，只说：“妈没改你学校。学校还是川大。只是换了个更好找工作的专业。劳动保障出来考公务员对口，稳定。”

我盯着她手上的动作。那双手平时按裤腿按得很快，手背有一块块旧疤，手指粗，指尖发暗。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手还在用力握着缝纫机板，像是怕一松就掉下去。

我爸腰伤的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前年过年他回家，走路一瘸一拐，吃饭的时候筷子拿得慢。开学走的时候他在车站拐角揉腰揉了好半天才上车。那时候他没说太多，只说工地累，歇歇就好。

我妈说家里供不起我去念那么久。她说我念口腔要念五年还要规培考研，家里这点钱拉不到那么远。她说我念劳动保障四年出来，能考编能上班。她说这些的时候，话不带情绪，但每一句都像在掰一块块硬物给我看：怎么算、能不能、够不够。

我还想说什么，但嘴里全是卡住的话。最后我把通知书折起来塞进口袋，伸手抱住她。她身上有缝纫机油味，还有布头的味道，我以前嫌这味道重，现在抱着就舍不得松开。

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里没睡。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画面：填志愿系统页面里专业那栏被改过，而修改时间就在我妈来过之后。可我也突然想起她每次从城西到城东的路程，想起保温饭盒的重量，想起她站在门口说话少，可手一直很稳。

九月去成都报到的时候，我还是拿着那张通知书。川大江安校区梧桐树很高，路边的树荫凉得很真实，我走进去才发现人不可能一直沉在同一种情绪里。

劳动与社会保障这个专业，我也不是完全没听过。开学第一周老师讲课程安排，讲医保体系，讲社保基金的东西。课上内容我听得进去，但心里总有一块空着的地方，像缺了一颗扣子，外面看不出来，手摸得到。

我后来也跟我妈聊过。她说那天改志愿之后哭了一下午。她说完又补一句：“你别怪我。”我说我不怪你。可我还是问她：“你颈椎还疼不疼？手还硬不硬？”她说好多了，又说你爸腰也好些了，工头让干点轻活。

我心里知道她大概是在哄我。可我也没拆穿。人有时候说“好些了”，不是因为真的完全好了，是因为不想让你继续担心。担心这东西一旦打开，就关不上。

再往后，我偶尔路过华西那边，见到穿白衣服的同学从我旁边走过去。那一瞬间我心里会晃一下，但我也只是停一秒，就继续走。回去的时候我会想起我妈那台缝纫机，想起她把饭盒塞进我手里又转身离开的背影。她不讲大道理，她只做最现实的选择。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课程按时上完，把字写干净，把考试一场场过掉。至于以后要不要走别的路，我还没想明白。

有时候晚上我在宿舍窗边背单词，楼下偶尔有人骑车经过，声音很远。我会突然想到镇雄那间铺子，缝纫机是不是也还在响。有人锁着裤边，一条一条数着时间，像是在把某一天往后推一点点。